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张文娟：十大关键事件看懂印度2025年法治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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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文娟

编辑|龙风穆

审核 |江怡 陈珏可

图源：网络

2025年，印度法治在多个维度迎来深刻变革。从联邦制下邦总督权力边界的司法厘清，到个人数据保护规则的实质性落地；从重塑1.3亿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法改革，到触及宗教自治敏感的《伊斯兰宗教财产法（瓦克夫法）》修正；从竞争法框架向数字时代的全面升级，到仲裁制度中司法干预与终局性的再平衡——十大法治事件交织成一幅动态演进的图景。它们既展现了印度作为法治国家的制度韧性，也揭示了其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深层张力：中央与地方、个人权利与国家安全、宗教传统与现代治理、效率追求与程序正义。这些事件不仅是2025年的切片，更将塑造印度未来数年的法治走向。

为此，本文为大家总结了以下十大法治事件（文章很长，大家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法治事件阅读）：

No.1邦总督不能以“口袋否决”方式阻挠邦立法：联邦制下的权力再平衡

No.2《数据保护法执行规则》出台：以“同意革命”开启数字隐私保护新纪元

No.3劳动法改革方案恢复实施：重塑1.3亿人劳动力市场的历史性变革

No.4《伊斯兰宗教财产法（瓦克夫法）2025修正》再次修改惹争议

No.5印度《竞争法》重大修订及2025年执法实践：数字时代的制度革新与演进

No.6印度最高法院关于修改仲裁裁决的权力：一次里程碑式的裁决及其争议

No.7印度国家绿色法庭职能的深化与挑战：迈向专业化环境司法的演进

No.8《工作场所骚扰（预防）法》强化执行：在Me Too浪潮中迈向“零容忍”

No.9加尔各答女医生被强奸谋杀案：印度司法与社会的一次深刻拷问

No.10北阿肯德邦实施统一民法典：印度民事立法的历史性突破

一、邦总督不能以“口袋否决”方式

阻挠邦立法：联邦制下的权力再平衡

（一）

改革背景：

本案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泰米尔纳德邦议会与邦总督之间长达数年的立法僵局。在2020年1月至2023年4月期间，泰米尔纳德邦议会共通过了12项法案。这些法案大多旨在改变邦立大学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在副校长任命等事务上，试图削减邦总督在此类程序中的权力。

根据印度宪法第200条，这些法案被送交邦总督批准。宪法赋予邦总督四项选择权：（1）批准法案使其成为法律；（2）不予批准；（3）退回邦议会要求重新审议；（4）或保留法案送交总统考虑。然而，邦总督对其中的10项法案未采取任何行动，仅将2项法案移交印度总统，且均未给予及时回应。邦政府认为，邦总督这种长期拖延违反了宪法规定，实质上是利用“口袋否决”的方式阻碍了邦的立法自治。

面对这一僵局，泰米尔纳德邦政府最终于2023年10月31日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了宪法第32条下的 writ petition，请求法院干预。

2025年4月8日，印度最高法院由法官J.B. Pardiwala和R. Mahadevan组成的审判委员会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

判决的主要结论是：邦总督以长期拖延方式搁置邦议会法案是违宪行为；邦总督不能通过无限期拖延来行使“口袋否决”；邦议会重新通过的法案，总督有宪法义务予以批准；最高法院运用宪法第142条赋予的至高权力，宣布被长期搁置的10项法案“视为已获批准”，自动成为法律。

（二）

改革目标：

该案件的核心目标是厘清宪法第200条赋予邦总督权力的边界，明确其并非可以无限期拖延的绝对权力。泰米尔纳德邦政府旨在通过司法裁决，强制总督履行宪法职责，确保邦立法权的尊严和有效行使，恢复联邦制下中央与地方应有的权力平衡。

（三）

改革内容：

2025年4月8日，印度最高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明确指出邦总督以拖延方式否决邦议会立法是违宪行为。具体改革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邦总督行动设定明确时限。为防止未来出现此类拖延，法院规定了清晰的截止日期：不予批准或将法案送交总统的决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将法案退回邦议会重新审议的决定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对于邦议会重新通过后再次送交的法案，总督必须在一个月内予以批准。

第二，否定邦总督的绝对否决权。法院强调，邦总督并无绝对的“否决权”。在法案经邦议会重新通过后，邦总督有宪法义务予以批准，不能通过“拒绝批准”来永久性地阻止一项立法。

第三，运用宪法第142条赋予“视为批准”效力。依据宪法第142条赋予的至高权力，最高法院直接宣布，此前被长期搁置的10项待决法案将被视为已获得邦总督同意，自动成为法律。

第四，明确邦总督行为的可司法审查性。法院明确指出，邦总督的行为或不作为，若涉及未履行宪法职责，均可受到法院的司法审查，法院有权发布履行职责令予以纠正。

第五，澄清邦总督权力的性质。法院驳斥了邦总督在行使第200条权力时可完全独立于邦部长会议“aid and advice”的观点，强调邦总督应作为宪法元首行事，而非平行于邦政府的权力中心。

（四）

改革意义：

此事件之所以成为2025年印度法治的首要事件，在于它对印度联邦制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这是印度最高法院作为宪法守护者，在联邦监督与邦自治之间进行的精妙再平衡。 该判决通过设定明确的时限和规则，有效遏制了中央政府通过其代理人——邦总督，对反对党执政的邦进行政治干扰的可能性。

其次，它强化了宪法第200条的法治内涵，即权力必须被负责任地、在合理时限内行使。 法院在长达414页的判决书中，详尽追溯了制宪会议辩论、多个行政改革委员会报告及国际比较法经验，为邦总督的权力行使提供了清晰的宪法指引。

第三，此判决限制了邦总督的权力，实质上也是对总统相关权力边界的间接重申。 治理是一个生态系统，在此情景下的限制有助于减少央地矛盾中的宪法摩擦。

最后，它重申了联邦制下邦立法权的尊严。 通过运用第142条将10项法案“视为批准”，最高法院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政治僵局，更向所有邦发出了明确信号：立法权属于选举产生的议会，而非作为宪法元首的邦总督。这一判决为印度的联邦制实践注入了更强的法治确定性，预示着在未来的央地矛盾中，最高法院将更倾向于维护宪法规定的权力平衡。

二、《数据保护法执行规则》出台：

以“同意革命”开启数字隐私保护新纪元

（一）

改革背景：

随着印度数字经济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式增长，个人数据被大规模收集与滥用的问题日益凸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数据保护法律框架，成为印度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2017年，印度最高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K.S. 普塔斯瓦米案”中作出判决，正式承认隐私权是印度宪法第21条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并敦促政府建立健全的数据保护立法。这一判决为后续的立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在此背景下，印度议会于2023年通过了框架性的《数字化个人数据保护法》。然而，这部法律能否真正落地，高度依赖于其配套行政法规的出台，以明确法律条款在实际操作中的具体要求和标准。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印度政府于2025年11月13日正式通过了《数字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该规则的生效，即时“激活”了2023年法案的实施，标志着印度个人数据保护从原则性立法正式迈入实质性的合规与执法新阶段。

（二）

改革目标：

《规则》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以“控制权”为基础的隐私保护体系，将宪法保障的隐私权转化为数据主体可实际行使的法律权利。其具体目标包括：

1. 强化数据主体权利：通过设计精细化的“知情/同意”机制，确保个人能够有效控制其数据的收集、使用和分享。

2. 设定明确的合规义务：为企业等数据受托人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数据处理、安全保障和泄露报告标准。

