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少将晚年托人带话长春市委，希望能够回家乡看看吗？

1948年深秋，长春城里风声越来越紧。城外炮声若隐若现，城内却有一支特务小队悄悄往城门摸去，领头的人戴着呢帽，脚步急促，一边走一边压低声音对身后人说：“再晚就出不去了。”

这个人，就是后来在台湾病逝的军统少将项乃光。谁能想到，多年前，他在另一条战线上，曾经是中共中原局的“自己人”。

有意思的是，他身上这两段截然相反的经历，竟然恰好把抗战到解放这一段复杂的党派斗争、情报角力，还有人心的摇摆，全部串了起来。

一、从“进步青年”到叛徒：一条路走偏了

1915年，项乃光出生在辽宁开原。东三省的少年，在那个年代，基本都逃不过“亡国感”这四个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才十六岁，在北平读书，后来考入东北大学。当时东北大学学生运动气氛浓，反日、救亡、读马列，那是一整套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项乃光很快就走上了进步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被党组织挑选出来做骨干。

不久，他先后担任中共北平南区区委书记、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些职务在当时都不算小角色，尤其在军队里做工作，接触的人多，掌握的情况也多。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成为大局。蒋介石将全国划分为多个战区，其中第五战区负责华中、华东部分地区的抗战，由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

就在这个阶段，项乃光被调往中共中原局，出任友军工作部部长，专门负责第五战区内的国民党军联络工作，表面身份则是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七军一七九师的中校参谋主任。

看上去，他是国民党军里的一个中层军官。实际上，他掌握着的是第五战区范围内，中共在国民党军内部的绝大部分秘密组织情况。

这种双重身份，既是优势，也是危险。只要态度不坚定，一旦出问题，破坏力会很大。

1939年秋，他到湖北老河口，住进鄂光旅社。对外，他是来公干；对内，他正在执行秘密任务。

就是在这家旅社里，他做出了此生最关键的一步——转身投敌。

二、“小项叛变”：一封信掀开的风波

1939年秋的一天，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人自称“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要求与第五战区高层见面谈话。

这封信一看就“蹊跷”。

当时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这是军统设的局。因为鄂光旅社本身就是军统在老河口的据点，旅社经理是军统驻当地的工作组长，来头不小。

不过，战时做情报工作的人，本身也习惯多走一步再做判断。韦永成没有贸然出面，而是先派人秘密接触，把人从旅社悄悄接出来，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再逐步核实身份。

后来调查确认，信确实是项乃光写的，他也确实是那个早年入党的地下工作负责人。

接触之后，项乃光表现得非常“积极”。

他不等第五战区的人多问，就主动连日写下大量供词，把自己知道的中共组织、联络线索、人员情况，全都一股脑写了出来。

“我是中共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手中掌握着第五战区统辖部队内中共全部活动情况。”

这句话一说出来，所有人都明白，这一次“投诚”，是个不小的炸雷。

后来根据中共方面的回忆与档案印证，项乃光在供词里几乎是“知无不言”，把他能想到的、接触过的、听说过的组织关系统统写了进去。

汤恩伯得到这些材料后，甚至将其印成小册子，作为内部资料传阅，里面连“四望山游击根据地”的情况都说得很细。

不过也因为他不清楚全部布局，有些关键内容反而没有出卖。比如，川军四十五军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在大洪山的秘密部署、电台和军用地图的提供等，他就一字未提。

这从侧面也能看出，当时中共对情报工作实行分级、分线保密制，某种程度上还是起了点作用的。

那么，一个曾经的中共“骨干”，为什么会突然叛变？

三、内部说辞与真实动机：一桩婚事掩不住的贪念

关于项乃光叛变的原因，国民党方面和他本人都给出过一些说法。

李宗仁当时也多少有些纳闷。

他很清楚这个人出身何处，也知道中共对他不薄，就让秘书尹冰彦找机会问了一句：“你入党多年，又握着这么重要的职位，怎么忽然跑到国民党这边来了？”

项乃光的回答，听上去挺“高大上”：“共产党的纪律太严，个人没有一点自由。我为了追求个性发展和自由，才投到国民党的世界来。”

这种说法，后来多次被他拿出来讲，好像自己是为了什么“人格解放”才叛变。

但了解内情的人都明白，仅靠这么一句“追求自由”，不足以解释他这种彻底倒戈。

当年他奉命与项乃光接触，将其转移到老河口武昌馆后院居住。两人住在对门，有一次，项乃光睡到半夜突然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

“我在延安有个未婚妻，被人占有了。我实在太痛苦，才想到老河口来找李长官和韦主任，我想脱离中共。”

按照这种说法，他是因为感情问题心怀怨气，才彻底倒向国民党。

这段故事听起来戏剧味很浓，细节也难以完全核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自己不断往外说这些话，是有用意的。

另一方面，从更具体的经济动机来看，他叛变时身上确实带着一笔巨款。

这笔钱是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通过他，秘密转给新四军李先念部队的军饷。这类钱款转运，本来就很隐蔽，既不能报账，也不能公开。一旦被占为己有，纸面上很难查出。

