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重启了，但我睡不着，还剩八万块能撑多久？

十一月下旬，钱见底了。

账本摊在桌上，我算了三遍，越算心越凉。建厂花了六十七万，设备三十八万，疏通关系杂七杂八又砸进去二十多万。加上之前跑关系花的，这几年攒的一百多万，就剩下不到八万块。

八万块，要付工人工资，要买料子，要交电费，要应付那些隔三差五来“点拨”我的人。

撑不了多久。

那天晚上，我躺在板房里，盯着天花板，一夜没合眼。

脑子里一直转着账本上的数字。五千、一万、三万、五万——像走马灯似的，转得人发晕。

凌晨三点，我爬起来，站在窗边抽烟。外面黑漆漆的，只有厂门口那盏灯亮着，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路。

手机响了。是国内打来的。

老张的声音带着睡意：“兄弟，你那边几点了？怎么还不睡？”

“睡不着。”

他沉默了一下：“钱的事儿？”

我没说话。

“差多少？”

“不知道。反正账上就剩几万块，撑不了多久。”

他叹了口气：“我就说别那么急。慢慢来不行吗？非要一下子全砸进去。”

“慢慢来？”我看着窗外那盏灯，“那些工人等得了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那些老工人，找到了几个？”

“十七个。”

“就十七个？原来一百多个呢？”

“找不到。有的死了，有的走了，有的不知道去哪儿了。”

他没说话。

我又说：“崔姑娘没找到。金明子大娘也没找到。那些给我织袜子的人，大部分都找不到了。”

“所以你就睡不着？”

我没回答。

“兄弟，”他的声音沉下来，“你听我一句劝。那些老工人，找得到就找，找不到就算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厂子稳住，把生意做起来。钱紧张，就想办法省钱、赚钱。别把心思都花在找人上。找人能找到钱吗？找人能让厂子撑下去吗？”

我看着窗外，没说话。

“还有，”他顿了顿，“你忘了厂子是怎么封的了？有人举报。谁举报的？你想过没有？万一是你那些老工人里的某一个呢？你在这儿天天惦记她们，她们呢？说不定早就把你卖了。”

“不是她们。”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那些把包子带回家的人，那些给我织袜子的人，那些说“好人有好报”的人，不会举报我。

可我没说。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边，站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