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政府创办的《求是》杂志考辨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政权于1944年3月在南京创办《求是》月刊，以“实事求是、诱导青年”为公开口号，伪装成学术文化刊物，实则服务于日伪奴化教育与汉奸舆论宣传。该刊存在约17个月，随着日本投降、汪伪政权垮台而停刊，负责人龙沐勋、纪果庵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惩处。由于此刊与当代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同名，极易造成历史认知混淆。本文依据民国原版期刊、伪政权档案、战后审判史料及现代学界研究成果，系统考辨汪伪《求是》的创办背景、刊名寓意、人员构成、宣传内容、社会影响与历史定位，明确其汉奸舆论工具本质，并严格区分两本同名刊物，还原历史真相，为抗战沦陷区文化史研究提供一份严谨史料与清晰结论。

关键词：汪伪政权；《求是》月刊；奴化宣传；沦陷区文化；汉奸舆论

引言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军事战场的正面交锋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暗战同步展开。日本侵略者占据华北、华东等大片国土后，一方面实行军事镇压与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与文化渗透，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1940年在南京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建立起一套从报刊、出版到学校、社团的完整宣传体系，为其“和平反共建国”的投降路线制造舆论。

1944年3月创刊、1945年8月停刊的汪伪《求是》月刊，是沦陷区极具迷惑性的汉奸刊物之一。它不采用激烈直白的亲日口号，反而借用中国传统治学格言“实事求是”为刊名，以“研究学术、指导青年、改进社会”为标榜，以文史散文、教育评论、哲学随笔为主要内容，在形式上高度模仿中立学术刊物，以此掩盖其为日伪服务的政治本质。因其名称与1988年创刊、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完全相同，在后世传播中常被误提、误引、误读。

本文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对汪伪《求是》进行全面、系统、严谨的梳理与评价，回答一系列关键问题：该刊由谁创办、为何取名“求是”、由谁题写刊名、存在多长时间、对外宣传什么、真实目的何在、影响力如何、当时与后世如何定性，以及如何与当代《求是》杂志严格区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澄清长期以来的模糊与误解。

一、汪伪《求是》基本史实考辨

（一）创刊与停刊时间

汪伪《求是》为月刊，16开本，铅印，于1944年3月1日在南京正式创刊。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随之土崩瓦解，该刊随即停刊。从创刊到消亡，前后共约17个月，属于汪伪政权统治晚期出现的舆论工具。

这一时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惨败，中国战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日伪统治摇摇欲坠。《求是》的出现，并非文化繁荣的表现，而是傀儡政权在覆灭前夕，为挽救人心、维持统治、争夺青年而进行的舆论调适与最后挣扎。

（二）主办单位与核心人员

该刊由**“求是月刊社”**编辑出版，对外标榜为“民间学术社团”，实际上具有明确的汪伪官方背景，核心成员均为伪政权官员：

- 社长：龙沐勋（笔名龙榆生），民国时期著名词学家，时任汪伪立法委员，在古典文学领域有一定成就，但在政治上依附日伪政权。

- 主编：纪果庵，散文作家，时任汪伪立法委员，负责刊物日常编辑、稿件组织与舆论导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展大规模肃奸行动，龙沐勋、纪果庵均以汉奸罪被逮捕入狱。《求是》月刊被国民政府明令查禁、收缴、集中销毁，大量原版刊物被强制报废，因此今天存世数量极少，成为罕见的汉奸活动实物证据。

（三）刊名由来与寓意

《求是》刊名由社长龙沐勋、主编纪果庵共同拟定，并报汪伪宣传主管部门认可后确定。在创刊号《凡例》与《发刊词》中，刊物公开解释取名用意：

“本刊定名‘求是’，取‘实事求是’之意，主张客观务实、不尚空谈、不涉偏激。”

这一命名经过精心设计，具有极强的欺骗性：

第一，盗用正统文化符号。“实事求是”本是中国传统治学精神，强调尊重事实、追求真理，是历代知识分子推崇的正派学风。汪伪将这一高尚词汇用作刊名，意在把一本政治宣传刊物，包装成客观、理性、不偏不党的学术杂志。

第二，迎合沦陷区知识分子心理。抗战时期，沦陷区内不少文人厌恶政治倾轧，希望远离纷争、潜心治学。汪伪抓住这一心态，以“求是”为招牌，降低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警惕，吸引其阅读、投稿。

第三，为投降主义偷换概念。在汪伪的话语体系中，所谓“求是”，就是“承认日本军事优势、承认中国无力取胜、承认对日妥协为唯一出路”，把妥协投降、卖国求存歪曲为“理性务实”，把坚持抗战污蔑为“空谈误国、徒害民生”。