项乃光当时显然起了贪念。他既想把这笔军费吞下去，又怕事情败露，不敢回到组织那里交代。

在权衡利弊后，他选择直接投向第五战区政治部，把身份亮出来。

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洗白”，避免日后被追究责任。

从后来的发展看，他投敌之后，对中共组织的破坏积极得很，根本不是一时冲动。

很多人也因此判断，他所谓的“追求自由”“未婚妻事件”，更多是他在国民党内部塑造的“故事版本”，方便别人接受他的转变。真正关键的，是个人贪欲和对纪律的不耐烦。

四、一次叛变，连锁牵出多少人

项乃光叛变，对中原局和第五战区的中共地下工作，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当时，鄂西北区委友军工作部部长刘放正与他同行，一路来到老河口。两人同住在旅馆里。

某晚，项乃光以“外出办事”为由离开，一去不回。刘放等到天亮，隐约觉得事情不对，立刻撤离旅社，到对面暗中观察。

但他在对面守了整整一天，也没见有什么异常动静。考虑再三，他不敢久留，只能独自返回鄂西北区委报告情况。

那时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项乃光已叛变，但鄂西北区委当机立断，下令迅速转移。

正是这道指令，让不少重要干部、骨干力量躲过了一场更大的清洗，虽有损失，却没有被一网打尽。

相比之下，损失最重的，是多年来在国民党军队中苦心经营的一大批地下关系。

项乃光曾长期负责东北军工作，他对东北军内部不少中共党员情况十分熟悉。

他叛变后，东北军中一些隐蔽战线不得不全部中断。像解方等潜伏干部，只能紧急转移，撤出原有岗位。

川军四十五军的副军长陈离，原本是坚定支持中共的爱国将领，长期给地下党以掩护。

因为他的部队里有很多中共党员，联络频繁，项乃光在供词中对其多有牵连，导致陈离所部的党员迅速撤离，他本人也被免职。

后来，陈离曾在回忆中提到，他亲眼见过汤恩伯印发的小册子，里面许多细节都出自项乃光之口。

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中的中共组织，也在1940年前后遭到严重破坏。原本在部队里担任团长的杜新民等多名党员被捕，一度生死未卜。

牵连最深的，要数何基沣。

这位一七九师的师长，是中共秘密党员，他不仅暗中为新四军输送物资，还通过项乃光转交军费。

项乃光叛变的时候，身上就带着何基沣托付的那笔钱。

结果可想而知，事情迟早会暴露。何基沣不久就被撤掉师长职务，调往重庆“候差”，实际上被变相软禁了一年多。

后来，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他才被迫释放。

再往后到了淮海战役，何基沣和张克侠率部起义，这才重新回到人民军队一侧。

如果细细梳理，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链条：

一名关键情报干部的叛变，往往不是简单“损失一个人”，而是成片网络的崩塌。

在那样的年代，信任一旦出问题，很多年经营的布局，都可能一夜间化为乌有。

五、军统少将：甘当鹰犬，越走越远

从第五战区政治部“供出一切”之后，项乃光的身份，算是彻底公开了。

不过，李宗仁本人对这种人，并没有太高评价。

一方面，他手上需要这些情报；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这样的人既然能出卖曾经的同志，将来也未必可靠。

项乃光写交代材料时，经常管要钱，而且花销巨大。

几次三番之后，韦永成也忍不住问：“怎么用得这么快？”

这个回答，让人无奈。

因为对他来说，投靠国民党，只是换到一个更宽松、更能满足物质欲望的环境。

一旦享乐受限，他马上就想用“立功”来换更多好处。

有一次，他提议抓捕一名他“掌握线索”的中共地下党员，还主动要求亲自外出查证。

回来以后，他向李宗仁报告，说陕西白河的独立炮兵营里有中共组织，还宣称中共想把这个营拖到武当山搞根据地。

李宗仁听完冷着脸回了一句：“这绝不可能。”

显然，他不是全盘相信。

李宗仁笑笑，说：“是啊，你看我们还这么信任他。”

堂堂一个战区司令，用的是反讽。

项乃光听出来，尴尬得说不出话。

1940年春末，他离开第五战区，理由是“蒋委员长从重庆来电，要面谈”。

到重庆后，蒋介石对他颇为欣赏，称他是“继张国焘之后的第二个党国忠臣”。

戴笠更是视若至宝，给了他一个军统少将头衔，还配了汽车。

戴笠的话说得很直白：“对付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叫共产党出身的人去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项乃光被编入了军统系统，先安排在张国焘挂名主持的“特种政治研究室”。

这个机构专门集结中共叛徒，分析对付中共的办法，也对他们进行监控。

1941年前后，他被派往鄂北，名义上是做“联络工作”，实际上是招降纳叛。

国民党方面一边给他权力，一边又不敢完全放心，还另外派人暗中监视他的动向。

不过，从表现来看，他完全不需要别人“刺激”，自己就干得很卖力。

他在安徽界首一带开设特务训练班，专门培训渗透中共根据地的细胞。

平时，他重点摸排哪些青年思想进步、谁同情共产党、谁有过接触，一旦摸清底细，就用利诱，利诱不成，就抓捕、暗杀。

这套手法，对当时的一些地方组织造成了不少破坏。

抗战胜利之后，他被派到徐州，从事清剿和监视任务。

何基沣的七十七军也驻在那一带，项乃光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老熟人”。

他的情报不断送到上面，何基沣最终在1946年春被“明升暗降”，从军长变为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员，实权大为削弱。

