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谈国运，这就是龙脉

中国改革开放有一个不可跨越的边界，这就是陈云所说的 “鸟笼经济”。

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框架下的市场经济，我们改变了计划经济，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是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变。

从原理的角度说，计划经济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课题，它存在着天然的漏洞，这就是在软预算约束的背景下，形成效率递减，这是一个非常现实、高于正确政治的问题。

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公有制，而公有制的现实是缺乏可以承担最终责任的明晰的产权关系，理论上属于国家或人民所有，实际是行政权在经济中的延伸，是行政所有；也就是说，承担最终责任的是 “概念国家”，而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这就是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管理者本质上只是代行职权。

这就有了个问题：如何定义国企与民企的关系？

于是有了吴小平的 “民营经济补位说”，但这并不是吴小平的发明，他只是在复刻传统理论，对政策做了一个历史主义的延伸。

那么，现实又是什么情况？

改革开放四十年，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不再是给国企补位。它提供了 “五六七八九”的社会贡献率：50% 的税收、60% 的 GDP、70% 的技术创新、80% 的就业、90% 的市场主体。民营经济的分量太重了，妥妥的是中国经济的底盘。政策无法支持吴小平的说法，民营经济根本不是一个应然的逻辑，不是应该不应该离场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离场的问题，是离场了谁来给四亿人发工资的问题。

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又是脆弱的，政策真实的方向感，决定了民营经济的预期，从而也决定了民营经济的信心。

近十年国企总资产以年均 11% 的速度快速增加，远超同期 GDP 增速，目前已达民企总资产的两倍以上，但近十年整体经济也出现了效率递减。国企资产利润率 2.98%，民企 4.22%；国企资产营收率 50.1%，民企 85.2%。这种落差，在资源严重错配的背景下，对于竞争中的大国来说，是一个必须克服的漏洞。

如果谈国运，这就是龙脉。

为什么国企的效率，拼不过为它补位的民企，这是一个黑色幽默。

那么，究竟是谁在给谁补位，为什么要人为地为生产力设计边界，为什么正义与效率会分道扬镳？

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经济学家需要回答吴小平的民营经济补位说，更需要回答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民企是否是中国经济的 “永久性形态”？

如果不具有永久形态，为什么要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2025 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约是中国的四倍，这是人的效率的比差；单位耗能效率，美国是中国的 1.4 倍，这是物的效率。

那么，什么是竞争？在一场世纪级的龟兔赛跑中，所有的经济指标都会向一个根本的指标移动，这就是效率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