同样是大改革，为啥王安石能搞16年，范仲淹一年就下课了

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事拿出来对比，好像王安石变法涉及的更全面对吧？所触及的利益集团也更多。王安石变法确实是我国古代最后一次自上而下大规模、长时间的变法。但对比过之后，大家会发现其实他们侧重点完全不一样。如果非要给他们做个最简单的总结，王安石变法主要是搞经济，而庆历新政则是动人事。

王安石

所以真正实施的时候，反倒是庆历新政显得更激进，反对的声音也更大。这也是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你别看他中间反反复复，但前前后后搞了十六年。他能搞这么久固然有神宗的支持，但更关键的是——他其实没那么激进，或者说他的做法有它的可行之处。

反观庆历新政，从开始到结束，一年零两个月。因为太激进了。

范仲淹的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整顿官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马斯克说要成立什么效率部，他那意思就很像庆历新政，就是要裁掉大量的公务人员。这事儿他要能办成才怪，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很快就搞不下去了。范仲淹也一样，第一刀就砍向了人事组织。

范仲淹

庆历三年，北宋的冗官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宋仁宗就把两府三司的官员都叫到天章阁开御前会议。在场的有晏殊、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蔡襄、王尧臣这些大佬，仁宗当场赐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就在这儿把国家当前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写清楚。这就是著名的天章阁召对。

这次召对里，范仲淹拿出了他的大手笔《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就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十条都有什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他上来就拿整个国家的官员开刀。十条里头前四条，全是对着大大小小的官员去的。明黜陟，就是改变过去官员熬资历升迁的办法，不能让你躺着混日子；抑侥幸，就是限制恩荫，不能让你一个人当官全家都当官；精贡举，改革科举，重策论轻诗赋，得真有本事；择官长，严格挑选地方官，把没用的官吏撤了。

范仲淹认为国家机构太臃肿了，层层叠叠，办事效率低不说还互相扯皮，不如集中权力，把不干事的裁掉，节省开支。听起来挺好是吧？但你想想，他这四条一出来，等于把整个官僚系统的人都得罪光了。限制恩荫？那以后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怎么办？严格考核？那以后谁还敢干事，干事就会出错。就连富弼当时都觉得太激进，好心提醒范仲淹，说你这一笔勾下去，可就是一家哭啊。范仲淹回了那句有名的话：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富弼

至于后边的厚农桑、修武备那些，虽然也涉及到经济和军事，但关键是，你改革得有人去推啊，你上来先把办事的人全得罪了，后面的事根本推不动。比如修武备，压根就没实施。

更要命的是，你这么搞，那些被你裁撤、被你挡了路的人，肯定盯着你找茬。范仲淹的朋友滕宗谅（就是滕子京），因为在西北打仗的时候用公费犒劳军队，有笔账对不上，被人告发。其实那会儿打仗，十几万贯钱对不上太正常了，而且他也说没贪污，最后也是笔糊涂账。但人家就抓住这个攻击范仲淹，说你考核别人那么严，到自己朋友就包庇，你们就是朋党。

朋党这顶帽子，在古代皇帝那儿是要命的。范仲淹这人又特别君子，脸皮薄，受不了这个，最后自请外放。庆历新政，一年零两个月，黄了。

再看王安石变法。别看它涉及的面挺广，但重点都在经济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都是先搞经济。我们上学时候背王安石变法，主要背的也是这些。

虽然他肯定也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没有那么直接。他不像范仲淹那样，上来就把你官撸了。他的意思是，你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稍微让出点利益，咱们把经济搞上去，把整个国家的蛋糕做大。这样肯定也有人反对，但总有人会支持。

你看他后边才搞什么保甲法、将兵法、军器监，最后才提了改科举、整顿太学。他对组织人事动的非常小，这就是王安石的思路，先把经济蛋糕做大，其他问题慢慢来。

他也是看到了之前范仲淹的教训。如果他上去就动官员，下场跟范仲淹一样。所以他一开始就回避了裁撤冗官这个雷区。

而且我们得知道，王安石变法其实并没有完全失败，作用还是很大的，有些条款一直到北宋灭亡都还在用，比如保甲法。我觉得王安石这人，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天真、不顾事实，他其实非常清楚上上下下的问题，他自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对地方情况熟得很。他要是真天真，那变法很快就夭折了，但他搞了十六年。

当然，关于王安石变法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史学界到现在还有争议。但根据后来的情况看，作用确实不小。

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说宋哲宗多厉害，把西夏打服了，功劳都算他头上。但大家想过没有，宋哲宗一共才活了二十四岁，亲政只有七年。这七年他也没搞什么变法改革，而且变法这种事，不是今年变明年钱就出来的。他能多次出兵去打西夏，钱从哪来？

宋哲宗

历史是连贯的。哲宗能连续对西夏用兵，原因在哪儿？王安石变法啊。宋神宗给宋哲宗留了多少钱？史料有记载，熙宁十年（就是宋哲宗出生那年），年收入五千二百万石。元祐二年，送哲宗已经当皇帝了，户部尚书说，先帝（神宗）操劳这么多年，积蓄财物，现在全国各项结余的钱财有五千六百多万贯，京城的米、盐、钱还有一千万贯，加起来总数还要翻倍。国库非常充盈。这不就证明王安石变法成效不错嘛。至于后来南宋对他的评价，那里面政治因素太多，不好说。

所以说，哲宗的功劳，至少有一半得算在宋神宗和王安石身上。而且我一直对宋哲宗评价一般，这皇帝连传位都传不明白，在位期间还干了不少抽象的事儿，感兴趣的可以翻翻《宋史·后妃传》，那场面我只能说……不提了。

总之，王安石变法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极端和天真，反倒是庆历新政的草草收场，才恰恰说明了它的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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