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借用为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行为是盗窃抑或诈骗？

——丁某某诈骗案的法理评析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5)沪一中刑终字第1769号

入库编号：2024-03-1-222-010

关键词：诈骗罪 盗窃罪 非法占有 处分 财物

裁判要旨：以借用为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行为的定性，应当从行为人采取的主要手段和被害人有无处分财物等方面进行判断。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使被害人交付财物，在被害人同意行为人携带财物离开现场后，行为人非法占有所涉财物的，依法当以诈骗罪论处。

一、 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

（一） 案件事实概况

2014年9月至11月间，原审被告人丁某某在上海市多区流窜作案，其犯罪手法具有高度的模式化特征。丁晓君专门选择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冒充“帮助民警办案的工作人员”，虚构发生案件需要辨认犯罪嫌疑人等事由，搭识被害人。在获取被害人初步信任后，其编造需向被害人借用手机拍照、出于安全考虑需代为保管财物等借口，从被害人处取得手机、现金等财物。得手后，丁某某并非趁被害人不备逃离，而是通过“去拍照”、“开警车”等欺骗性言辞，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同意其携带财物离开现场，并让被害人在原地等候。待被害人长时间等候发觉异常后，丁某某早已携赃款赃物逃匿。一审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认定丁晓君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不服，提出抗诉。

（二） 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对丁晓君行为的定性，即其行为构成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具体而言，控辩审三方及出庭检察机关的分歧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1. 事实认定层面：丁某某取得财物后离开现场的行为，究竟是原判认定的“趁被害人不备逃逸”（秘密窃取），还是经被害人同意后离开（基于错误认识的交付）？
2. 法律定性层面：被害人将手机等财物交给丁晓君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处分行为”？财物的占有状态在何时发生了转移？丁某某获取财物的主要手段是“秘密窃取”还是“虚构事实”？
3. 量刑均衡层面：若定性由盗窃罪变更为诈骗罪，是否导致原判量刑畸重，应否改判并调整刑期？

二、 法律分析

本案的二审判决精准地把握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核心区分要件，体现了刑法理论中关于财产犯罪构成要件的精细辨析。以下将从占有理论、处分行为以及犯罪手段三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

（一） 占有状态的转移与处分行为的认定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根本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实施了“处分行为”，从而导致财物的占有状态发生转移。刑法上的“占有”不仅指物理上的持有，更强调一种事实上的支配关系和控制可能性。而“处分行为”则是指被害人自愿地将财物的占有转移给行为人的行为。

在本案中，一审判决可能简单地将“交付手机”这一瞬间动作等同于占有转移，从而忽视了后续的支配关系。然而，二审法院深刻辨析了“交给”与“处分”的区别：

• 初始阶段（交给行为）：被害人将手机交给丁某某，起初是基于其声称的“拍照”、“辨认”等用途。此时，被害人仍在现场，对财物保持着强烈的、紧密的监督和随时可收回的支配力。按照社会一般观念，财物并未脱离被害人的控制范围，其占有关系并未发生终局性的转移。若丁晓君在此刻携财物逃跑，因其违背被害人意志且利用了其不备，应定性为盗窃。
• 关键阶段（处分行为）：丁某某的犯罪“妙笔”在于后续的欺骗行为。他并未直接逃跑，而是利用前期建立的信任，编造了“去拍照”、“开警车”等理由，明确要求被害人“在原地等候”。被害人基于对丁晓君“公务人员”身份的误信，同意其携带财物离开现场。这一“同意”至关重要，它意味着被害人主动放弃了对财物的现场监督和控制，将财物交由丁某某独立支配。至此，财物的占有才真正从被害人处转移给了丁某某。这种转移是被害人“自愿”做出的，是其错误认识的直接结果。

因此，被害人最终丧失对财物的控制，并非因为丁某某采取了秘密的、违反其意志的窃取行为，而是因为其自身基于错误认识实施了“处分行为”，同意丁某某将财物带走。

（二） 犯罪核心手段的甄别：欺诈为主，窃取为辅

二审判决指出，区分两罪的关键之一在于行为人采取的主要手段。纵观全案，丁某某的整个犯罪链条是由一系列欺骗行为串联起来的：

1. 身份欺骗：冒充民警办案人员，为后续行为铺垫信任基础。
2. 事由欺骗：虚构需要辨认、拍照等，使被害人主动交出财物。
3. 后续欺骗：编造带离财物的正当理由（如去拍照），骗取被害人同意其离开。

丁某某最终取得财物并逃之夭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贯穿始终的“骗”。反观“窃”，本案中并不存在趁人不备、秘密拿取的行为。被害人对于丁某某带走财物的事实是知情并同意的，尽管这种同意是基于错误认识。因此，丁某某获取财物的主要手段是“欺诈”，而非“秘密窃取”。将此类行为定性为诈骗罪，更能全面、准确地评价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方法。

