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公司未签章,是否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目标公司未签章,是否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作者：唐青林 张德荣 贾伟波(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阅读提示：在投资协议中，投资方可以与原股东约定：在目标公司未实现特定经营目标时，投资方有权行使赎回权，即原股东按照一定的价格回购投资方持有的股份，投资方退出目标公司。问题在于，目标公司未在相应的股权转让合同上签章是否影响该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东之间关于股份赎回条款的效力如何？我们将通过法院的一则经典案例，揭晓这个问题的答案。

裁判要旨

1. 目标公司不必然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非合同主体的目标公司未签章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2. 投资方与原股东之间有关股份赎回权的约定，并不会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亦不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的，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案情简介

一、2014年7月16日，成都中铁与海王星公司原股东王某羽、陈某、胡某芳签署了《增资协议》，约定：由成都中铁认购新增注册资本500万元；后各方履行了缴纳增资款、工商登记、签发股份证明书的义务。同日，协议各方签署《补充协议一》，其中第二条“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约定：海王星公司增资后三年内未完成IPO的，成都中铁有权行使赎回权。

二、2015年7月30日，各方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终止《补充协议一》第二条“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

三、2015年8月20日，《增资协议》的缔约各方签订《补充协议三》，重新约定了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该条款与《补充协议一》的约定一致。海王星公司并未在上述三份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

四、2017年9月27日，成都中铁以EMS特快专递并公证的方式向王某羽、陈某、胡某芳寄送《股份赎回通知函》，要求王某羽、陈某、胡某芳按照《补充协议三》的约定履行股份回购义务。海王星公司董事刘杰通过电子邮件向王某羽、陈某、胡某芳分别发送了《股份赎回通知函》。

五、成都中铁向天津一中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某羽、陈某、胡某芳向成都中铁支付7241.75万元及其利息，用于回购成都中铁所持有的海王星公司的全部股份。

六、天津一中院判决：王某羽向成都中铁给付3859.43万元及相应利息；陈某向成都中铁给付2687.97万元及相应利息；胡某芳向成都中铁给付694.35万元及相应利息。后胡某芳提起上诉，天津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点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海王星公司是否是《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合同主体；二、《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三》中关于股权赎回条款的效力。我们认为：《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均是约定原股东（王某羽、陈某、胡某芳等）与新股东（成都中铁等）之间增资入股及股权转让相关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海王星公司作为目标公司不享有上述合同项下的权利，亦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其仅为合同列明的目标公司，不是《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合同主体。非合同主体的海王星公司未在《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上签章，不影响《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效力。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属于对股权投资进行估值调整的协议，相关约定指向未来不确定经营目标，并以该经营目标作为预先设定的股份赎回条件。该约定为公司股东间关于股权转让的商业判断和惯常商业操作模式，是各商主体通过协商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为合法有效。

实务经验总结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的专业律师团队办理和分析过大量本文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量办案同时还总结办案经验出版了《云亭法律实务书系》。该书系的作者全部是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战斗在第一线的专业律师，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该书系的选题和写作体例，均以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为主，力图从实践需要出发，为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法律问题，寻求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一、对目标公司来讲，一般而言其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不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也不必然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但是，在对赌条款中各方约定由目标公司承担股权回购义务，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目标公司是合同主体，其未签章的，股权转让合同不生效。

二、对增（投）资方来讲，对目标公司增（投）资的同时约定股份赎回或者股权退出条款，是一种惯常的商业操作模式，本质上是附条件的股权转让。新老股东各方约定“在目标公司预期盈利目标无法实现时，重新确定股权比例”时，应符合法律规定，不得损害目标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增资方在相关协议中，最好明确约定行使赎回权的条件、赎回价格的计算方式、赎回通知的方式及其送达等内容；尽量约定由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原股东承担赎回义务，避免由目标公司承担赎回义务；当触发赎回条件时，增资方应该及时行使赎回权。

（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本文所引述分析的判例也不是指导性案例，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中并无约束力。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每个案例的细节千差万别，切不可将本文裁判观点直接援引。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不同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和研究，旨在为更多读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观察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文案例裁判观点的认同和支持，也不意味着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对该等裁判规则必然应当援引或参照。）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已被修订）

