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下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包装”

环球圆桌对话

编者按：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了媚日勾连，公然美化日殖民历史。甚至，一些日本政客还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湾问题。台湾被日本侵占的血泪历史被人为淡化，这是对历史真相的亵渎。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戚嘉林：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
苏 恒：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
程朝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对侵略殖民历史认知为何异化

戚嘉林

日本侵略殖民台湾，正值工业革命后的近代时期，是以现代国家机器为工具。从初期的血腥杀戮，到中后期经由法律、警政、行政、金融、新闻管制与军宪威慑等公权力，结合引进的资本与先进技术，建构严密的殖民剥削体系，强取豪夺压榨台湾，为日本攫取巨大利益。日本殖民政府与被其统治的台湾人民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屠杀与被屠杀、压迫与被压迫、歧视与被歧视的血泪殖民关系。这也是为何日本投降之际，台湾全岛人民激情欢动庆祝光复，喜迎台湾回归祖国。

但台湾社会一些人却出现对日本侵略殖民历史的选择性“失忆”，甚至一些势力公然“美化”这段历史的错乱现象。这是“自我异化”的结果，究其原因，除战后二十多年间台湾当局出于政治需要没有彻底清算日本侵略殖民台湾的历史外，主要还包括三个因素：

一是日本“包装”殖民统治。日本在殖民统治台湾期间，成建制地鼓励日本人移民台湾，1943年时在台日本人共计约40万人，占当时台湾总人口的6%，其中在台北市高达30%。日本殖民当局费尽心机“包装”自己，对于当地民众开展的非武装抗日运动，在采取强力监控、渗透、收买、分化、警告等手段之外，从起诉、法庭公开答辩、公开审判到有罪判刑、入狱服刑，走完法律程序，最后还公布洋洋洒洒的勒令政党解散书，制造所谓严谨、公正假象。

二是所谓“皇民世代”的“臣服”。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强势推动所谓“皇民化运动”，使那个时代的台湾青少年成为所谓的“皇民世代”。他们在严厉的媒体管控下，无法了解日本侵略殖民台湾历史的苦难真相，了解的是日本殖民当局教导的“皇民史观”。他们中的一些人基于个人局部历史记忆和认知形塑的错误史观，更因亲见当局在“白色恐怖”时期所作所为而强化。不少人还因台日贸易等因素“事业有成”，逐渐在岛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将其错误的历史认知向台湾社会扩散。

三是“台独史观”的侵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独”势力在岛内逐渐成势，图谋编造建构其“台独史观”。其中包括蓄意淡化、抹杀祖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抗日历史，并炮制出“日本殖民统治肯定论”，反向颂扬曾经屠杀、压迫、歧视自己祖先的殖民者。“台独”势力在台掌权后，通过教育、新闻和行政等手段，一方面剔除了清政府治理的“中国史观”，取消了原有的中国史课程，并将中国史与南洋史并列；另一方面处心积虑地篡改日本侵略殖民台湾历史，全方位推动“亲日殖民史观”，再结合日本对台政治、经贸渗透及台湾民间赴日观光的浅层正面“日本印象”，得以将扭曲的日本侵略殖民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相联结，从而形塑成了今日台湾社会中的亲日媚日现象。

台湾遭日本侵略殖民历史是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国耻。对于台湾同胞在日本侵略殖民五十年间所受的苦难，大陆同胞同悲哀矜。“台独”势力认贼作父，意在切断台湾人民的两岸历史联结记忆，切断台湾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扭转台湾在这一问题上的自我异化，本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国族认同”的长期战争，一般化常识性批判可能力道有限，正本清源之道是深入研究日本侵略殖民台湾的历史，从整个民族的宏观角度与微观史实，建构客观的日本侵略殖民台湾历史，使台湾民众了解日本侵略殖民历史的真相，并结合台湾新生世代通过两岸交流形成的正面“中国印象”，恢复台湾民众对日本侵略殖民台湾历史的正确认知。