可以看出，项乃光一旦站到对立面，做事没有任何犹豫，完全称得上“甘为鹰犬”。

六、长春城里的血债：特务头子的最后疯狂

1947年8月，他被调往东北，担任保密局长春站少将处长。

那时，东北局势已经朝着有利于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在城市中加强特务统治，试图通过“强化控制”挽回败势。

在长春，项乃光的工作重点，是镇压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同时搞渗透破坏。

他与同样叛变的袁晓轩、马绍周勾连，从各地收拢逃亡土匪和地主武装，拼凑出一个所谓“吉黑义勇总队”，对解放区进行袭扰，做的是典型的“后方破坏”勾当。

形势越紧，他越凶。

1948年春天，长春被解放军外围包围，城市逐渐陷入困境。

就在这段时间，他指挥特务机关大肆搜捕“可疑分子”。仅1948年4月14日一天，被抓的人就有四千多人。

许多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和普通革命群众被他关押、审讯、杀害，据统计，前后被杀害的人员两百余人。

这笔帐，后来在长春的许多资料里都有记载。

他在长春的那一年多时间，几乎把所学的全部特务手段都用在了老同胞身上。

到了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步步推进。

长春解放在即，守军上下人心浮动，许多将领已经萌生退意。

项乃光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长春干过些什么；如果被解放军抓住，是死路一条。

于是他一开始试图与新七军、吉林师管区等部队联络，希望跟着他们一起突围。

1948年10月17日，六十军在曾泽生率领下起义。当天，新七军高层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突围问题。

副军长史说在会上直言：“现在突围是突围不出去，只是徒增几万人的伤亡罢了。”

项乃光火冒三丈，当场指着史说的鼻子破口大骂。史说大怒，拂袖而去。

这场争吵，某种意义上，把双方的立场撕得彻底。

见新七军靠不上，他又去找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提出小股突围计划：

他的手枪队五六十人，加上袁晓轩的五六十人，再加上师管区警卫连百余人，不和大部队混在一起，单独出城，趁乱突破。

李寓春被说得有些心动，三方开始准备行动。

解放军的包围圈早已部署完整，他们刚出城不久，就与外线部队遭遇，被迫退回。

这时项乃光显出他一贯的“狡猾本性”：

他在城里预先准备好了便装和伪装材料，见大股人马突围不成，立刻甩下手下，换上普通行头，只带少数随从，悄然逃离。

长春城解放后，接收工作总体顺利，但也留下了一个明显遗憾：

东北局在总结中写道：“此次受降，本可令敌交出特务头子……因事先未注意，致使长春重要特务头子项乃光、袁晓轩等均未捕获。”

特务头子就这么漏了网。

七、逃到台湾的余生：一封托人带的话

长春一出城，他就像丧家之犬一样，不断辗转。

北平解放时，袁晓轩落网，项乃光又侥幸逃脱。

随着全国解放大势已成，他跟随国民党残余力量逃往台湾。

在台湾，他继续做特务系统的事，当过保密局台南站站长，也被派去香港，搞对大陆的渗透和情报，后期则主要在高校、研究机构里，从事所谓“中共问题研究”。

因为早年确实在中共内部工作过，他掌握一些内部运作的细节，说起话来有板有眼，在台湾的一些圈子里，被当成“中共问题专家”。

国民党当局还把他请去给在押“政治犯”上课，说是做“感化教育”。

有在场的人后来回忆，对他这种身份，心里其实非常不服气。

纵观他的一生，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

早年的他，哪怕有私心，也还算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到了中原局工作时，手握重权，开始经受住不了纪律与利益的双重考验；

一旦脱离，他就顺着个人欲望一路滑坡，从泄密走向出卖，从出卖走向迫害，最后完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到了晚年，人老了，身体也不行了，情感上多少会有一些波动。

1992年前后，原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受邀回长春，参加民革活动。

项乃光托他向长春市委领导带话，希望能获准回长春“看一看”。

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复杂滋味。

长春，是他当年的作案地之一，也是他仓皇逃跑的地方。

几十年后，他突然想回来，看一眼这座城市，多少还是牵挂故土，只是这份牵挂，和他在那座城市留下的血债，始终没法分开。

长春方面得知后，给出的答复很干脆：“欢迎来做客。”

一句话，既有原则，也留有余地。

不过，项乃光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1993年，他在台湾病逝，终究没能踏上那片他曾经亲手搅乱过的土地。

从1930年代的北平学潮，到1940年代的中原暗战，再到长春围城、台湾余生，一个人的轨迹，就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项乃光走错了路，也走到底了，这种选择一旦做出，就再也没有回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