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何要采取超常规措施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保障国家发展安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支撑，其攻关进程直接关系科技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大国博弈的主动权掌握。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这一重要部署绝非偶然，其中超常规措施作为关键抓手，并非简单的资源加码，而是应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殊挑战、破解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这一全新表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旨在将制度优势与市场活力、社会创造力、探索风险性、法治确定性有机融合，是我国在关键发展节点，对复杂技术攻关难题进行战略性干预、推进治理现代化的独特探索。

实现建设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迫切需要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复杂交织，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总体上可概括为4个方面。

一是国际政治进入变革期，基于规则和自由贸易准则的世界秩序受到严峻挑战，传统国际协调机制逐渐失效，民粹与民族主义抬头，世界主要大国间的竞争博弈愈演愈烈，围绕技术体系、规则标准、创新生态等全面竞争。

二是全球经济进入重构期，世界经济复苏进展曲折缓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加速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区域化本土化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特征。

三是全球科技进入产业化加速期，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新能源、合成生物等新兴技术孕育出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和产业变革，跨界融合创新愈发频密，涌现颠覆性技术的可能性增大，不断改造传统产业、形成产业新业态。

四是国际安全进入动荡期，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处在和平与动荡、缓和与紧张、接触与遏制、对话与对抗、冲突与战争并存的复杂局面，科技发展引发的数字与网络安全、生物与基因安全等新安全问题日益显现，现代社会治理、科技伦理治理亟待提升。

“十五五”时期，将是我国实现建设科技强国战略目标承前启后的五年，创新驱动发展进入活跃期、科研成果转化进入爆发期、新旧动能转换进入关键期、结构优化升级进入攻坚期、数字绿色转型进入增长期，我国发展要做到需求牵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需求牵引，就是要找准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夯实基础，就是要补短板、锻长板、抢先机；全面发力就是要聚焦实现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任务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

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构成，是主要国家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战略领域，也是近年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重点领域，更是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必争领域。其中，既有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我国需要全力解决受制于人的卡点问题，也有生物制造等技术范式尚未完全固化、各国竞相开辟新赛道的新兴领域，为我国提供了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的新机遇。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靠自己。全球科技竞争中，落后一步就可能长期失去主导权，甚至发展权。特别是在大国竞争博弈背景下，全球创新链、供应链正在加速调整和部分“脱钩”，我国必须在此过程中夯实自主可控的关键节点，避免被锁定在产业链中低端。取得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决定性突破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关系能否赢得未来的必答题，是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必须。过去这些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关键政策文件，从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到具体产业发展路径进行了系统性部署，重点领域攻关取得实质性突破，先进材料、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领域一批“卡脖子”技术不断被攻克。同时，也要认识到，现代核心技术（如光刻机、航空发动机）是庞大技术生态的结晶，涉及材料科学、精密制造、软件控制等多学科深度交叉，需要扎实的基础研究、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持续的资源投入和长期的技术迭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形成的发展优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技术演进、市场选择、产业生态协同和大量耐心资本投入的复合结果。例如，硅谷的半导体生态、德国的精密机械传统，都是这些国家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中率先起步，定义了技术标准和产业架构，并逐渐形成了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光刻机从干式到浸润式再到极紫外光（EUV），不断通过试错持续改进、代际传承，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隐性知识库和专利网络。

未来5到10年，是我国能否成功跨越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窗口期，这对实现科技现代化、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非常关键。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战略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面临的时间窗口约束、系统性壁垒和复杂性挑战，依靠市场自发演进或常规的科研管理、产业政策节奏，难以在战略窗口期内取得突破，必须以超越常规思维、常规节奏、常规投入力度的方式，聚焦发展目标或问题短板啃硬骨头进行集中突破，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走完别人几十年走过的路，以保障国家安全、科技安全、产业安全。

