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培·文史浅谈(625)长征,应是一个国家的迁徒

刘大培/2026/3/14

我曾在40多年前在岳王路花鸟市场的地摊上收购到一枚瑞金苏维埃政府发行的铜币，拿在手中沉甸甸的，摊主要价5元人民币。当年我工资一个月也只有50多元，所以觉得贵了点。好者我时常有稿费，5元、10元的每月有几笔，于是就咬咬牙买了下来。过了几年在几位钱币收藏家朋友一起鉴定时，有位收藏前辈告我，这枚铜币可能不是瑞金当年铸造的，而是后来台湾铸造的，后流入大陆，忙问缘由。

这位钱币收藏大佬告我：当年瑞金苏区有苏维埃银行，自铸铜元自印纸币，当然只在苏区内流通。据说当时苏区有两台质量上乘的铸币机，一台随中央红军长征时带走，另一台则留在苏区瑞金。结果被带走的那一台在红军为减轻行军负担时没能保存下来，反而是留下来的一台铸币机被国民党军缴获，最后落到何应钦手中。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何应钦年老无事，闲得无聊，就动起了这台铸币机脑筋，压出了不少中华苏维埃硬币出来。所以现在钱币收藏圈中不少苏维埃硬币都不是当年的真货，而是何应钦当年在台湾自铸的。

由铸造苏维埃铜币的中央苏维埃银行，我联想到几天前在瑞金看到的那几十个苏维埃机关旧址室馆，心想，那时的中央苏维埃就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呀！我在参观中见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纪委检察部外，还见到了外交委员会（部）、军事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内务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这是1931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刚成立时的九部一局。

到了1934年召开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又增添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委员会、中革军委、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国家银行、国家邮局等。大家看看，这不就是北京各部、局、委的前身吗？在当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一个庞大的国家已经形成了。只不过，它们随长征又搬迁到了延安，又从延安搬到了北京，这就中央政府的搬迁史。

挂在瑞金叶坪景区内墙上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布告

瑞金中央纪委丶国家监委办公处

瑞金市政行政局办公处

瑞金教育委员会（部）办公处

这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机构，几乎涵盖了类似今天北京的各个部门最高权力机关。但长征开始了，这么多部门，谁能落下呀，于是统统跟随主力撤退。撤到哪里去呀？谁也没有数，连最高领导人博古同志也心中无底，走一步算一步吧。

然而如此庞大的臃肿的机构和军队是不适合突出敌军重重合围的，在长征一出发的湘江突围战中就惨遭损失，除了牺牲的将士外，仅被桂系军宣传，就有七千多人被他们的第四集团军俘虏（有可能被李宗仁的桂系部队夸大了）。

中央红军的损失，除了出发时的仓促外，机构庞大，新兵质量差是重要因素外，所携带的物资太多也是重要因素。在师永刚、刘琼雄编著的《红军》一书中记载，为防御敌军进攻，或迫不得已时撤退，中共中央和中央苏维埃各部门都储存了大量物资，如棉花8．6万斤、子弹14万发、草鞋20万双、粮食6万余担…。这么多机构、这么多物资全要突围转移出去，太困难了。于是沿途就开始抛弃，到四渡赤水时，携带的大部分物资都抛弃了。亲历长征的将士们告诉斯诺：“成千上万支步枪和机枪，大量机器和弹药，甚至还有大量的银洋都埋在他们从南方出发的长征途中。”我在文章开头写到的铸币机也是不得不抛弃的物资之一。

我在瑞金参观学习时，认真看了三个展区，一是叶坪展区，二是红井展区，三是二苏大（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展区。三个展区看完，我就认识到这儿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这儿有完整的国家机器，早在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就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上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这大概算是国号吧！

选出了国家领导人，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苏维埃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主席的称呼就此诞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律。

苏区中央政府下设军事、外交、财政、土地、教育、司法、内务、监察、国家政治保护局（大概与今天的国安部类似吧）等一整套国家权力部门。

中央苏区政府有自己的银行、货币、邮票。

有军队，包括主力红军、地方武装、民兵10多万人。

中央苏区内人口约300多万人。

暂以红军军旗代替国旗。

这不是一个国家吗？

从瑞金归来，我常思考一个问题，即像我们这样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领导不能轻易犯错呀，一犯错其损失就不得了。像瑞金苏区的惨败，就是前车之鉴。毛泽东于1937年在延安总结三年前中央苏维埃失败的二个教训时，对斯诺说，第一个教训是当年未能与福建蔡廷锴将军密切合作，团结合作，共图大事；第二个教训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避开正面强攻的阵地战，保存好自己的有生力量，才不至于使中央红军遭受到如此困境和损失。当年从中央苏区走出8．6万人马，一年后到达延安时，仅存一万左右了。这完全是王明、博古的错误领导所致，由瞎指挥造成的。

教训在眼前，值得后人深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