3. 建立独立的监管与执行体系：创设印度数据保护委员会作为专门执法机构，并引入创新的“同意管理人”制度，以确保高标准的数据保护能够在印度庞大而多元的数字市场中得到有效落实。

（三）

改革内容：

《规则》构建了一个全面且精细的数据保护框架，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大支柱：

第一，引入独创性的“同意管理人”制度。这是印度为配合高标准“知情/同意”实施而创造性设立的机制。同意管理人是一个须经印度数据保护委员会审核注册、独立运营的数字平台，相当于用户管理所有在线服务同意的统一“控制面板”，允许个人一站式查看、给予、管理或撤回向不同平台授予的同意许可。该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独特的法律与技术设计：它采用“数据不可见架构”，仅处理同意的元数据而无法访问用户的底层个人数据；必须以数据主体受托人身份行事，核心职能不得外包；须与数据使用者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不存在共享董事或股权关系；并通过强制性的开放标准API实现跨行业互操作性。这种将同意管理集中化、中介化和强监管化的模式，在全球数据保护立法中尚属首创。

第二，确立严格的“知情/同意”与数据安全标准。《规则》对“有效告知”提出了极高要求，例如同意请求必须独立呈现，使用通俗语言，逐项描述收集的数据类别、处理目的以及相关的商品或服务，并明确说明撤回同意的简便方式。在数据安全方面，《规则》要求所有数据受托人实施与数据性质相称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加密、访问控制、日志记录等。一旦发生数据泄露，数据受托人必须在72小时内向印度数据保护委员会提交详细报告，并“毫不迟延地”通知受影响的数据主体。

第三，规定差异化的主体义务与分阶段的过渡安排。《规则》根据数据规模和风险，将数据受托人分为一般、大规模（如用户超2000万的电商平台）和重要数据受托人（由政府根据风险通知确定）三类，并分别赋予不同层级的额外义务，如数据保护官任命、独立审计、数据本地化等。为减轻企业合规压力，《规则》设置了分阶段实施的过渡期：2025年11月13日起，与数据保护委员会相关的制度即时生效；2026年11月14日起，开始受理同意管理人的注册申请；2027年5月13日起，主要的合规义务（如通知、同意、安全保障等）全面生效。

（四）

改革意义与争议：

《规则》的出台是印度数字治理进程中的核心事件，其意义重大而深远。首先，“同意管理人”制度是全球数据保护立法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印度是全球首个将“同意管理人”这一概念制度化并纳入正式立法的国家。它通过提供一个受政府监管的、中立的、互操作的用户同意管理平台，旨在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分散式“知情/同意”模式下用户“同意疲劳”、信息不对称以及权利行使困难等普遍性难题，有望重塑个人与数据控制者之间的权力平衡。

其次，它通过创设独立的印度数据保护委员会和巨额罚款机制，构建了强有力的执法与威慑体系。高达20亿卢比（约合2200万美元）的罚款，以及“任何泄露都必须报告”的无“重大性”门槛，对企业的数据合规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其将隐私保护内化为核心业务流程的一部分。

最后，它为印度庞大的、移动优先的数字经济构建了至关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一个文盲率较高、语言多元、用户规模达十亿级的数字市场，通过制度化的“同意管理人”和严格的保护标准，有助于增强数亿新网民对数字服务的信任，从而在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同时，为数字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石。尽管在数据可携带权、被遗忘权等方面仍有讨论空间，但毫无疑问，《规则》的出台标志着印度在平衡技术创新与公民基本权利方面迈出了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关键一步。

三、劳动法改革方案恢复实施：

重塑1.3亿人劳动力市场的历史性变革

2025年11月21日，随着劳工与就业部发布四项综合劳动法典的通知，印度正式进入劳动法规新阶段。这四项法典分别为《2019年工资法典》《2020年劳资关系法典》《2020年社会保障法典》及《2020年职业安全、健康和工作条件法典》（合称"劳动法典"），共涵盖29项现行劳动立法，标志着印度独立以来最全面的劳动制度改革。

（一）

改革背景：

印度的劳动法律体系长期以来以复杂和碎片化著称。在改革前，共有超过40项中央级和100多项邦级法律规范劳动事项，这些法律大多制定于独立前后，已严重脱离当今的经济现实和技术发展。 第二次全国劳动委员会（2002年）指出，现有立法条款复杂、陈旧且相互矛盾，导致合规困难重重。

这种复杂性带来了高昂的行政负担。据统计，29部中央劳动法律原有1436条规则、31种申报表、181种表格和84种登记簿，企业需向8个不同部门进行注册、申请4种不同许可证。碎片化的法律格局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也因执法机构众多导致执行效果不佳，滋生了寻租空间。

更重要的是，大量劳动者被排除在核心保护之外。以最低工资为例，旧有的《最低工资法》仅适用于约30%的“表列雇佣”工人；70%的非农业正规部门雇员没有书面合同，52%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权益。随着零工经济的兴起，数百万平台工人的法律地位和社会保障更是处于真空状态。

面对这些挑战，中央政府启动了历史性的劳动法改革进程。在2015年至2019年间，政府与雇主、行业代表及各工会举行了多次三方会议，最终将29部中央劳动法律整合为四部法典：《工资法典（2019）》、《劳资关系法典（2020）》、《社会保障法典（2020）》及《职业安全、健康和工作条件法典（2020）》。

然而，由于2019年正值大选之年，为避因劳工抗议影响选票，法典的实施被暂时搁置。2025年11月21日，莫迪政府正式宣布四部劳动法典在全国范围内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成为印度2025年公认的重大法治事件。

（二）

改革目标：

此次劳动法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灵活、包容的现代劳动力市场法律框架，以实现在促进就业增长的同时保护工人权利的双重目标。具体而言，改革旨在通过整合数十部旧法，简化合规要求，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行政负担；通过提高裁员门槛和引入灵活用工形式，增强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通过将社会保障覆盖至包括临时工、平台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构建更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以支撑“发达印度2047”的远景目标。

（三）

改革内容：

2025年恢复实施的四大劳动法典代表了印度数十年来就业法最大的一次改革，其核心内容如下：

第一，《工资法典（2019）》：建立普适性的最低工资保障。该法整合了四部旧工资相关法律，首次确立了所有雇员获得最低工资的法定权利，无论其所属行业或部门。中央政府将根据最低生活标准设定“基础工资”，各邦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此标准。法典明确禁止基于性别（包括跨性别身份）的就业歧视，并要求对超时工作支付双倍工资。执法模式从传统的“检查员”转变为“检查员兼辅导员”，强调指导与服务。

第二，《劳资关系法典（2020）》：增强用工灵活性与工会代表性。法典将企业裁员、关厂需政府事先批准的规模门槛从100名工人大幅提高到300名工人，并允许各邦政府进一步提高。引入“固定期限就业”形式，允许企业签订有时间限制的合同，同时保障这些工人与永久工人在工资和福利上的完全平等。在工会认可方面，规定获得51%成员支持的工会可被认可为“谈判工会”，否则组建谈判委员会，强化了集体谈判的有效性。法典将罢工定义为包括“集体请长假”在内，要求提前14天通知。但大型工业单位将面临更高的遣散成本与合规义务；工会化工作场所的谈判机制将更趋复杂。

