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国破家亡之际分为两大阵营，孙玉良：战争冲击每个人的价值观

文｜孙玉良

当美以的空袭打破伊朗的天空宁静，当“战时”的标签被贴在每一个伊朗人身上，这个国家的人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回应着时代的洪流。一边是在澳大利亚绿茵场畔选择逃离的五名伊朗女足球员，被国内舆论斥为“战时叛徒”；一边是旅居德国12年、千里奔袭回国参战的青年阿克巴，喊出“愿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誓言。两种选择，划出了伊朗在危局之下的两大阵营，也照见了一个国家在动荡中的撕裂与坚守。

2026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本应是伊朗女足在国际赛场展现风采的舞台，却意外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小组赛首轮对阵韩国队的赛前奏国歌仪式上，伊朗女足全体队员及主教练集体保持沉默，那一分钟的“死寂”，像是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发出的一声无声呐喊。这一行为被伊朗国内强硬派解读为对国家的背叛，痛斥她们是“战时叛徒”，甚至有消息称，她们回国后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处罚。

五名伊朗女足球员出于对归国的恐惧向国际社会“寻求庇护”，最终在澳大利亚警方的协助获得安全。她们摘下头巾，庆祝获得“人道主义签证”，像是终于挣脱了无形的枷锁。这五名球员的选择，在伊朗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有人指责她们在国家危难之际背弃祖国，违背了体育竞技为国争光的初衷；也有人认为，她们的沉默是对逝者的哀悼，是对自身处境的无奈抗议，不该被简单贴上“叛徒”的标签。更有网友指出，这一事件本质上是伊朗国内多重社会矛盾的外在体现，体育赛场只是情绪与立场的出口，背后牵扯着复杂的社会、时局与人文因素。

就在伊朗女足队员在异国寻求庇护的同时，旅居德国12年的伊朗青年阿克巴，正跨越几千公里，奔向战火中的祖国。当他在新闻里看到家乡伊斯法罕遭到轰炸，立刻收拾简单行囊，赶到土耳其与伊朗边境的卡皮科伊口岸，他坚定地表示：“我要回伊朗保护我的国家，我愿为祖国献出生命，我没有打算再回德国。”。像阿克巴这样选择回国参战的海外伊朗人并非个例，一些在土耳其务工的年轻人也结伴返回伊朗，喊出“为了保卫伊朗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口号。他们的选择，代表了另一种声音：无论身在何处，祖国永远是心中的牵挂，在国家危难之际，理应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家园。

阿克巴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许多人对他的勇气表示赞赏，认为他的行为彰显了伊朗人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他的选择，与逃离的女足队员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人们看到了伊朗在危局之下，不同群体的不同价值取向。

五位女足队员的逃亡与阿克巴的归国，看似是个人选择的差异，实则折射出伊朗在国破家亡之际的社会撕裂。这种撕裂，源于对国家现状的不同认知，对个人命运的不同考量，以及对未来道路的不同期许。对于逃离的女足队员来说，她们可能经历了长期的压抑与束缚，在国际赛场的沉默，是她们对现实的一次微弱反抗。而国内保守派的激烈反应，让她们意识到回国后的危险，于是选择逃离，寻求更安全的生存环境。她们的选择，或许有无奈，或许有恐惧，但也反映出伊朗社会中，一部分人对现有体制的不满与失望。

而对于阿克巴这样选择回国参战的人来说，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他们看来，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每个公民都有责任挺身而出，保卫家园。他们的选择，体现了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也反映出伊朗社会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家国情怀。这两大阵营的划分并非绝对。在伊朗国内，还有许多人在坚守与逃离之间徘徊，他们既对国家的现状感到担忧，又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既想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又想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他们的处境，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伊朗在危局之下的复杂现实。

五位女足队员的叛国争议，一位旅居德国男子的归国参战，这两个看似极端的事件，共同构成了伊朗在国破家亡之际的真实写照。在这场动荡中，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同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背后，每个个体对生命、自由与家国的理解。对于伊朗来说，如何弥合社会的撕裂，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力量，共同应对外部的挑战，是摆在面前的严峻课题。伊朗人民的选择，将决定这个国家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向何方。是在撕裂中沉沦，还是在坚守中重生，时间将会给出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