第七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

第八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一）关于“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履行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从订立“对赌协议”的主体来看，有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目标公司“对赌”等形式。
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不仅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平衡投资方、公司债权人、公司之间的利益。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无其他无效事由，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实践中并无争议。但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是否有效以及能否实际履行，存在争议。对此，应当把握如下处理规则：
5.【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166条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虽有利润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或者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今后目标公司有利润时，投资方还可以依据该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

以下是天津高院在民事判决书中就本案争议焦点的详细论述：

本院认为，“一、海王星公司是否是《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合同主体《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均是约定原股东（王某羽、陈某、胡某芳等）与新股东（成都中铁等）之间增资入股及股权转让相关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海王星公司作为目标公司不享有上述合同项下的权利，亦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其仅为合同列明的目标公司，不是《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合同主体。另，《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各方签订主体均是商事主体，通过上述协议的签订进行商行为，获取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上述协议均是各商主体通过协商等方式相互妥协平衡利益后为了达到最终目的而签订的。各商主体对协议的内容字斟句酌，形式上亦追求完备。各份协议预留的签字页上，均没有为海王星公司预留签章页，亦可说明海王星公司并非上述协议的签订主体。非合同主体的海王星公司未在《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上签章，不影响《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效力。二、《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三》中关于股权赎回条款的效力王某羽、陈某、胡某芳作为原股东及目标公司海王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成都中铁订立案涉系列合同，明确约定了海王星公司股权变动的权利、义务内容。系列合同均是王某羽、陈某、胡某芳与成都中铁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关于上诉人主张《补充协议三》因海王星公司未签章亦未追认而未生效的问题。如前所述，海王星公司仅作为系列协议载明的目标公司不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亦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其不是系列合同的主体，未在协议上签章或追认，不影响系列合同的法律效力，上诉人主张《补充协议三》未生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补充协议三》中股权赎回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补充协议三》签订时间晚于《补充协议二》，其内容系对《补充协议二》的变更，将《补充协议二》中约定终止履行的“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变更为恢复履行。各方当事人均在《补充协议三》上签章，《补充协议三》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约定的内容为：当满足特定条件时，增资方（成都中铁）有权要求原股东（王某羽、陈某、胡某芳）通过适当的安排赎回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股权。该约定为海王星公司股东间关于股权转让的商业判断和安排，是各商主体通过协商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据《补充协议三》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件来源

胡某芳、成都中铁高端交通装备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津民终2号】

*此处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为作者完成文章写作时所在工作单位。

原创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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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唐青林律师简介

唐青林律师，现为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法学硕士。1999年考取律师资格，先后在农业部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至今从事法律服务长达26年。在公司法服务领域，唐青林律师“身经百战”，为近百个疑难复杂诉讼案例和非诉讼项目提供过各种形式的法律服务，积累了大量诉讼经验和胜诉案例，是国内公司法领域活跃的知名律师。

社会兼职：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诉讼咨询监督员（2018-2023）（2023-2028）

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知识产权与科技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

出版著作：

唐青林律师多年来深耕公司法领域，出版多部公司法领域的实务著作：

[1]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公司章程陷阱及72个核心条款设计指引——基于200个公司章程及股东争议真实案例深度解析》（主编，2019年8月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2]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公司法裁判规则解读》（主编，2018年1月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3]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公司法25个案由裁判综述及办案指南》（主编，2018年7月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4]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裁判综述及诉讼指南》（主编，2017年8月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5]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公司保卫战——公司控制权案例点评与战术指导》（主编，2017年8月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6]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公司诉讼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主编，2013年8月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7]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公司并购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主编，2013年8月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8]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企业纠纷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主编，2013年5月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9]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最新公司法律理论与律师实务》（副主编，2007年2月出版），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

[10]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企业并购法律实务》（副主编，2005年1月出版），群众出版社。

[11]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公司保卫战：公司控制权案例点评与战术指导【第三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出版。

主编联系方式：

单位: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唐青林 创始合伙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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