第三，《社会保障法典（2020）》：将保护伞延伸至零工和平台工人。《社会保障法典》整合了现行的九部社会保障法案，这是印度首次在法律中明确定义“零工工人”、“平台工人”。法典要求聚合商（如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从其年营业额中提取1-2% 用于为这些工人提供社会保障。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障基金，为无组织工人、零工和平台工人提供生命、残疾、健康和养老福利。法典还将雇员国家保险计划扩展至全印度，允许10人以下企业自愿加入。在公积金方面，规定了五年时效期和两年调查完成期，雇主上诉时仅需预存25%的争议金额，大幅减轻了企业负担。

第四，《职业安全、健康和工作条件法典》(2020)整合了13部相关法律，平衡了保障工人权利与安全工作条件，以及营造亲商监管环境的双重目标。这将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从而使印度的劳动力市场更高效、更公平，并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该法典将工厂的适用门槛从10人（有电力）提高到20人，从20人（无电力）提高到40人，以减轻小型企业的合规负担。社会保障基金将为无组织工人设立一个基金，资金来源包括罚款与和解费，用于他们的福利和待遇发放。同时，该法典禁止在核心活动中使用劳务派遣，除非是突然增加的工作需求，并指定了卫生清洁、安保服务等非核心活动作为例外，旨在平衡用工灵活性与核心岗位的稳定性。

第五，简化与现代化措施。四部法典共同引入了一系列简化工具：单一注册、单一许可证、单一电子申报表。合规表格从181种减少到73种，登记簿从84种减少到8种。首次引入“违规行为和解”机制，允许初次且不涉及监禁的违法行为通过支付罚款达成和解，使法律框架从惩罚性转向合规导向。

（四）

改革意义与争议：

此次劳动法改革的恢复实施，被誉为印度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劳动法律变革，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首先，它从制度层面破解了印度制造业发展的“退出障碍”难题。将裁员审批门槛提高至300人，并引入固定期限就业，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用工灵活性，有望改变企业因惧怕法律约束而“小富即安”的心态，激励其扩大规模、增加就业。正如《经济调查报告（2018-19年）》所指出的，此前拉贾斯坦邦提高适用门槛后，该邦总产出及单厂平均产出增速均有所提升。

其次，它将数亿计的非正规劳动者和新兴的平台工人纳入社会保障网，是解决印度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问题的开创性尝试。通过为“零工”和“平台工”提供法律定义和社保路径，改革承认了新型就业形态的价值，有助于释放“人口红利”并缓解社会不平等，回应了国际劳工组织和国内专家委员会多年的呼吁。

第三，它通过整合法律、引入自我认证和在线检查机制，极大简化了合规要求。虽然具体细节留待授权立法，但法典为减轻企业行政负担、减少腐败寻租空间提供了法律依据，有望显著改善印度的营商环境和全球竞争力。

然而，此次改革也面临巨大挑战，包括工会的强烈抗议、部分邦政府的执行抵触，以及改革究竟能否真正实现“促进就业与保护工人”双赢的广泛争议。将大量核心事项（如社保计划适用性、安全标准）留给政府规则制定，也引发了关于“授权立法”边界的宪法性讨论。这项改革的成败，将直接决定印度能否在未来几十年内，将其庞大的人口资源转化为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有效动力，其后续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与此同时，法律实务界观察人士指出，2025年11月21日的通知方式（未分阶段实施、未同时通知配套规则）带来了实际实施和解释上的挑战。由于多个邦尚未出台相应规则，法典目前并非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可执行。被废除法律的原有规则，只要不与新法典冲突，默认仍将指导合规实践，这种过渡状态造成了法律上的模糊性。

四、《伊斯兰宗教财产法（瓦克夫法）2025修正》

再次修改惹争议

（一）

改革背景：

瓦克夫（Waqf）是伊斯兰教法中一种特殊的宗教捐赠制度：捐赠者将财产“永久性奉献给真主”，财产所有权归神所有，其收益用于宗教、慈善或家族公益目的。这一制度自德里苏丹国时期传入印度，历经数百年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宗教地产网络。目前，印度各邦瓦克夫理事会管理着约87.2万处不动产，占地面积超过94万英亩，是仅次于印度军队和铁路的第三大土地所有者。

然而，瓦克夫财产的管理长期饱受诟病。2006年萨查尔委员会报告显示，当时约49万处登记财产的账面价值达600亿卢比，若有效管理，年收入潜力可达1200亿卢比，但实际年收入仅约16.3亿卢比，收益率极低。侵占、非法交易、账目造假和管理松散等问题普遍存在，使得这一本应服务于穆斯林社区福利的庞大资产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1995年《伊斯兰宗教财产法》构建了基本管理框架，2013年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瓦克夫理事会的权力，包括明确“通过使用确立瓦克夫”（即长期用作宗教用途即可认定为瓦克夫）原则，并赋予理事会调查和认定财产性质的权力（第40条）。但这些加强自治的措施，在后续政治语境中被批评为“极端”和“过度让步”，被认为赋予了理事会“不受限制的权力”，甚至导致非穆斯林财产被不当纳入。

在此背景下，印度政府于2024年提出《伊斯兰财产法（瓦克夫）（修正）法案》（The Waqf (Amendment) Act, 2025），经联合议会委员会审议后，于2025年4月在议会通过并获总统批准，正式成为《2025年伊斯兰宗教财产法（修正）》，主法案同时更名为《伊斯兰财产管理、赋权、效率与发展法》。法案通过后，理解有组织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合宪性审查诉讼。2025年9月15日，由印度首席大法官B·R·加瓦伊（B.R. Gavai）和A·G·马西赫（A.G. Masih）大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就多项质疑《2025年伊斯兰宗教财产法（修正）》宪法效力的申请作出了临时裁决。法院并未全面暂缓该法的实施，而是采取了“选择性暂缓”的审慎态度，对部分条款予以支持，同时搁置了另一些它认为可能引发即时宪法问题的条款。

（二）

改革目标：

该法案的官方目标聚焦于“治理现代化”：通过修正1995年法的缺陷，提高瓦克夫财产管理的透明度、效率和问责性；引入技术手段实现管理现代化；减少长期存在的法律纠纷；确保瓦克夫资源真正用于其声明的宗教慈善目的，从而释放其促进穆斯林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

（三）

改革内容：

法案的核心条款可归纳为以下几大变革：

第一，重塑瓦克夫的设立规则。严格限定捐赠者资格，明确规定只有“持续实践伊斯兰教至少五年”的穆斯林方可设立瓦克夫，旨在排除非穆斯林设立瓦克夫的可能性。同时，废除“通过使用确立瓦克夫”原则，这意味着未来仅凭长期宗教用途而无正式文件将无法认定瓦克夫。对于既存的此类瓦克夫，法案规定已登记者可保留地位，但涉及政府争议的除外。

第二，削弱瓦克夫理事会权力，强化政府控制。废除原第40条，剥夺理事会自行调查和认定财产是否为瓦克夫的权力。规定任何属于政府组织的财产，即使曾被认定为瓦克夫，也将停止作为瓦克夫。在发生权属争议时，由地区税务官（而非瓦克夫法庭）进行调查和最终认定，其报告将作为政府确定所有权的依据。

第三，推动管理标准化与透明化。将瓦克夫财产调查权从调查专员转移至地区税务官，纳入常规土地收入管理体系。强制所有瓦克夫在法案生效六个月内，将其详细资料登记在中央统一数字门户网站（如WAMSI系统）上。同时将机构向邦瓦克夫理事会的强制性缴款比例从7%降至5%，并对年收入超10万卢比的机构实施政府强制审计。

第四，明确与其他法律的适用关系。规定《1963年时效法》将适用于瓦克夫财产争议，以限制长期悬而未决的诉讼。明确禁止在宪法附表五和附表六规定的部落领土上设立瓦克夫。同时规定，若捐赠影响女性继承人的法定份额，则不得设立家庭瓦克夫。