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与机遇的创新之举

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其本质是一次基于数字智能、覆盖经济社会全局的系统性重构，对一体化持续推进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程实现和产业发展带来新的颠覆性要求。一是迭代速度指数级增长。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产业周期，窗口期短暂，按部就班必将错失良机。二是跨界融合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深度融合，不断催生合成生物、智能网联汽车、无人自主系统等新赛道，迫切需要打破传统部门壁垒。三是全方位渗透性。这场变革往往不是对现有技术的线性改进，而是开辟全新价值网络，不仅创造新产业，更全面重塑所有传统产业的研发、生产、管理和商业模式。四是发展高度不确定性。技术路径、商业模式和最终形态乃至社会影响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高风险的探索和试错。五是赢家通吃效应。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新能源等正处在从技术突破到产业爆发的临界点，谁率先形成技术标准、产业生态和市场规模，谁就能占据难以撼动的优势地位。因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仅涉及激烈的技术竞赛，更是涵盖国家创新体系、产业生态、治理模式乃至全球规则的全方位竞争。

采取超常规措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主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与机遇、实现赶超或引领的必然战略选择。这绝非简单的集聚资源、加大投入力度，而是一场涉及思维模式、组织方式和政策工具的全面创新。从全球看，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创世纪计划”，欧盟的《欧洲芯片法案》等，都是通过立法、巨额补贴、本土化要求等超常规手段，争夺未来产业主导权。从我国看，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的选择有极强的针对性，都是涉及全局性的、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问题，既解决燃眉之急的“卡脖子”受制于人问题，也抓住了新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并且这些领域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技术能力体系主要骨架。例如，集成电路是数字化时代的“粮食”和“大脑”，其发展极端依赖先进材料（如硅片、光刻胶）、高端仪器（如光刻机、量测设备）和工业母机（超精密机床），并由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设计出来；生物制造代表了“融合性未来产业”的方向，其研发和生产过程高度依赖专用的高端仪器（基因测序仪）、先进材料（生物反应器膜材）和自动化装备（工业母机），并由复杂的算法与软件（基础软件）进行控制和优化。

我国科技发展范式正在发生从跟随模仿到自立自强的根本性转变，这就要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必须实现“从0到1”的质变，并完成“从1到N”的跨越。其间包含3个核心跃迁：

一要自主可控，即建立起不依赖外部、不受制于人的技术体系和供应链，这也是安全的底线与发展的基石。

二要性能达标，即国产关键核心技术的性能、可靠性和成本能够满足主流市场需求，这也是检验技术攻关成功与否的试金石。

三要生态繁荣，即围绕突破的核心技术，形成上下游衔接、各类主体协同的产业集群和生态系统，这也是实现从技术自立到产业引领的跨越。

其中，“从0到1”的突破主要依靠国家战略主导，“从1到N”的跨越则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产业规律。因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技术研发，其目标是构建一个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

这就必然要求坚持系统思维、全链条推进，即在攻关的过程中，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产业落地，确保各环节环环相扣，不能让任何一环掉链子。我们既要着力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也要着力保障供应链的韧性、提升政策链的效能，推动“六链”动态协同、循环强化，切实形成“技术——产业——市场”的良性循环，不断提升国家竞争力。

其中，创新链是源头，覆盖从基础研究到市场产品的全过程，融合关键在于建立“需求牵引研发、研发围绕需求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让市场难题成为科研命题。

产业链是载体，核心在于实现技术价值与商业回报，融合关键在于龙头企业发挥出题者、投资者和首用者作用，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供应链是基石，重点是保障安全与韧性，关键是通过国产化替代和多元化布局，将供应链的薄弱环节转化为创新链的攻关方向。

人才链是根本，主要任务是提供核心智力支持，融合关键是推动“科学家——工程师——工匠”贯通培养，并建立市场化、国际化的激励与评价机制。

资金链是血液，主要功能是承担风险与提供耐心，融合关键是政策性金融与市场化资本协同，对基础研究和长周期项目给予耐心资本支持。

政策链是保障，作用是提供制度支撑与方向引导，提升的关键是政策的敏捷性，政策适配需求，允许特事特办，破除部门壁垒，创新攻关组织模式，形成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必然选择

