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财银社
文章 | 甄欣
编辑 | 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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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渤海银行发布董事会公告,正式聘任行长屈宏志兼任首席合规官,任期与行长任期一致。在行业合规标准全面抬升的背景下,这家银行选择将合规责任直接压实至经营中枢,其背后既有外部制度倒逼,也有内部风险反思,更折射出银行业治理逻辑的结构性转向。
行长兼任首席合规官的本质是为了满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4年12月发布的《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但行长兼任不免让人引起疑问。
首席合规官的核心职能是独立监督、防范合规风险,相当于金融机构合规管理的“裁判员”;而行长的核心职责是推动业务发展、实现营收与利润增长,是经营管理的“运动员”。
两者职责定位的差异,决定了行长兼任首席合规官必然存在天然的角色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理论层面的担忧,而是具备明确的现实诱因与潜在危害。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天眼查信息显示,2月5日,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条执行信息显示,渤海银行又一次成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28,914.00元,案号:(2026)津0102执6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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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0月23日,渤海银行被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500元,案号:(2025)津0102执恢1768号。据公开信息显示,该案件曾于今年1月8日首次执行。
一年时间内,多次成为被执行人的渤海银行,到底有何难言之隐?首席合规官的设立是否能帮助渤海银行走出当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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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30日,在中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环渤海经济区崛起的时代浪潮中,渤海银行于天津正式宣告成立。
在过去20年中,渤海银行凭借其灵活的机制和创新的理念,持续为区域内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产业转型升级、中小企业成长、民生工程改善以及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构建,输送着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它不仅是区域经济巨轮扬帆远航的“加油栈”,更努力扮演着优化资源配置、管理风险的“参谋部”角色。但近年来随着银行业净息差压力的不断增大,传统盈利模式业面临着挑战,渤海银行也面临着一定的危机。
从资产质量角度看,渤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呈现上升趋势,反映出信用风险管理的挑战。根据2024年度报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渤海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64.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76%。
而2025年中期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30日,不良贷款余额增至172.69亿元,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81%,较2024年末增加了0.05个百分点,这一数据高于2024年末行业平均水平的1.62%,表明资产质量恶化压力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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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贷款拨备方面,2024年末的贷款减值准备为275.79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59.70%;2025年6月末拨备覆盖率维持159.70%,但拨备率为2.89%,缓冲空间不足。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逾期贷款规模在2025年6月末达到291.6亿元,较2024年末增加30.06亿元,其中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占比显著,反映出回收压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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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连续两年进行大规模不良资产剥离,也势必将进一步凸显其风险出清压力,可能对当期利润造成冲击。
盈利能力方面,渤海银行在2024年和2025年上半年表现稳中有进,但收益结构显示对利息净收入的依赖度高,且净息差收窄压力不减。2024年,渤海银行实现营业收入254.82亿元,同比增长1.94%;净利润52.55亿元,同比增长3.44%。
202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达142.15亿元,净利润38.30亿元,同比增幅均为正,细看收入构成,利息净收入是主要来源,2024年为155.42亿元,同比下降11.92%;2025年上半年利息净收入80.48亿元,同比继续下降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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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渤海银行在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领域加大投入,如2024年绿色贷款余额485.30亿元,同比增长55.25%,但这类业务初期盈利贡献有限,短期难以对冲传统业务风险。
此外,渤海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扩张也加剧了该行的资本消耗,根据财报数据显示,2024年末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为1.09万亿元,市场风险加权资产182.14亿元,操作风险加权资产44.99亿元,总和占资产比例较高。
为补充资本,渤海银行在2024年发行了14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和11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2025年又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但债务工具成本上升可能增加利息支出压力。
渤海银行的近二十年发展历程,深刻印证了金融机构与区域经济休戚与共、协同演进的共生关系。
作为环渤海经济区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渤海银行自2005年成立以来,通过信贷投放、产品创新和服务优化,持续为区域基础设施升级、产业转型、中小企业成长及民生改善注入金融活水,有力支持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滨海新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落地。
然而,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叠加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等挑战,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此背景下,银行业普遍面临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承压、资本约束增强等考验,渤海银行亦不例外,其不良贷款率居高、盈利增速放缓等问题,折射出区域经济下行周期中金融风险的暴露,以及银行自身风控与转型的紧迫性。
但另一方面,国家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强调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指明了新方向。
渤海银行若能坚守初心,聚焦主业,深化数字化风控、优化资产结构、强化资本管理,并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等区域新动能培育,其未来仍有望在赋能区域经济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归根结底,渤海银行的故事是中国区域性银行与地方经济互动的一个缩影:它既受益于区域繁荣的红利,也需应对周期波动的冲击;其成功与否,将取决于能否在服务实体经济与防控金融风险之间找到动态平衡,从而在新时代经济版图中继续扮演不可或缺的“金融引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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