（四）

改革意义与争议：

该法案被视为印度宗教捐赠管理制度的一次重大转向，其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存在深刻分歧。支持者认为，这是解决瓦克夫财产长期管理不善问题的必要举措。通过废除“通过使用确立瓦克夫”和理事会自行认定权，可以防止未经正式登记的“幽灵财产”侵占政府和私人土地。将调查和争议解决权统一交由地区税务官，有助于将瓦克夫管理纳入国家统一的土地治理体系，减少因特别法庭带来的法律碎片化。强制数字登记和政府审计，则旨在用现代治理工具穿透以往封闭的社区内部管理，堵塞腐败和侵占漏洞，最终“解锁”庞大资产的经济潜力，惠及更广泛的社区成员，特别是妇女、孤儿等弱势群体。

然而，反对者认为，该法案严重侵犯了宪法赋予少数群体的宗教自治权。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宗教自治的干预成为争议核心。批评者援引宪法第25、26条关于宗教自由和管理宗教事务权利的规定，指出强制在中央和邦瓦克夫理事会中引入非穆斯林成员，以及将财产争议最终裁决权赋予政府行政官员，实质上架空了穆斯林社区通过自己的机构管理宗教捐赠的权利。废除理事会的财产认定权，被指是基于对“理事会被滥用”的笼统指控，而剥夺了其作为法定宗教机构的核心职能。

其次，“通过使用确立瓦克夫”原则的废除引发对历史遗产的担忧。许多古老的清真寺、圣陵和公墓建于现代土地登记制度之前，其瓦克夫地位完全依赖于数百年来的持续使用。尽管法案为已登记者提供了“祖父条款”保护，但批评者认为，将未登记者或与政府存在争议的此类财产置于可能被剥夺的地位，是对历史既成事实的否定，可能导致大量社区宗教场所面临法律风险。 再次，调查与裁决权力的转移可能加剧权力失衡。将调查权和争议初裁权完全交给作为行政官员的地区税务官，而非独立的司法或准司法机构，被批评者视为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在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的许多地区，这可能导致地方行政压力影响对财产属性的公正认定，使得社区在与政府发生土地争议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最后，立法过程缺乏社区协商受到广泛质疑。批评者指出，如此重大的制度变革，在立法过程中未能充分征求穆斯林社区代表、宗教领袖和瓦克夫管理者的意见，动摇了法律在社区内的合法性与接受度。许多穆斯林政党和民间组织认为，法案并非以社区赋权为首要目标，而是以加强行政控制为导向，是对社区内部事务的干预。

综上，该法案的修正案深刻触及了世俗国家治理与少数群体宗教自治之间的边界。它试图以“透明、效率、问责”的现代治理话语，重构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捐赠体系。然而，其改革路径——通过强化行政权力、削弱社区机构自治权来实现——引发了关于宗教自由、制度信任与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质疑。这部法律的最终成效，不仅取决于其条款的实施细则，更取决于它在处理与穆斯林社区关系时，能否在政府监管与宗教自治之间找到那个微妙而关键的平衡点。

五、印度《竞争法》重大修订及2025年执法实践：

数字时代的制度革新与演进

（一）

改革背景：

印度2002年《竞争法》以资产和营业额为基础构建了企业合并的审查门槛。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这一传统框架暴露出明显缺陷：许多高价值收购的目标公司是拥有海量用户但资产微薄、盈利甚微的初创企业（即所谓“杀手型收购”）。在此前的法律下，Flipkart收购Myntra、Ola收购TaxiForSure等交易均因未达资产/营业额门槛而逃脱了印度竞争委员会（CCI）的审查。为应对这一监管空白，印度政府于2019年成立竞争法审查委员会，经广泛磋商后，于2023年4月正式通过《竞争法修正案》，并随后在2024-2025年间出台配套细则，完成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革新。

（二）

改革目标：

此次修法的核心目标是将印度竞争法框架全面升级至“数字时代”。具体包括：第一，填补“杀手型收购”的监管漏洞，确保对虽无重大资产但拥有庞大用户基础或数据价值的交易进行审查；第二，大幅提升对反竞争行为的威慑力，使处罚力度与跨国企业的全球规模相匹配；第三，引入和解与承诺等灵活性机制，提高执法效率；第四，明确数字平台作为“枢纽”促成卡特尔的新的责任形态，以适应算法共谋等新型垄断行为。

（三）

改革内容：

2023-2025年间完成的竞争法修订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新监管框架。而2025年的执法与司法实践，则成为检验这些新工具效能的“试金石”。

第一，交易价值门槛的落地与合并审查实践。修正案引入的交易价值门槛（交易价值超200亿卢比且目标企业在印度有“实质性商业存在”须申报）在2025年全面实施。CCI全年共批准了103项合并组合，其中包括塔塔电子收购柏佳敦印度股份、安姆布贾水泥收购东方水泥等重大交易。值得注意的是，CCI对高盛（印度）另类投资管理公司处以400万卢比罚款，原因正是其在收购Biocon Biologics可转换债券时未事先申报。这清晰表明，即便是在传统的投资工具领域，新门槛也已开始严格执行。

第二，全球营业额罚款的司法挑战与争议。将罚款基准扩展至“全球营业额”被视为最大威慑，但也立即面临法律挑战。苹果公司已就这一处罚框架向德里高等法院提起诉讼，2026年的判决结果将对印度竞争法的域外威慑力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在 Schott Glass 案中重申了“效果导向”原则，强调认定违法行为需要损害竞争的具体证据，客观上制约了罚款权的滥用。

第三，和解与承诺机制进入实操。2025年，CCI在 Kshitiz Arya v. Google LLC 案中首次依据新引入的第48A(3)条接受了谷歌的“和解”提议。该案涉及安卓智能电视设备中Google应用的预装和捆绑问题。谷歌通过承诺提供独立的Play Store许可证等方式，换取了调查的终止。这标志着和解机制从纸面走向现实，为企业提供了解决纠纷的新路径。

第四，反垄断执法深化：从传统领域到算法风险。 2025年的执法触角广泛延伸。在传统领域，CCI认定UFO Moviez对影院的内容供应协议构成纵向限制，并对印刷行业的价格协调行为开出罚单。在数字领域，全国公司法上诉法庭（NCLAT）部分维持了WhatsApp滥用支配地位的裁决，维持了213.14亿卢比的罚款，但同时撤销了“五年内禁止数据共享”的全面禁令，体现了更精细化的裁量。更具前瞻性的是，CCI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工智能与竞争市场研究报告》，系统识别了AI基础模型和API广泛应用带来的算法合谋、价格歧视等新型竞争风险。

第五，轴辐式责任与平台角色的司法审视。修法明确纳入的“轴辐式卡特尔”责任在2025年得到进一步阐释。最高法院在相关案件中强调，必须在行为与竞争损害之间建立具体联系，不能仅凭平台角色定罪。而德里高等法院在United India Insurance案中则对处罚程序提出了更高要求，撤销了不合理的利息处罚，体现了司法对执法程序的严格监督。

（四）

改革意义与争议：

2025年的实践使此次竞争法修订的意义与争议都更为凸显。

从积极方面看，改革已实质性地重塑了竞争生态。交易价值门槛成功将高价值数据驱动型交易纳入监管视野；和解机制在谷歌案中的运用，证明了其提升执法效率的潜力；而CCI对AI风险的率先研究，则展现了其引领数字监管的前瞻性。