未来5到10年是关键的窗口期，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竞赛。我国过去这些年的政策部署，以及大飞机、北斗系统、特高压输电等系统集成攻关实践，既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战略空间和能力基础，也充分验证了新型举国体制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上的有效性。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面临技术壁垒高、投资风险巨大、研发周期漫长、国际封锁严密等非常规挑战，从突破到领先仍有长路要走，基础研究根基仍需加固，同时全球竞争与合作格局复杂化，技术“脱钩”风险与全球创新合作需求并存，必须在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间寻求更高水平的平衡。

超常规措施与新型举国体制的融合，是新时代背景下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模式的战略升级和操作化实践。其中，新型举国体制提供组织框架和制度基础，其强调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通过跨部门、跨地区、跨军民的系统性组织，形成协同合力，确保攻关不因短期市场波动而中断。其“新”体现在尊重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注重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引导多元主体参与。而超常规措施提供战术工具和执行弹性，其在新型举国体制框架下，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突破性、灵活性政策工具，是对常规行政流程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必要补充和突破。例如，通过特事特办、机制创新、弹性监管等方式，敏捷响应应对技术路线的无人区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二者的融合协同，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战略牵引——市场驱动——政府协调”的动态运行体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其中，由国家基于长远发展与安全需求，定义重大战略领域和必须攻克的关键核心技术清单，解决“为何而战”的问题，超常规通过“使命导向型”创新计划等，引导社会资源向战略领域汇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企业、风险资本、人才在竞争与合作中筛选技术路线、优化产品、创造价值，解决“如何取胜”的问题，超常规广泛采用“揭榜挂帅”“创新联合体”等市场化机制，形成强大的市场拉力。政府发挥系统集成者、规则创新者、风险分担者等协调作用，弥补市场失灵，解决“障碍何在”的问题，超常规搭建公共研发平台和中试验证平台、实施“监管沙盒”“创新采购”等政策。

在基础研究环节，侧重营造“静水深流”的探索环境。可在国家战略必争的基础科学领域进行超前部署，制定非对称赶超策略。设立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的稳定支持项目，实行预算包干制和里程碑式管理。在特定科研机构设立“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实行国际通行的科研管理体制。培育宽容失败的文化与评价机制，对探索性强、风险高的基础研究项目，建立尽职免责机制。

在技术开发环节，侧重跨部门跨领域协同与场景驱动。可针对明确的技术难题，公开发榜，不限团队背景“揭榜挂帅”，同时支持3——5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团队并行攻关，在竞争中优选最优解。要求或鼓励军工、能源、交通等关键部门开放真实应用场景，作为新技术的试验场。在自动驾驶、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划定特定区域或范围，允许企业在真实场景中测试创新产品，同时暂时豁免部分现行监管条款。

在工程化环节，侧重打通无缝衔接的转化链条。可针对特定工程目标，组建由整机企业牵头，核心部件、材料、软件、检测单位共同参股的“独立法人实体”。以股权为纽带，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形成产业化共同体。建立“并行工程”审批通道，在符合基本安全规范的前提下，允许研发、测试、标准制定、生产许可申请同步进行，大幅缩短工程化周期。探索成立“工程化推进专班”，针对工程所需特定“卡脖子”材料、零部件或工艺问题，调动全国资源进行点对点突破。

在产业化环节，侧重创造敢用愿用的市场生态。可在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党政机关、重点国企等领域，制定“自主可控产品替代目录”和明确的时间表，为国产技术提供“强制性初始市场”。政府作为“领先用户”，直接采购尚未完全成熟但战略意义重大的产品和服务，帮助产品快速迭代完善。建立国家主导的“关键核心技术专利池”，对创新联合体内形成的知识产权进行集中管理、交叉许可和打包运营，降低产业链整体创新成本。

总之，采取超常规措施的最终目的，并非永远特事特办，而是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突破和制度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决定性突破，最终将成功的超常规经验，转化和固化为能够持续引领创新的新常规体系。

文章来源于《学习时报》2026年3月4日第7版。潘教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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