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数字时代家庭教育新生态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全面渗透，中国家庭正经历一场代际互动的深刻转变。面对数字素养普遍较高的“80后”“90后”父母，当下家庭教育中出现了“子教亲长”的现象，即不像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家长是唯一知识权威的地位，而是数字技术成为重要媒介，正在重塑亲子间的权力关系与情感纽带，出现了代际互学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家庭又如何在数字时代的代际互学中保持其特有的温度与凝聚力？

　　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了亲子互动的语境与方式，也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出了新的命题。家庭、学校、社会与政策层面需形成合力，系统构建支持性的数字时代家庭教育生态

　　1

　　代际间的实践维度:

　　从传递技能到弥合鸿沟

　　在青少年看来，向父母分享数字时代的新知识新观念，既是展示其学习与探索能力的重要契机，也是通过信息差优势打破代际壁垒、获取父母认同的情感实践。面对本就熟悉技术的父母一代，这种反哺的心理动机已从单向的教导关系转变为双向对话。

　　其一，创意共创实践。青少年对新兴数字工具往往抱有天然的探索热情。当孩子兴致勃勃地向父母展示如何用AI生成一幅奇幻画作，或揭秘某个巧妙的数字交互功能时，驱动他们的不仅是新奇与乐趣，更是一种作为“家庭数字先锋”的成就感。家长的一句“这个功能你是怎么发现的”或“这个效果真有意思”，所传递的不仅是技能层面的赞许，还包括对其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身份的认同。这种基于创意的代际共享，赋予了青少年在家庭数字生活中的参与价值，也为亲子间建立平等、互信的对话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二，风险预警实践。面对网络谣言、电信诈骗等风险信息时，青少年常能展现出超越年龄的警惕与判断力。这一能力既源于学校常态化网络安全教育所赋予的知识基础，也与其作为家庭数字互动中“旁观者”的客观立场密切相关。相较于可能因情感代入或利益关联而降低防备的家长，青少年往往能以相对抽离的视角冷静辨识风险。这种从校园向家庭延伸的知识迁移，使青少年在主动提醒父母防范陷阱的过程中，体验到一种“反向守护”的参与感与责任感。

　　其三，语境解码实践。青少年不仅是网络“热梗”与亚文化符号的传播者，更是其意义的诠释者。当青少年主动向父母解释某个网络用语的含义、某个社群的互动规则或某部影视作品的文化隐喻时，他们实际上扮演着“代际文化转译者”的角色。这一过程有效弥合了因信息差异形成的代际理解鸿沟，也是青少年向父母发出的含蓄而真诚的情感邀约。

　　2

　　家长传统权威的转型：

　　从信息垄断到协作共生

　　当数字反哺得到积极回应时，家长的权威并未消解，而是从依赖信息垄断的传统权威，转向建立在能力认可基础上的“协商型权威”。这种新型权威关系的形成，标志着亲子互动从此消彼长的权力博弈，转向各展所长的协作共生。

　　这种“协商型权威”的运作，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领域分化、优势互补的协作机制。具体而言，在数字工具应用与前沿探索领域，家长可主动“让位”，充分承认并借力青少年的数字“原住民”优势，鼓励其发挥探索精神与工具理性。例如，在筛选应用、体验新功能时，不妨尊重青少年的审美与选择，并引导其阐述推荐理由、分析设计逻辑，从而将技术使用转化为思维训练。而在伦理规范与价值引导方面，家长则需回归“引导者”与“监护者”的角色，依托其更丰富的社会阅历与价值判断能力，为青少年建立行为边界与伦理框架。例如，面对隐私保护、网络消费、信息甄别等问题时，家长不仅应关注“如何操作”，更需与青少年深入探讨“为何重要”。

　　3

　　数字时代的潜在风险：

　　情感负担与关系疏远

　　亲子关系的数字化转型亦潜藏着情感异化与关系疏远的风险。一方面，在部分家庭中，青少年的数字能力可能被无意识地工具化，成为父母在社交中展示教育成果的“资本”。这种隐形的“绩效期待”容易扭曲分享的本质。当分享不再源于自发的兴趣，而成为需要精心准备的“成果汇报”时，青少年可能会承受一些额外的情感负担。

　　另一方面，在亲子陪伴不足的家庭中，青少年可能将数字互动视为弥补情感联结的主要途径。若父母对此缺乏敏感与回应，孩子便容易陷入单方面输出的疲惫状态，甚至通过“我是不是该找点儿新鲜事和爸妈说说”等自我提问，将本应轻松的亲子交流内化为一种有点儿沉重的责任。长此以往，不仅可能消耗青少年的情感能量，更可能导致亲子关系在数字空间中渐行渐远。

　　4

　　协同育人的契机：

　　提升家校社的数字适应力

　　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了亲子互动的语境与方式，也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出了新的命题。家庭、学校、社区与政策层面需形成合力，系统构建支持性的数字时代家庭教育生态，提升数字适应能力。

　　家庭内部，需要建立“情感—认知”双回路反馈机制。父母不仅需要对青少年的数字分享给予积极的情感回应，更需要借此开展平等、开放的数字素养对话。例如，可通过设立“家庭数字共创时刻”，每周固定时间围绕一个数字话题展开交流，并约定“专注倾听、平等探讨、共同学习”等原则，使技术分享自然融入家庭生活与价值观传递的过程中。

　　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应推动数字公民教育从知识传授向实践赋能转化。可通过设计“家庭数字安全共建”等主题项目，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观察家庭、分析现实，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将网络安全意识、信息鉴别能力与伦理判断能力等，转化为促进家庭数字素养的建设性行动。

　　社区应发挥其贴近生活的支持功能，依托家长学校等平台，开设面向家庭的数字素养工作坊。内容可以聚焦数字沟通、冲突调解与关系共建等，为家庭提供及时的专业支持，逐步编织起“数字友好型”社区支持网络。

　　政策层面则需在方向引领与制度保障上着力，应明确家庭数字教育的核心是伦理培育与关系建设，而非单纯的技能训练；在出台相关政策指引时，宜采用倡导、建议而非硬性约束的方式，重在激发家庭内生动力，为多元包容的家庭数字生活实践留出空间。

　　（作者查颖系浙江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李伟系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生）

《中国教育报》2026年03月15日 第03版

作者：查颖 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