然而，争议同样在2025年的实践中被放大。首先，全球营业额罚款的合宪性与比例原则正面临司法拷问， 苹果案的走向将成为关键风向标。其次，程序正义与实体规制之间的张力显现， 最高法院在Schott Glass案中对拒绝交叉询问等程序瑕疵的严厉批评，提醒执法机构不能为追求效率而牺牲基本公正。第三，数据与竞争交叉领域的边界仍在探索， NCLAT在WhatsApp案中撤销“五年数据共享禁令”，反映法院在矫正垄断行为与避免过度干预之间的审慎平衡。第四，备受瞩目的《数字竞争法》草案在2025年遭遇波折，其推进进程的不确定性，使得现行框架不得不承担起更重的监管期待。

综上所述，印度2023-2025年的竞争法修订与2025年的密集实践，共同构成了一幅动态演进的图景。新制度赋予了监管机构锋利的牙齿，而司法审查则在不断校准其咬合的力度与边界。展望2026年，随着苹果案判决、德里高院对媒体广告卡特尔调查的审议，以及《数字竞争法》草案的可能重启，印度竞争法的演进将继续在全球视野下，探索保护竞争与激励创新之间的微妙平衡。

六、印度最高法院关于修改仲裁裁决的权力：

一次里程碑式的裁决及其争议

（一）

改革背景：

印度1996年《仲裁与调解法》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蓝本，确立了法院“最低限度干预”原则。该法第34条仅赋予法院在严格限定的理由下“撤销”仲裁裁决的权力，并未明文规定法院可以“修改”裁决。长期以来，印度司法界对此存在深刻分歧：以SV Samudram案和M. Hakeem案为代表的判例坚持法院无权修改；而Vedanta案、Oriental Structural Engineers案等判例则在特定情形下（如调整利率）实际修改了裁决。这种司法见解的对立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亟需权威澄清。

（二）

改革目标：

2025年4月30日，由首席大法官桑吉夫·卡纳领导的印度最高法院五法官宪法审判委员会，在Gayatri Balasamy v. ISG Novasoft Technologies Limited案中作出里程碑式裁决，旨在：

第一，统一对《仲裁法》第34条和第37条下法院权力的解释，解决长期存在的判例冲突；

第二，在坚持仲裁终局性和最小司法干预原则的同时，赋予法院有限权力以纠正裁决中的可补救缺陷，避免因全盘撤销裁决而迫使当事人重启仲裁，从而促进争议的快速高效解决。

（三）

改革内容：

宪法 裁判委员会以4：1的多数意见作出如下裁定：

首先，确立法院具有有限的裁决修改权。多数意见运用拉丁法谚“omne majus continet in se minus”（较大权力包含较小权力）进行推理：既然法院有权完全撤销裁决（较大权力），则该权力自然包含部分撤销或修改裁决（较小权力）的权力。法院可以在裁决的有效部分与无效部分可分离时，通过“分割”方式修改裁决，剔除无效部分而维持有效部分。

其次，明确可修改的具体情形。多数意见将法院的修改权限定在以下范围：一是纠正裁决中明显存在的计算错误、笔误或打印错误，此类修改类似于《民事诉讼法》第152条对判决中“偶然疏漏”的更正；二是调整裁决后利息（post-award interest），理由是仲裁员无法预见裁决后至实际付款期间的市场变化，若原定利率显失公正，法院可予增减。但法院明确，不得修改仲裁期间利息（pendente lite interest）。

再次，区分“分割”与“修改”的争议。持异议的维斯瓦纳坦大法官虽同意法院有权“分割”裁决中的无效部分，但强调这并非“修改”。他认为，“修改”意味着变更、调整，而“分割”仅是分离，二者性质不同。《仲裁法》的立法史表明，1996年法刻意未采纳1940年法中的修改权，这是立法者的有意选择。

最后，确认最高法院可援引宪法第142条。多数意见认为，最高法院为实现“完全正义”，可在极特殊情况下援引宪法第142条修改裁决，以最终解决争议、避免诉讼拖延。但这一权力应“极其审慎”地行使，不得用于改变裁决的实体内容。异议意见则强烈反对，认为宪法第142条不能超越《仲裁法》的明确限制。

（四）

改革意义与争议：

该裁决的深远意义首先体现在对仲裁效率的追求上。多数意见明确指出：“如果裁决的每一项缺陷都必须通过重新仲裁来解决，那么仲裁过程将变得比诉讼更加冗长繁重。”允许法院在有限情形下修改裁决，避免了因微小瑕疵或可分离的无效部分而全盘推翻裁决，从而维护了仲裁作为高效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价值。

其次，裁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国际实践的接轨。多数意见援引了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肯尼亚等国的立法例——这些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允许法院修改或变更仲裁裁决，以避免不必要的重新仲裁。这使印度仲裁制度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向国际主流趋势靠拢。

然而，该裁决引发的争议同样深刻。

第一，对仲裁终局性的侵蚀之忧。异议意见警告，允许法院修改裁决将打开司法干预的“潘多拉魔盒”，模糊了司法审查与上诉之间的界限，可能诱使败诉方频繁寻求法院修改而非接受裁决结果，从而损害仲裁的终局性和当事人对仲裁的信任。

第二，对印度作为仲裁地吸引力的潜在影响。异议意见特别指出，允许法院修改裁决可能危及印度仲裁裁决在《纽约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执行力。因为其他国家法院可能质疑经印度法院修改后的裁决是否还是“原仲裁裁决”，从而拒绝承认与执行。多数意见则认为，只要修改属于仲裁地国内法的授权范围，就不违反《纽约公约》。

第三，此类裁决也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产生张力。正如2025年9月“德里仲裁周末”研讨会上律师界所批评的：法院不能只顾个案公正，而忽视对未来仲裁制度的整体影响。 综上所述，Gayatri Balasamy案是印度仲裁法治演进中的关键转折点。它在不颠覆“最小司法干预”基石的前提下，为法院开辟了有限的修改空间，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艰难平衡。但围绕“分割”与“修改”的法理争议、对国际执行力的潜在冲击，以及法院在公共采购仲裁中日益积极的姿态，都预示着印度仲裁制度将在效率、公正与自治的持续张力中不断演进。这一裁决的实践效果，仍有待未来司法适用和市场反馈的检验。

七、印度国家绿色法庭职能的深化与挑战：

迈向专业化环境司法的演进

2025年，印度最高法院在1月、4月、9月分别就国家绿色法庭的职能进行裁决，从而使2025年成为国家绿色法庭的重要机构改革年。

（一）

改革背景：

印度国家绿色法庭（NGT）的设立与发展，根植于印度环境司法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自20世纪80年代起，印度最高法院通过公益诉讼（PIL）积极介入环境治理，创造了丰富的环境法理学，但也逐渐暴露出难以应对复杂科学技术问题的短板。法院在事实调查和证据收集上耗费大量精力，时常逾越宪法边界进入监管和政策制定领域。与此同时，1995年《国家环境法庭法》从未生效，国家环境上诉局（NEAA）则长期缺乏成员配备，几乎形同虚设，凸显了立法意愿与制度需求的脱节。为回应最高法院的呼吁及履行印度在斯德哥尔摩和里约宣言下的国际义务，议会最终于2010年通过《国家绿色法庭法》，建立了这一专门化的“绿色法院”。至2025年，NGT已运行十五年，其在环境司法中的角色与职能正经历着深化与调适的关键阶段。

（二）

改革目标：

NGT职能演变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高效、专业且可及的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其具体目标包括：理清管辖权边界，提升裁决的科学性和公信力；系统性地将国际环境法原则（如可持续发展、污染者付费、预警原则）融入国内裁判，指导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