（三） 与“借打手机”类盗窃案的比较辨析

抗诉机关和二审判决均将本案与普通的“借打手机”盗窃案进行了区分，这一对比极具理论价值。在典型的此类案件中（如路人甲以急事为由借路人乙手机打电话，边打边慢慢远离，而后突然逃跑），行为人虽然也使用了欺骗手段“借用”，但被害人交出手机时，通常紧盯行为人的一举一动，财物始终处于被害人的“占有”之下。行为人最终取得财物的关键动作是“公然或秘密地逃跑”，这一行为破坏了被害人的占有，是其非法占有目的实现的决定性环节，故应定性为盗窃。

而在本案中，丁某某并未通过逃跑来打破占有，而是通过欺骗使被害人主动“放弃”了占有。这一差异决定了案件性质的根本不同。

（四） 量刑均衡的考量

关于量刑问题，二审法院采纳了出庭检察机关的意见，认为虽然定性改变，但原判量刑并无不当。这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定罪准确”与“量刑适当”的辩证统一。丁某某系累犯，且针对未成年人多次作案，社会危害性大，无论定性为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在“数额较大”的法定刑幅度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均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二审法院在纠正定性的同时维持原判刑期，既保证了法律适用的正确性，也维护了判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三、 辩护思路总结与裁判要旨启示

（一） 辩护思路总结

本案二审改判成功，其辩护思路的核心在于紧扣“处分行为”这一构成要件，对案件事实进行重新解读和法律定性。有效的辩护要点可归纳如下：

1. 重点论证“占有转移”的过程：辩护人不应仅停留在“被害人是否自愿交出财物”的表层，而应深入分析财物占有的动态变化。通过强调被害人“同意在原地等候”这一情节，论证被害人正是基于被告人的欺骗，主动放弃了对财物的现场控制和随时收回的权利，完成了刑法意义上的“处分行为”。
2. 剥离“盗窃”成分，凸显“诈骗”主线：辩护人需将被告人的一系列行为串联成一个完整的“骗局”，论证被告人自始至终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控制局面和获取财物的，其取得财物的决定性手段是欺骗，而非秘密窃取。
3. 运用比较法进行辨析：将本案与典型的“借打手机”后逃跑的盗窃案例进行对比，清晰地向法庭展示本案的特殊性——即被害人的“同意”和财物的“交付”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从而凸显本案构成诈骗罪的核心特征。
4. 尊重事实，认罪态度良好：被告人对客观事实供认不讳，并在庭审中自愿认罪，这为争取从轻处罚和法庭的信任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 裁判要旨启示

本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10）的裁判要旨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为司法实践中处理类似“骗借”型财产犯罪提供了清晰的裁判规则：

1. 确立了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处分行为”核心标准：判决明确指出，判断此类行为的性质，关键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实施了处分行为，即是否将财物的占有转移给行为人。不能仅因行为人使用了欺骗手段获取财物，就当然地认定为诈骗罪，而必须审查该欺骗手段是否导致了被害人的处分行为。
2. 深化了对刑法中“占有”概念的理解：判决通过区分“交给”与“处分”，生动地阐释了刑法中“占有”不仅指物理持有，更包含事实上的支配与控制。被害人虽将财物交给行为人，但只要其仍具有紧密的监督和随时可收回的控制力，财物的占有即未发生转移。
3. 明确了“被害人同意”在财产犯罪中的地位：判决承认，在欺诈行为影响下，被害人“同意”行为人将财物带离现场，能够成为占有转移的标志。这警示司法机关，在评价财产犯罪时，必须细致考察被害人的主观状态和意思表示，即使这种表示是存在瑕疵的。
4. 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二审判决准确纠错，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理论的自洽性，也对被告人作出了与其罪行相当的处罚（维持原判刑期），实现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彰显了司法公正。

综上所述，丁某某案是一个关于取得型财产犯罪定性的经典案例。它清晰地划定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边界，强调了“处分行为”在区分两罪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游涛，公安大学本科、硕士，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某网络科技（直播、娱乐社交）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

业务领域：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刑事和合规建设

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调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导大量案件外，还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完成全面合规体系建设以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网络游戏、直播、1v1、语音房等专项合规。

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请，为全国各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授课；多次受北大、清华等高校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

陈明律师｜乾成

陈明，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刑事业务部副主任、专职律师

社会职务：朝阳区律师协会刑委会委员 北京外国语大学兼职导师

教育背景：中国政法大学 刑法学硕士

执业领域：刑事辩护、刑民交叉、公司犯罪与企业合规

职业背景：陈明律师本科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跨专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学习，读研期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2010年获刑法学硕士学位。

硕士毕业后以公务员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市某区法院，长期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先后担任法官助理、审判员等职务，参与审理了一系列在北京市乃至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刑事案件，如北京市第一例由基层法院审理的政治性案件、北京市第一例强制医疗案件、北京市涉案金额最大的信用卡套现案件、北京市涉案金额最大的侵犯著作权案件、某未成年人性侵案、某互联网公司涉黄案等，发表过多篇刑事审判业务专业文章，对刑事审判程序及实体内容均有深入研究。

2016年从法院辞职，先后担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法律部高级经理、宜信金融集团风控部副总监等职务，负责集团法律纠纷案件、法律风险防控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民商事诉讼、公司法律事务处理经验。2020年开始以律师身份执业，执业以来办理多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刑事案件，取得了当事人及司法机关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