简言之，“求是”二字，是汪伪披在汉奸立场上的一件文化外衣，用高尚的名义，掩盖最卑劣的卖国行径。

（四）刊名题字问题

根据现存馆藏原版《求是》月刊封面、书影以及民国出版史料、档案记载：

目前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证明，该刊刊名由汪精卫或其他汪伪首要领导人亲笔题写。

该刊刻意采取低调、朴素、学术化的装帧风格，封面简洁，不使用伪政权徽记、领导人题词等强政治符号，刻意弱化官方色彩，强化“民间、超然、纯学术”的假象。这正是其欺骗性与隐蔽性所在，目的就是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奴化思想。

二、汪伪1944年创办《求是》的真实目的

汪伪政权早已拥有《中华日报》《中央导报》等官方报刊，为何还要在1944年专门创办一本《求是》？这绝非单纯的文化举动，而是战争形势下的政治自救与舆论战略调整，背后有四重现实动机。

（一）日伪败局已定，合法性彻底破产

1943年以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汪伪长期鼓吹的“和平必胜、建国必成”彻底沦为笑谈。沦陷区人心浮动，民众厌战、厌伪情绪高涨，传统官办报刊生硬粗暴，早已失去公信力。汪伪急需一种更温和、更斯文、更隐蔽的宣传方式，用文化包装掩盖政治失败。

（二）争夺青年，消解抗战意志

青年是沦陷区最具民族意识、最倾向抗日的群体，也是汪伪最想控制的对象。此前的宣传要么口号化、要么强制化，青年极度反感。《求是》的定位，就是一本不谈血腥、少喊亲日、多用文史内容潜移默化的刊物，以“良师益友”的面目出现，拉拢、软化、诱导青年，使其放弃爱国立场，服从日伪统治。

（三）完善“软硬结合”的奴化宣传体系

汪伪的宣传机器分为两类：

一类是硬宣传，如党报、官刊，直接鼓吹“中日同盟”“和平反共”，直白生硬；

另一类是软宣传，以学术、文学、教育刊物为载体，润物无声地灌输奴化思想。

《求是》是典型的软宣传工具，与硬宣传形成互补，构建起一套“文武兼备、软硬兼施”的思想控制网络。

（四）为附逆文人提供“遮羞平台”

当时一批文人学者迫于生计或投机心理依附汪伪，却又惧怕背负千古骂名，希望借“学术研究”“文艺创作”洗白自己。《求是》为龙沐勋、纪果庵等“文人汉奸”提供了发表阵地，使他们一边在政治上效忠伪政权，一边在文化上维持“学者”“文人”的体面身份。

综上，《求是》的创办，本质上是汪伪在统治末期，为挽救政权、控制舆论、欺骗青年、掩盖汉奸丑态而精心设计的隐性意识形态灌输工程。

三、“实事求是，诱导青年”：口号是真，用心是假

（一）口号确有其事

“实事求是，诱导青年”确为汪伪《求是》的真实官方口号。该刊创刊号《凡例》明确写有四大宗旨：

1. 实事求是

2. 研究学术

3. 指导青年

4. 改进社会

刊物多次强调“以诱导青年努力向上、务实求学为宗旨”，这句口号白纸黑字印在刊物上，是公开、正式、固定的宣传语，也是其最具迷惑性的地方。

（二）表面内容：温和无害的学术外衣

从公开刊载的内容看，《求是》大量发表：

- 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研究文章；

- 散文、书评、杂谈、人物随笔；

- 教育评论、青年修养、社会问题讨论；

- 主张严谨治学、反对空谈、重视个人品德与学业。

单看这些篇目与文字，几乎看不出汉奸色彩，很容易被误认为一本正经、中立、无害的人文社科刊物。

（三）真实立场：暗藏的汉奸宣传体系

在温和、学术的外衣之下，刊物始终贯彻汪伪“和平反共建国”总路线：

第一，宣扬“抗战无用、和平有理”。暗示中国国力不敌日本，长期抗战只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将对日妥协投降美化为“务实救国、实事求是”。

第二，鼓吹“中日共存共荣”“大亚洲主义”。配合日本“大东亚战争”宣传，将侵略与掠夺美化为“帮助中国复兴、经济合作”，消解民族国家观念。

第三，攻击重庆国民政府。污蔑其“徒托空言、不顾民生”，抬高汪伪为“体恤民情、安定地方”的合法政权。

第四，消解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刻意少谈、不谈爱国与抗日，多谈文化、修养、个人出路，引导青年“不问国事、埋头读书”，从思想上解除武装。

其运作逻辑可以概括为：

用学术做外衣，用文化做掩护，用“实事求是”做标签，贩卖投降主义与亲日奴化思想。

四、影响力与历史作用：有限但恶劣

（一）传播范围与受众

《求是》主要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徐州等汪伪控制区发行，以书店经销、单位订阅、内部赠阅为主，受众集中在伪官吏、附逆文人、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等群体，属于小众高端舆论刊物，发行量远低于《中华日报》等大型官报，并未在普通民众中普及。