（三）

改革内容：

NGT职能的深化在2025年的多个司法案例和政策讨论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第一，执法手段的规范化。2025年1月，最高法院在 Waris Chemical 案中明确，若NGT发现邦污染控制委员会对环境补偿的计算有误，应将案件发回该委员会重新计算，而非自行替代。法院同时对NGT在无FIR情况下指令启动《反洗钱法》调查的权力表示担忧。这体现了最高法院对NGT程序合规性的审慎监督，要求其在追求实体正义的同时严守程序规范。

第二，管辖权的厘清与边界划定。2025年4月，最高法院在 Auroville Foundation v. NK Mody & Ors 案中对NGT的管辖权作出重要澄清。法院指出，NGT的管辖权限于涉及附表一所列法律实施的“实质性环境问题”，不能仅以“预警原则”为由介入已经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划项目。最高法院强调，不能将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NGT不应干预每一个开发项目，而必须固守其法定权限。这一判决在肯定NGT专业性的同时，也为其权力划定了清晰的边界。

第三，与普通法院的协调互补。特伦甘纳高等法院在2025年11月的一起戈达瓦里河污染公益诉讼中，明确指引当事人诉诸NGT，并指出NGT“更有资格、更适合、能够行使管辖权”，因其拥有处理涉及多邦河流问题的“全印度管辖权”。这表明高等法院愈发将NGT视为处理复杂、多 jurisdiction 环境问题的首选和更专业的机构。

第四，强调遵守正当程序的重要性。2025年9月1日，印度最高法院在 M/s Triveni Engineering v. State of UP一案中强调，NGT不得绕过法定程序（如《水法》规定的采样程序）和自然正义原则（如未给涉事方申辩机会）直接作出处罚，否则其命令将被撤销。

第五，持续的制度创新与规则完善。2025年，环境、森林与气候变化部出台了《报废车辆环境管理规则》，引入了生产者延伸责任框架和中央在线门户。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修订了产业分类方法，引入更精细的污染指数评分，并新增“蓝色”类别以涵盖必要的环境服务。这些政策发展虽非NGT直接所为，但为其未来的裁决提供了更精细的实体规则依据。

（四）

改革意义与争议：

NGT职能的深化对印度环境治理具有多重意义。从积极面看，它已成为印度环境司法的核心支柱，其专业性获得了从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的普遍尊重。通过将科学专家纳入裁判过程，它提升了处理复杂环境案件的能力。灵活的诉讼程序扩大了公民环境诉权的行使。其裁决反复援引的可持续发展、预警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已深刻嵌入印度的环境法理学。

然而，争议与挑战同样显著。首先，裁决质量的质疑声浪未绝。2025年6月，NGT南部 审判委员会 在 Honnavar Port 案中维持了基于12年前“回收利用”的公众听证会授予的环境许可，引发强烈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一裁决“削弱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合法性”，违反了《里约宣言》原则10，与NGT自身过往维护公众参与的判例相悖，是“通过漏洞的统治”。其次，与最高法院的关系时有紧张。Auroville案和Waris Chemical案显示，最高法院正密切监督NGT的管辖边界和程序合规性，不时纠正其越权行为。这种司法监督虽有必要，但也可能影响NGT裁决的终局性。第三，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随着气候变化诉讼的增加，NGT作为主要环境法庭，将面临更多涉及温室气体减排、能源政策等复杂科学与政策议题的挑战，对其“气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综上所述，印度国家绿色法庭在2025年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它的专业性获得广泛认可，管辖权得到厘清，但也面临着确保裁决质量、恪守法定权限、协调机构关系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新课题的多重考验。其未来的演进方向，将深刻塑造印度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的法治路径。

八、《工作场所骚扰（预防）法》强化执行：

在Me Too浪潮中迈向“零容忍”

（一）

改革背景：

印度的职场性骚扰立法走过了一条由社会运动深刻推动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一位女性社工在制止童婚时被残忍轮奸，这一事件激起了女权组织的强烈愤怒。女权运动者卡普尔(Naina Kapur)等向最高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要求对职场性骚扰进行专门立法。在此之前，印度立法中从未有“职场性骚扰”的明确法律定义，受害者只能依据《刑法典》中的强奸罪等条款寻求救济，社会层面对此更缺乏基本意识。

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后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维沙卡判决”(Vishaka and Ors. V State of Rajasthan)，首次对职场性骚扰做出了法律界定，并制定了预防和应对指南，史称“维沙卡指南”。然而，最高法院的指南虽具指导性，却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真正推动立法突破的，是2012年的“德里强奸案”。23岁的医学院女学生Jyoti Singh在公交车上被六名男性残忍轮奸致死。这一被称为“无畏者”(Nirbhaya)的案件改写了印度女性权利保护的历史，引发了印度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性暴力运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印度议会于2013年通过了《针对女性的职场性骚扰(预防、禁止与救济)法》，将“维沙卡指南”的核心内容上升为正式立法。

2018年下半年，Me Too运动席卷印度。女演员杜挞(Tanushree Dutta)指控男演员帕缇卡(Nana Patekar)在拍摄时对其实施性骚扰，拉开了印度Me Too运动的序幕。此后，指控迅速从娱乐界蔓延至媒体界、政界乃至司法界。Me Too运动暴露了2013年法律在实施中的诸多不足，例如对“工作场所”的定义过于狭窄、内部投诉委员会的运作不规范、对雇主的惩罚力度不足等。2025年，印度一系列规则与判决进一步推动了反职场性骚扰立法的执行力度。

（二）

改革目标：

此次修改的核心目标是对职场性骚扰实现真正的“零容忍”。具体而言，改革旨在通过扩大法律适用范围、强化雇主责任、简化投诉程序、加大处罚力度，构建一个更加完善、对受害者友好的预防和救济机制，让每一位在职场上工作的人，无论性别，都能享有尊严和安全。

（三）

改革内容：

根据2025年的修正案，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大“骚扰”的法律定义。修正案明确涵盖了数字形式的性骚扰行为，如通过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发送不当内容等。如在Amit Kumar博士诉德里大学案中，德里高等法院于2025年7月17日裁定认为，在WhatsApp和社交媒体等平台上交换的信息，若源于与工作相关的关系，则可被纳入性骚扰的范畴，即使《性骚扰法》并未对虚拟工作场所作出规定。

第二，强制合规披露。2025年7月14日，《公司（账目）第二次修订规则2025开始生效，该规则强制要求在董事会报告中详细披露《2013年职场女性性骚扰（预防、禁止和救济）法》（POSH法案）的合规情况，包括投诉统计数据和员工性别构成。

第三，强制在门户网站SHe-Box上注册内部投诉委员会的情况。在Aureliano Fernandes诉果阿邦案中，最高法院作出指示，包括私营组织在内的所有工作场所，都必须注册其内部委员会和工作场所详情，以便根据《性骚扰法》的规定妥善处理投诉。2025年期间，多名地区官员发布通函，强制要求在SHe-Box平台上进行注册，许多组织也收到了地区行政部门要求其在门户网站注册的电子邮件。2025年8月12日，最高法院指示各邦政府开展全区（县）范围的调查，以核实合规情况，并确保所收集的数据被录入由妇女与儿童发展部维护的SHe-Box平台。该指令进一步强调了各组织在门户网站上注册其详细信息的必要性。

