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好书丨从君王到阶下囚，李煜以血泪词写尽愁与恨

本文节选自《诗人之死：中国文人的绮梦、爱欲与国忧》，原标题为《是非功过》，作者彭洁明。

△ 《诗人之死：中国文人的绮梦、爱欲与国忧》，岳麓书社出版

李煜在汴京期间载酒消愁，赋词写恨，其词被王国维称为“以血书者”。如其《子夜歌》：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词一开篇就连发两问，愤懑之意、痛苦之情溢于笔端，这两句一问深于一问：人生之中，怎么可能免得了忧愁和痛苦？即使人人都要面对愁和恨，可为何我的愁和恨却如此深重呢？这两句词，将对人类命运的理性思考与个体人生的感性体验结合。“人生愁恨何能免”认为人生中的痛苦在所难免，而“销魂独我情何限”却又突然转折，从想到世人共荷愁苦而稍觉宽慰，到觉得自己深陷苦海而倍感孤独，为词定下了忧思深沉的基调。

李煜常在亡国后的词作中以梦境映衬现实。梦中有未改的雕栏玉砌，醒来是孤冷的薄衾冷雨，过去不堪回首，现实难以面对，在醒和梦之间、回忆和现实之间，他全无立足之地，所以回忆中的月色虽然依旧皎洁，却已不能细思缓念；梦中纵能暂忘亡国，重享欢愉，也不过是短暂的“贪欢”。此处说“故国梦重归”，一个“重”字，说自己再一次梦回金陵，但当虚幻的梦境破灭之后，那种无所逃于天地间的感觉变得更加真切。所以“觉来双泪垂”，梦醒时分，不禁泪落。此处说梦境似真，末句却说昨日如梦，昔年真实发生过的事，如今如梦如烟，令人不堪回首，不敢确信。

李煜还曾在其《破阵子》词中，写亡国给他带来的心理创伤：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南唐立国三十九年而亡，当其盛时，辖三十五州，人口逾百万户。词中所言“凤阁龙楼”“玉树琼枝”，是升平图景之一角，也是李煜曾有过的安稳岁月的梦影。他在继位之后一直忧心忡忡，并非不知天下事，但此处他有意不把现实中的忧患写入词中，只说岁月本来静好无忧，以写出故国繁华被突如其来的“干戈”毁掉的悲剧感，写出生活骤然被摧毁的撕裂感。他还有因断送国家而对祖父、父亲生出的愧疚感，有从君主变为俘虏的强烈落差感，也有对未来无尽灰暗岁月难以承受的焦虑感。

为了写出这些复杂的情绪，他选取了记忆中一个痛彻心扉的场景：在即将被俘北上、离开金陵时，他来到宗庙辞别，教坊乐工奏起离歌，宫嫔肃然而立。当年，是“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一国人、物之美，尽属他一人；今日，君主和宫娥都成了被羁绁之身，只能垂泪相对。俯仰今昔，情何以堪！

李煜因这首《破阵子》，还曾经遭到苏轼的非议。苏轼在《东坡志林·跋李主词》中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苏轼的意思是，李煜既然亡了国，去国之前，应该在宗庙外向祖宗谢罪，向国中万民谢罪，而他竟然听教坊离曲、对宫娥挥泪，这不是太不成体统、太浮浪寡恩了吗？

对于苏轼的责难，后人有不少为李煜辩护的。有人认为，这首词本身就有点可疑。如宋人袁文说：

余谓此决非后主词也，特后人附会为之耳。观曹彬下江南时，后主豫令宫中积薪，誓言“若社稷失守，当携血肉以赴火”，其厉志如此。后虽不免归朝，然当是时，更有甚教坊，何暇对宫娥也！（袁文《瓮牖闲评》）

袁文认为这首词并非李煜的作品，而是后人的伪作。因为在宋军将要破城之时，李煜曾经命宫人准备柴火，称如果国家覆亡，自己会焚身殉国。袁文觉得，即使李煜后来并未真的自杀，但他当时的发心并非虚假，这是其一。其二，在南唐国破、李煜投降被俘之后，举国一片混乱，教坊早已不存。身为阶下囚的他，又有什么机会再安然与宫娥相对、听乐师弦管呢？

有人认为，词未必是假，但“挥泪对宫娥”的事，也并不是只有李煜一个人干过。譬如唐玄宗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准备离京西逃时，“下殿走矣，犹恋恋于梨园一曲，何异挥泪对宫娥乎”？尤侗的态度其实还是和苏轼相近，认为“挥泪对宫娥”不得体，只是这种事在历史上不是孤例。

说到因败亡而垂泪，其实我们亦不妨联想项羽在垓下之围中作楚歌而泣下之事。当时，项羽作楚歌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毕，“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项羽是英雄末路，悲歌慷慨；李煜是国破家亡，哀歌断肠。虽然论情态、气概，李煜无法与项羽相比，但二者之“泣”，都是人到了绝境时，其心灵震颤的自然流露。