（二）实际影响力：范围有限，性质恶劣

第一，未形成广泛社会影响。战时物资匮乏、纸张短缺、民众普遍厌伪，再加地下抗日舆论广泛传播，《求是》在民间基本没有市场。

第二，对部分知识分子与青年具有迷惑性。因其包装精致、文风温和、表面不谈政治，对一部分身处沦陷区、信息闭塞、对前途迷茫的青年与文人，产生过一定的麻痹与误导作用。

第三，成为汉奸文人的“政治遮羞布”。对龙沐勋、纪果庵等附逆文人而言，《求是》是他们在政治上失节后，继续维持文化身份与社会声望的重要平台。

（三）对当时中国的历史作用

从历史全局与民族大义来看，《求是》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四句话：

政治上助敌，思想上乱心，文化上污名，历史上留丑。

- 政治上，为汪伪政权与日本侵华提供舆论粉饰，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 思想上，推行奴化教育，消解民族精神与国家观念；

- 文化上，盗用并玷污“实事求是”等优秀传统文化符号；

- 历史上，成为审判汉奸的直接书面证据，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五、官方与学界评价：定论清晰，不容翻案

（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定性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肃奸委员会、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对《求是》明确认定：

1. 汪伪汉奸政权控制的舆论机关刊物；

2. 以学术为名，行奴化宣传之实；

3. 立即停刊、查禁、收缴、销毁；

4. 主办、编辑人员以汉奸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新中国官方历史定论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史、抗战史、新闻出版史中，对汪伪《求是》一贯立场清晰：

1. 纳入**“日伪反动文化事业”**范畴，定性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与汪伪汉奸卖国活动的组成部分；

2. 明确强调：1988年创刊、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与汪伪《求是》只是名称偶然相同，在主办单位、人员、思想、宗旨、传承上完全无关，绝不可混为一谈；

3. 任何为日本侵略与汪伪叛国服务的文化宣传，都是民族投降主义产物，必须彻底否定、严肃批判。

（三）现代史学界主流评价

中国大陆与台湾史学界、抗战史界对汪伪《求是》评价高度一致，形成权威共识：

1. 政治上反动。刊物宗旨服务于汪伪投降路线，为日本侵华张目，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对立面。

2. 宣传上极具欺骗性。以学术文化为掩护，隐蔽性强、迷惑性大，是沦陷区“软性奴化宣传”的典型样本。

3. 历史上属反面教材。警示后人：高尚的名词、优美的口号，完全可能被邪恶势力盗用，文化话语权必须坚守民族立场。

4. 人物评价坚持“政治与文学分开”。对纪果庵、龙沐勋的文学成就，可在学术研究层面客观分析；但对其附逆汉奸行为，一律明确批判、不美化、不洗白、不翻案。

六、关键澄清：必须严格区分两本《求是》

为防止历史误解继续扩散，必须从根本上划清界限：

（一）汪伪《求是》

- 时间：1944年3月—1945年8月

- 地点：南京

- 主办：汪伪国民政府背景

- 性质：汉奸刊物、日伪奴化宣传工具

- 结局：被查禁销毁，负责人以汉奸罪入狱

（二）今日《求是》

- 时间：1988年7月1日创刊

- 主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前身：《红旗》杂志

- 刊名题字：邓小平同志

- 性质：党中央机关刊，党和国家重要思想理论阵地

- 传承：与汪伪《求是》无任何组织、思想、人员、历史继承关系

二者同名不同质、同字不同魂、宗旨相悖、立场对立，纯属历史上偶然重名的两个完全独立的刊物，绝不能等同、混淆、类比。

结语

汪伪《求是》月刊虽然只存在不到一年半，却在抗战文化史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反面教训。它以“实事求是”为金字招牌，以“诱导青年”为公开口号，以学术文化为温柔外衣，骨子里却服务于日本侵华与汪伪叛国，是文化被绑架、话语被盗用、良知被出卖的典型标本。

历史早已给出最公正的判决：任何背叛民族、投靠侵略者的势力，无论包装多么精美、口号多么高尚、文字多么文雅，都掩盖不了卖国的本质；无论盗用“求是”还是其他圣贤格言，都无法洗白其历史罪责。文化符号可以被盗用，但历史与民心自有公断。

今天我们重新梳理、还原汪伪《求是》的历史，不仅是为了澄清一段被遮蔽的史实，更是为了守护“实事求是”的本真含义——它不是妥协投降的借口，不是粉饰现实的工具，而是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与国家富强的科学态度与实践精神。只有站在国家统一、民族尊严、人民利益的坚定立场上，“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才真正有灵魂、有价值、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