（四）

改革意义与争议：

此次修改是印度在性别平等和劳动权益保障领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进步。首先，它标志着印度社会对职场性骚扰问题的认识实现了很大的飞跃。从20世纪90年代“维沙卡案”对性骚扰的首次法律界定，到2013年德里强奸案催生的首部专门立法，再到Me Too运动推动的再次扩展到性骚扰的定义，每一次突破都由深刻的社会运动所推动，将“零容忍”从口号转化为可执行的制度安排。

其次，它通过强化雇主责任，推动企业建立更加健康、平等的内部文化。2025年执行推动中强化雇主和规则责任，可使职场性骚扰的预防从个体自觉走向系统性纠正与应对。

最后，它回应了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将数字形式的性骚扰纳入法律规制范围，使得法律保护能够覆盖远程工作、社交媒体互动等新型工作场景。 然而，法律的完善只是第一步。如何确保每一个用人单位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投诉机制？如何让每一位受害者都敢于打破沉默？如何在校园、职场持续推动性别意识教育？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最终决定此次修法能否真正实现其“零容忍”的崇高目标。

九、加尔各答女医生被强奸谋杀案：

印度司法与社会的一次深刻拷问

加尔各答女医生被强奸谋杀的案件已经在2025年1月20日作出了判决，但案件引发的司法与社会拷问却远没有结束。

（一）

事件背景：

2024年8月9日，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的R.G.卡尔医学院附属医院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恶性案件。一名31岁的女性实习医生在医院内的研讨会大厅被强奸后杀害。次日，警方逮捕了主要嫌疑人桑杰·罗伊，一名与当地警方灾害管理部队有关联的公民志愿者。然而，案件最初由加尔各答警方调查，其处理方式迅速引发巨大质疑。由于医院监控的缺失、犯罪现场保护的疏漏以及调查初期的诸多疑点，公众和受害者家属对地方当局的信任瞬间瓦解。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加尔各答高等法院于8月13日介入，将案件调查权移交给中央调查局（CBI）。

（二）

引发的社会正义与抗议：

这起案件远不止是一桩孤立的暴力犯罪，它迅速点燃了印度社会积压已久的愤怒，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风暴。

首先，医疗系统的安全危机成为焦点。事件发生在工作场所，受害者是正在值夜班的医生，这直指印度公立医院长期存在的安全漏洞。从8月10日起，以 junior doctors（初级医生）为主体的全国性罢工持续了42天，要求政府保障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安全。抗议者指出，缺乏基本的安保措施、休息场所不足、长时间工作导致身心俱疲，是医疗系统的普遍顽疾。

其次，对司法与调查公正性的深度不信任贯穿始终。受害者家属从一开始就怀疑存在更大阴谋，认为警方试图用“独狼”作案掩盖真相。2026年2月，受害者父亲更公开抨击CBI的调查是“掩盖”，并称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将此案交给CBI是“严重的错误”。他直指政界人士（如卫生部长、议员）和高级警官（如苏迪普托·罗伊）才是真正的“阴谋参与者”，而桑杰·罗伊只是被推出来的替罪羊。其律师进一步指控，CBI在调查中刻意回避追查这些“实际肇事者”，其提交的报告模糊不清，甚至反对要求对涉案警官和医生进行羁押审讯的申请，暗示CBI本身可能也卷入了“更大的阴谋”。

第三，女性安全的普遍焦虑被再次唤醒。从2012年“ Nirbhaya ”案到此次事件，女性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始终未得到根本改善。抗议者将此次事件与过去数十起针对女性的恶性暴力案件联系起来，质疑社会和法律体系是否真正保护了女性。

最后，中央与地方的政党政治角力也使案情复杂化。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中央政府和西孟加拉邦执政的草根国大党（TMC）相互指责。邦政府指责中央干预地方事务，中央则批评邦政府治理失败。这种政治对立贯穿于整个司法进程，使得寻求真相的过程掺杂了浓厚的党派色彩。

（三）

司法介入与进展：

面对全国性的危机，印度最高法院于2024年8月18日主动（suo motu）受理此案，行使宪法第32条下的管辖权。最高法院的介入，将案件的焦点从单一罪行扩展至系统性的制度缺陷。

在8月20日的首次听证中，由时任首席大法官钱德拉楚德领导的 审判委员会 明确指出，此案关乎全国医生的工作安全。为此，法院下令成立一个由九名成员组成的国家特别工作组，负责制定保障医护人员安全的全国性规程。法院同时要求CBI提交调查进展报告，并呼吁抗议医生返岗，承诺他们的声音已被听见。这一举措在当时被一些医生协会称为“治愈之手”，部分抗议因此而平息。

然而，事态并未平息。在9月的后续听证中，法院获悉仍有大量医生未返岗，并告诫其不能以抗议为名放弃职责。法院审查CBI报告后，以“维护调查完整性”为由拒绝公开具体发现，但承认情况“令人深感不安”。此后，案件焦点逐渐演变为法院对CBI调查进度和质量的持续监督，以及调解邦政府与抗议医生之间的僵局。

（四）

裁判结果与后续问题：

案件的刑事审判部分在2025年1月20日告一段落。庭审法院判定桑杰·罗伊强奸和谋杀罪名成立，并判处其终身监禁，同时处以罚款并向受害者家属赔偿170万卢比。法院认为此案不符合“罕见之最”标准，故未判处死刑。

然而，这一判决远非事件的终结，它仅仅是揭开了更深层问题的序幕。

第一，“更大阴谋”的追查陷入僵局。受害者家属及其律师对判决极度不满，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策划者——那些警官和政客——仍然逍遥法外。CBI被指控在调查关键环节止步不前，未对已查明涉案的警官苏迪普托·罗伊采取进一步行动，尽管其与已被逮捕的学院前院长桑迪普·高希的通话录音等证据已被掌握。这导致受害者家属对CBI的信任也已彻底瓦解，甚至质疑高等法院移交调查的决定本身。

第二，司法程序的漫长与复杂。案件的管辖权在地方、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之间切换，体现了印度司法多层级的复杂性。虽然最高法院的主动介入展现了其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姿态，但也引发了关于其是否过度干预、以及个案干预能否真正解决系统性问题等讨论。2025年12月，最高法院最终将案件的持续监督权转回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由其负责跟进CBI报告和落实安全措施。

第三，制度性改革的成效有待检验。最高法院成立的国家特别工作组能否制定出切实有效且被各邦采纳的医生安全规程，仍是未知数。抗议的核心诉求——建立持久、安全的工作环境——并未因一个法庭判决或一份报告而得到根本解决。

总而言之，R.G.卡尔医学院案已成为印度当代法治史上一块沉重的试金石。它暴露了女性安全的脆弱、医疗体系的溃败、党派政治对司法的干扰，以及受害者对调查机构公正性的深刻不信任。尽管刑事审判部分已经完成，但围绕“真相”、“正义”和“制度性保障”的追问，仍将在印度社会持续回荡。此案最终的“句号”，不取决于一纸判决，而取决于能否真正将那些被指控的“更大阴谋”查清，并将系统性风险降至最低。

十、北阿肯德邦实施统一民法典：

印度民事立法的历史性突破

北阿肯德邦UCC法案于2024年2月获邦议会通过，同年3月获总统批准，2025年1月27日正式生效实施，成为印度独立后首个实施UCC的邦，这是为印度告别身份法吹响号角的一个重大法治事件。