深化两岸文化交流，拆解殖民洗白叙事

苏 恒

对于台湾社会一些人存在的对日本的“奇怪亲近感”，不能仅以个人偏好或流行文化影响来解释，更深层的原因是殖民教育与威权统治所塑造的心理习惯与叙事结构。

笔者外公外婆皆在日本殖民时期接受过日本殖民教育，会说日文。他们最强烈的记忆不是“学到日本语言与秩序”，而是殖民威权的压迫性：不能顶撞、不能挑战、必须服从，这使得哪怕在台湾光复后，他们面对日本人仍下意识地认为“要尊重、不要挑战”。这说明殖民统治的深层效果不是短期灌输，而是通过殖民教育将“谁可以定义文明、谁值得你敬畏”写入人格与社会习惯之中，以致根深蒂固。

台湾部分民众今天的认同问题，与战后台当局“去殖民化”不足有关。其在清除殖民遗毒方面至少存在三项结构性失职，并且构成一条清晰的链条，成为今天台湾民众“身份政治”产生的历史基础。

第一，未系统检视日本殖民当局的加害历史，导致“公共记忆被碎片化”。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差别待遇、警宪暴力、思想管控、资源攫取等“加害结构”未被系统纳入教材、未开放相关档案，也未进入社会公共教育，导致对日本殖民统治历史的理解简化为“生活印象史”。甚至被所谓“有效率、干净、现代化”的描述掩盖，导致民众受害经历被边缘化、“加害结构”被淡化。

第二，放任所谓“建设叙事”，导致把统治手段讲成“道德贡献”。日本殖民者当然会“建设”，但其“建设”首先服务于殖民统治：交通用于军警调度与资源运输，学校用于语言规训与身份改造，制度用于人口管理与资源攫取等。关于日本殖民时期所谓的“建设叙事”如果只谈“修路建校”,却不谈“为谁服务、代价是什么、谁获利谁受害”，就会把工具性建设讲成道德性恩惠。其政治效果等同于为日本殖民者洗白。

第三，以行政硬切换代替知识重建，导致叙事真空与反弹。“认同重建”不是简单的行政公告。战后台当局以为更换符号、强化口号即可改造人心，却忽视历史叙事规律。以表态代替教育，短期或许有效，长期必然反弹，并留下叙事真空，最终被更擅长动员、包装的“台独”叙事填满。

“台独”教育常被包装为价值选择或认同表达，但其关键问题并非“有立场”，而是常以立场替代方法、以结论替代证据、以情绪替代论证。当历史教育退化为站队训练，学生获得的不是历史理解能力，而是叙事依附能力：谁掌握教材与媒体，谁就决定青年理解世界的方式。更严重的是，因为缺乏对日本殖民统治结构的系统拆解，对日本殖民的叙事很容易被浪漫化。

认同并非由活动堆积而成，而是由教材叙事、课堂训练、制度奖励与媒体环境长期形塑。笔者认为，两岸教育文化交流若要服务于未来更深层的共同体重建，必须从数量型活动转向结构型知识工程：以史料与方法为核心，以课堂与评价为抓手，系统拆解殖民洗白与叙事垄断。

一是要将两岸交流从“参访合影”升级为“共同知识生产”，以共同课程、共同研究、共同史料整理、共同纪录片与青年出版为核心，让交流产出可检验的作品，而非会消失的活动。二是建立拆解“建设神话”的双线叙事模板，即“做了什么-为谁服务-代价是什么-谁获利谁受害-长期遗产为何”，把建设与统治、秩序与掠夺同框呈现，浪漫化叙事自然失效。三是推动两岸教师研修与联合教案，重点训练史料教学、争议议题引导、媒介识读与叙事分析能力。四是学生评价改革。只要评价逻辑改变，课堂逻辑就会改变；课堂逻辑改变，认同结构才会改变。