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通过这首词来了解、评论李煜时，不要忘记它是一首文学作品，而非历史记录。既然是文学作品，更可能是创作于有余裕之时，也往往有修辞上的取舍。很明显，李煜这首词并非在拜辞宗庙的当日所作，而是入宋为俘之后的追思之作。

明人毛先舒就是持这一观点：“案此词或是追赋。倘煜是时犹作词，则全无心肝矣。至若挥泪听歌，特词人偶然语。且据煜词，则挥泪本为哭庙，而离歌乃伶人见煜辞庙而自奏耳。”毛先舒强调《破阵子》为“追赋”，甚有见地，但他为了替李煜辩解，强调“挥泪”是因为哭庙，离歌是乐工见故主辞庙而自行奏响的，这其实又是胶柱鼓瑟了。今人王仲闻也说“后主被俘，初无生意，当时必不暇吟咏。此词或为后来追赋”，在这一点上，王仲闻和毛先舒的看法相同，但对此时教坊是否奏乐、李煜是否对宫娥垂泪，王仲闻认为，“教坊、宫娥，乃诗人夸张手法，不定为事实”，这一看法更加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

在由苏轼引发的这场讨论中，最有见地的议论出于清人梁绍壬，他说：

南唐李后主词……讥之者曰：“仓皇辞庙，不挥泪于宗社，而挥泪于宫娥，其失业也，宜矣。”不知以为君之道责后主，则当责之于在位之日，不当责之于亡国之时。若以填词之法绳后主，则此泪对宫娥挥为有情，对宗社挥为乏味也。此与宋蓉塘讥白香山诗，谓忆妓多于忆民，同一腐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梁绍壬说以此词责备李煜的人，其论点是为君的李煜，在亡国后对宫娥挥泪而不对宗庙挥泪 —— 以此看来，他亡国是必然，甚至是活该了。但梁绍壬认为，判断一个君主是否称职，应该看他在位时是否恪尽职守，而不应该看他亡国后是否黯然垂泪。此外，如果从作词的方法来看，写“垂泪对宫娥”有情致，符合词体“要妙宜修”的美感特质；写“垂泪对宗社”板滞乏味，不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我们为何要细致地讨论由《破阵子》一词引发的这段公案呢？这是因为，此事映射出后人在评论李煜时很容易采取的一种态度，即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习惯将之与他的现实身份、经历，尤其是亡国的史实相联系，并加以道德的评判。而这种近乎苛刻的评判态度，又和另一种看起来慷慨的赞赏态度，是一体两面、名异实同的。

众所周知，前人曾盛赞李煜的才华 —— 李煜善书画，曾自创“金错刀”等书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他还通晓音律，尤工作词。对于他的词才、词作，后人众口称善，清人沈雄说“后主疏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南面王”，而清人郭麐的诗更是感叹李煜“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这些评价都出以赞叹之辞，但其实褒中有贬。众人认为，李煜作为词人风华绝代，作为皇帝却很不称职。他们觉得李煜对文艺的强烈兴趣和杰出才华，与他政治上的悲剧结局有一种或显或隐的因果关系。亦即，当他们在欣赏李煜作为才士的风华时，也不免会鄙薄李煜作为皇帝的失职，并假设如果他无此才华，或许才是国家之幸。

李煜的亡国被俘生涯虽然仅三年时间，却因其诗词的流传、时人笔记野史的记载，成了后人印象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所以，后人印象中的李煜，更多的是一位多愁善感的文人，而不是一位在时代乱流中奋力求生，虽败而犹有可谅、可悯之处的君主。

这种态度已经成为今天我们看待李煜的主流态度，而少有人注意到这种“褒扬”下的选择性忽视。对此，也有人为李煜鸣不平。刘跃辉在《南唐后主李煜若干问题研究》中说：“李煜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是被严重扭曲的，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未能成为正统王朝的帝王，因为他的各项努力最终失败了，因为他国破家亡。也因此，他和他的王国大量史料被销毁篡改，他的形象被丑化，并被刻意贬低，甚至使得这位本应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变成了一个风流词人，还被后人冠以‘词中之帝’这样的称呼，想必其人九泉之下，亦会哭笑不得。

图书信息

《诗人之死：中国文人的绮梦、爱欲与国忧》

978-7-5538-2387-4

彭洁明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中国诗人版《人类群星闪耀时》，作者以诗性之笔描绘嵇康、李煜、陆游、文天祥、钱谦益、夏完淳、纳兰性德、王国维、顾城、海子十位诗人将死之际的人生境遇和精神世界，通过解读他们的核心作品，剖析他们思想深处的矛盾、挣扎，展现个体与时代的深层纠葛，书写他们令人扼腕的结局及在各自时代中的人生选择、对生死的超然态度和对家国的深沉情怀。

作者简介

彭洁明，笔名聂飞琼，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广州医科大学教师，知乎&盐言故事签约作家，主要研究古代文学，擅长古典诗词写作和金庸作品解读，已出版《江湖的倒影：金庸的武侠世界与人生寓言》《盛名之下：历史人物的真实与幻影》《随园小说：神出鬼没》《宋词》等作品。

（供稿：岳麓书社）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 周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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