（一）

改革背景：

统一民法典（UCC）是印度宪法第44条规定的国家政策指导原则之一，旨在为所有公民制定统一的婚姻、继承、收养等民事法律，不分宗教。这一条款源于制宪会议对英国殖民遗产的反思。英国殖民者于1835年决定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婚姻家事排除在统一民事立法之外，形成了延续至今的身份法体系。独立后，印度继承了这一区分立法传统，各宗教群体分别适用各自的属人法，如1955年《印度教婚姻法》、1937年《穆斯林属人法（沙利亚适用）法》等。这种多元法律并存的状态，虽体现了对宗教多样性的尊重，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妇女在继承和离婚中权利不平等、一夫多妻制在某些群体中仍被允许、法律适用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经过长达七年的宪法辩论，制宪者将UCC置于无司法强制力的指导原则部分，作为对宗教少数群体担忧的妥协。七十余年后，北阿肯德邦成为首个将这一原则转化为可执行法律的邦。

（二）

改革目标：

北阿肯德邦实施UCC的核心目标在于：第一，实现性别平等，废除属人法中歧视妇女的条款，如不平等的继承权和一夫多妻制；第二，简化法律体系，用统一的民事法典取代多元复杂的属人法，增强法律确定性和可操作性；第三，促进社会整合，通过共同的身份法规则，弱化宗教身份在民事生活中的分野；第四，规范新兴社会关系，特别是对同居关系这一快速增长但法律空白的领域予以规制。

（三）

改革内容：

其核心内容涵盖以下方面：

第一，统一婚姻制度。规定法定婚龄为男21岁、女18岁，废除童婚；明确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禁止一夫多妻制和重婚；要求所有婚姻必须在60日内登记，逾期将影响政府福利的享受。统一离婚程序，规定结婚后一年内不得提起离婚，确立了男女平等的离婚权利。

第二，统一继承规则。废除印度教属人法中的“共祖财产”制度，赋予儿子和女儿同等的继承权；非婚生子女、收养子女及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子女享有同等权利；在无遗嘱继承情形下，规定配偶、子女和父母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第三，规范同居关系。首创同居关系登记制度，要求同居伴侣向指定登记官提交“声明”；登记官有权调查并拒绝登记；关系终止时须通知登记官；未履行登记义务将面临刑事处罚，包括监禁或罚款。这一规定引发广泛争议。

第四，明确适用例外。依据宪法第342条和第366(25)条，将表列部落（ST）排除在UCC适用范围之外，以保护其传统习俗和自治权利。

（四）

改革意义与争议：

北阿肯德邦UCC的实施具有多重历史意义。

首先，它打破了七十余年来宪法第44条的“休眠”状态，将一项长期停留于理论讨论的指导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法律，为其他邦乃至中央层面推动UCC提供了实践范本。

其次，它在性别平权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通过废除一夫多妻制、确立男女平等的继承权和离婚权，UCC将宪法第14条（平等权）的承诺延伸至长期被属人法支配的家庭领域。正如金德尔全球大学张文娟教授所指出的，“从性别视角看，穆斯林女性又将受益于现代性别平权的保护”。

再次，它体现了对殖民法律遗产的“反叛”。英国殖民者的区分立法被打破，代之以统一的公民身份规则，这被部分学者视为更具去殖民化意义的制度变革。

最后，它对同居关系的规制，回应了社会变迁带来的新问题，将法律触角延伸至传统婚姻之外的亲密关系领域。

然而，UCC的实施伴随着激烈争议。

第一，宗教自由与平等权的宪法张力。反对者认为，UCC侵犯了宪法第25条保障的宗教自由，干预了各宗教群体依其传统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著名穆斯林组织“印度伊斯兰学者联合会”明确表示将在法庭上挑战该法，认为其“完全偏向于穆斯林”是错误的指控，实质是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侵蚀。宪法第25条作为基本权利，其地位高于作为指导原则的第44条，这种宪法位阶的张力将成为司法审查的焦点。

第二，对少数群体身份的冲击。批评者指出，UCC的本质是以多数群体的标准统一身份定义，使少数群体“失去自我，逐步融入到统一身份构建中”。在经历过印巴分治创伤的印度语境中，这种担忧尤为敏感。反对党认为，强制统一民事法典可能激化社群矛盾，影响其票仓。

第三，同居关系条款的正当性质疑。强制登记、刑事处罚、登记官的广泛裁量权等规定，被批评为“无视同居关系的基本性质”，将国家权力不当介入私人领域。批评者认为，这“削弱了个体自主权，并质疑了国家在规制个人关系中的角色”，试图将同居关系纳入婚姻的制度框架，抹煞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第四，政治动机的质疑。印人党自1980年代以来将UCC与废除克什米尔自治地位、重建阿约提亚罗摩神庙并列为三大政治使命。批评者认为，此次邦级突破更多是政治议程的推进，而非纯粹的法律改革。

综上所述，北阿肯德邦UCC的实施是印度民事立法史上的分水岭事件。它在性别平等和法律统一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也深刻触动了宗教自由、少数群体权利和联邦制衡的敏感神经。正如我在“印度制定统一民法典取得‘邦级突破’”一文中所提及的，围绕UCC的争议“实际上是有关身份构建的争议，这其中包括民族国家身份构建中的去殖民化与现代化话语体系中不自觉西方化的纠葛，同时也体现在国家内部统一化身份构建中多数与少数群体之间的张力上”。未来，这一法律实践的效果、其他邦的跟进态势以及最高法院的合宪性审查，将持续塑造印度民事法治的演进方向。

十一、小结

回望2025年印度十大法治事件，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其中：在多元与统一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实现转型。最高法院在泰米尔纳德邦总督案中捍卫了联邦制的权力边界，数据保护规则以“同意革命”重塑数字时代的个人权利，劳动法典试图在灵活性与社会保障间找到支点，《伊斯兰宗教财产法》修正案则深刻触动了宗教自治的敏感神经。这些事件无一不印证：法治的进步，往往不在于一劳永逸的答案，而在于持续不断的对话与调适。当加尔各答女医生案的追问仍未终结，当统一民法典的争议刚刚开启，2025年的印度法治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份答卷，不如说是一串指向未来的问号。这些问号的答案，将在接下来的司法裁决、社会运动与立法博弈中，逐渐清晰。

滑动查看注释：

1. The State Of Tamil Nadu v. The Governor Of Tamilnadu, 2025 INSC 481 (Supreme Court of India, April 8, 2025). Available at: https://indiankanoon.org/doc/82729634/；

2. Indian Journal of Law and Legal Research. (2025, August 4). Case Comment: The State Of Tamil Nadu Versus The Governor Of Tamil Nadu And Another. Available at: https://www.ijllr.com/post/case-comment-the-state-of-tamil-nadu-versus-the-governor-of-tamil-nadu-and-another；

3. 张文娟. (2017, March 7). 那些让我好奇的印度宪法设计. 印中智慧桥. https://mp.weixin.qq.com/s/7VbtBrWZtV0x8LuBLCM7hA

4. 张文娟. (2026年1月12日). 印度已经开始实施的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有哪些看点呢？ 印中智慧桥. Retrieved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GF1a7RLSmVAUVrXcf7NTaw;

5. 张文娟. (2026年1月14日). 印度个人数据保护中的“同意管理人”制度. 印中智慧桥. Retrieved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BbJMXAjzNH9R17QZ7zuKSQ;

6. Ministry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overnment of India. (2025). 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Rules, 2025. https://www.meity.gov.in/documents/act-and-policies/digital-personal-data-protection-rules-2025-gDOxUjMtQWa?pageTitle=Digital-Personal-Data-Protection-Rules-2025;

7. AMLEALS. (2025). AMLEALS 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Rules, 2025. https://amlegals.com/digital-personal-data-protec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