汲取战后台当局“去殖民化”失误的教训，以更高质量、更可验证、更能说服人的方式去处理历史与认同，赢回青年，这将是真正有效的拨乱反正路径。

所谓“殖民地现代化”是一种假象

程朝云

对殖民统治台湾期间的经济政策，日本曾将其作为宣扬“殖民统治成功”的重要证据。“台独”势力也宣扬日本殖民统治促进了台湾“现代化”，关注所谓“殖民地现代化”的研究逐渐成为岛内对日本殖民时期台湾经济史研究的主流，导致日本殖民统治的罪恶被人为遮蔽，相关史实有必要厘清。

实际上，台湾早期现代化进程在晚清即已开启。首任巡抚刘铭传推行自强新政，推动了台湾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煤矿等近代交通业、工商业的发展。为增加财税收入而进行的清赋改革，对台湾近代化的意义非常显著。

有研究显示，日本殖民之初的台湾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工业化起步时的水平。日本殖民时期台湾经济发展，是接续并基于晚清台湾经济发展（特别是洋务派官员推行的新政改革）之上的。日本殖民当局的经济政策都着眼于日本利益，使殖民时期台湾经济呈现出浓厚的对日依附与从属的畸形特征，有学者将这一经济发展过程概括为“殖民地化”。

日本在殖民时期对台湾的经济掠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开展土地、林野调查，攫取土地等资源。日本殖民当局举办大规模土地、林野调查，清理出大量隐田，在台湾确立起相对清晰的地权制度，大幅攫取财政税收。台湾农民因无法或不能及时提供有效证明文件，辛勤开垦的大量土地被强行剥夺，成为“官有地”。殖民当局将这些“官有地”拨给日资掌控的企业，借以掠夺台湾农林资源供应本国需要。光复前夕，各级殖民政府、在台日资企业和在台日本人占有七成以上土地，600余万台湾民众占有不到三成。

第二，偏重米糖生产，满足日本消费需求。上世纪20年代，殖民当局在台湾搞所谓“糖业改良”和“稻米改良”，目的都是满足日本国内对廉价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此前，台湾产糖90%以上销往日本。20年代中期，迎合日本人口感的蓬莱米种植成功，之后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蓬莱米几乎完全供应日本市场，且价格相对稳定、低廉。台湾民众的米消费量却不增反降，不足之时只能用番薯代替。

第三，垄断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独占经济利润。在日本殖民当局扶持下，三井、三菱、日糖等财阀几乎完全控制了台湾现代制糖业。殖民当局通过实施“原料采集区域制度”和“产糖奖励法”，使蔗农形同制糖企业的农奴，从而确保糖业资本家的利润。此外，电力、化学等台湾新兴工业部门也被日本资本垄断。日本将在台湾攫取的丰厚利润转移到国内，进一步投资其他产业，甚至用于海外扩张。
台湾进出口贸易被日本殖民当局及其扶持的日本资本控制，成为掠夺台湾经济的又一渠道。台湾稻米的生产主要掌握在本地生产者手中，但销往日本则由三井物产会社控制，流通环节的利润被日本资本攫取。由于台湾销往日本的主要是农产品或原料，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化肥等相对昂贵的工业制品，台湾经济发展的成果在贸易环节进一步被日本夺取。

第四，实施战时统制经济，将台湾拖入泥潭。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将台湾纳入战时体制，推行统制经济，覆盖人力、物资、金融、贸易和农业生产等，加强对台湾经济的掠夺。比如，通过大幅增税、强制认购公债和强制储蓄等手段掠取台湾民众的资金，甚至搜罗民间包括首饰在内的黄金。日本殖民末期，还严格管制粮食消费，推行“总收购总配给”制度。农民生产的粮食只允许留下最低自用量，其余全部由当局强行收购，连林献堂等大地主都出现“无米可炊”的缺粮情况，台湾民众的惨况可想而知。

‍光复后台湾面临的粮荒、失业等一系列经济难题，源头就是日本殖民时期对台湾经济的全面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