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柏林封锁：杜鲁门为何选择空运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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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初开始，战时盟国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渐从盟友之间的龃龉转变为对手之间的冲突。

斯大林在2月9日的苏维埃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称：

这话在苏联是老生常谈，但在美却激起了强烈反应：难道苏联正在准备下一次战争？受命解释苏联意图的美国驻苏大使馆大使级代办的乔治·凯南，于2月22日向国内发回了一份“长电报”，根据他的分析，苏联传统上就存在严重的不安全感，现在又混合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以至于苏联人会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所以“在时机成熟和成功有望的时候”会试图用“东方式的密谋”扩展自身的力量。

仿佛是为了印证凯南的说法，一连串沿着苏联边境线发生的危机，开始不断侵蚀二战盟国之间的信任。

在东亚，“满洲危机”的起因是1945年8月9口攻入伪满洲国的苏联红军迟迟不愿离开。由于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不同意苏联将一切与日本有联系的东北企业都当作“战利品”处理，并且还求助于美国来抵抗苏联的压力，斯大林在几经反复之后，终于从1946年2月底开始大力帮助东北的中共军队，鼓励中共占据苏军撤离的大城市，拒绝国民党军队“接收”且不惜在东北“大打”。

另一边，国民党军在美军的后勤支援下决心“武力接收”。1946年4月至5月间，国共双方在交通枢纽四平市进行了一场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战。

“伊朗危机”的起因与中国东北危机有相似之处。二战中，苏联和英国为了防止伊朗倒向轴心国一边，分别从南北两面占领了伊朗。但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并没有像英美一样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撤军，反而留在伊朗北部并扶植了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分裂势力。伊朗政府无力赶走苏联人，只好把状告到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

苏联则坚持要求与伊朗进行双边谈判，只要伊朗答应“石油租让权”等经济要求就一切都好商量。

苏联不遵守条约的行径让西方感到恐惧和厌恶，扶植分裂势力代理人的方式又印证了西方对苏联扩张主义的看法。

在东地中海，“土耳其危机”和“希腊危机”更加触及西方盟国的核心利益。苏联以土耳其二战时迟迟不肯对纳粹德国宣战为由，要求修订关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合称“黑海海峡”)的《蒙特勒公约》，以实现由苏联和土耳其共同管理黑海海峡的目的。与伊朗危机初起时的三分犹豫不同，美国很快就下定了全力支持土耳其政府的决心。

1946年3月6日，炮管锃亮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以护送土耳其驻美国大使遗体归国的名义，起航驶向伊斯坦布尔。

希腊本来是斯大林与丘吉尔在《百分比协定》中已经谈好的地方，但是斯大林认为控制希腊需要有苏联尚不具备的海空军力量，而且拥有这种力量的英国又会为了苏伊士运河而竭力相争，因而不如用这枚弃子去换取其他利益。

但在苏联与英美的关系不断恶化的1946年，让实力尚存的希腊共产党去给英美制造麻烦的策略又重新成为斯大林的选项。作为支援希共的中介，铁托的南斯拉夫还有自己对马其顿地区的领土野心，因此非常积极。

这篇被后世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冷战宣言和英美的其他动作一起，被苏联判读为是西方资产阶级与苏联周边的反动政权联合起来重新制造“防疫线”。

然而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出现西方盟国与苏联军队的直接对立。美国将自己驻华部队严格限制在山海关以南，尽量避免与苏联红军发生摩擦。并且对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等地的危机，美国的主要对策是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在真正可能发生美苏军队武装对峙乃至冲突的柏林市，各国无不万分小心。

1946年末，旧的合作愿望已经消逝，新的重大矛盾尚未到来，柏林的盟军管制委员会暂时缓和了紧张气氛。苏联和西方三国的代表都学会了不要去管对方辖区内发生的事情。

苏联的对德政策举棋不定，西方盟国对驻守柏林的看法也游移再三。那时的西柏林虽处于冷战的焦点，却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西方对抗苏联决心的一个象征。对于这块飞地，法国、英国乃至美国内部一直都有放弃的声音，因为一旦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这块处于苏军包围之下的飞地完全没有防守的可能性。即使不发生战争，补给上的难题对西方盟国而言也是沉重的负担。

不过，主张放弃者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以便“优雅地离开”。那么怎样才算是合适的时机呢？没有人说得清楚。官僚机构的一大特征就是希望一切“按既定方针办”，不出现重大危机就不动弹。然而要是真的出现了苏联要“赶走”自己的紧急情况，就更不能走了，因为那时的观感就成了西方盟国在苏联逼迫之下的“退却”。

于是就这么拉拉扯扯，直到柏林封锁发生。须知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冷战的温度计，柏林怎可能置身事外？

1947年1月，受命调处国共矛盾的美国前陆军参谋长、总统特使马歇尔黯然离开中国。四平大战之后，他虽然说服蒋介石发布了熄灭东北战事的6月停战令，但无力阻止国共双方在关内大打出手，当国民党军队置多方劝阻于不顾，于1946年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之后，“和平已经死去”（梁漱溟语）。

马歇尔虽未能完成使命，但他在中国的这一年并没有白白度过，中国的经济崩溃与中国共产党勃兴之间的联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引起他对欧洲的深深忧虑。用丘吉尔的话说，战后欧洲是“一片瓦砾，一个停尸房，一个滋生瘟疫和仇恨的地方”。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共产党一度掌控着可以与戴高乐分庭抗礼的武装，意大利共产党则有望在大选中获胜。马歇尔确信，如果欧洲不能摆脱贫困和混乱，美国将无法遏制苏联的势力扩张。

离开中国后，马歇尔很快被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国务卿，他立即组建了一个由凯南领衔的“政策计划司”，将主要精力从远东转移到欧洲问题上来。凯南认为欧洲经济最需要的煤、钢和机器都急需德国人来生产，所以必须将德国纳入欧洲复兴的整体计划之中。

总之，德国不是苏联和法国所设想的那种汲取资源的地方，而是整个欧洲经济复兴的“火车头”。在凯南以及其他国务院成员的努力下，“欧洲复兴计划”（又称“马歇尔计划”）逐渐成型。

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低调地宣布了这项计划。正是这个貌似充满和平意愿的计划将美苏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因为这意味着英美不再坐视德国的残破局面延续下去，决心绕开缺乏执行力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独立主导西方占领区的经济复兴在西方盟国看来，苏联正在成为这场经济复兴的最大障碍。

本来，为了顾及舆论影响，欧洲复兴计划并没有排斥苏联和东欧国家，但杜鲁门政府的确不想让苏联参与进来，因为此时由共和党把持的美国国会是不会同意向共产党国家输出援助的。

于是美国暗示英国和法国，共同向苏联提出了交换经济情报等较为苛刻的要求。果然导致苏联担心丧失经济主权，不愿参与该计划，此举正中美国下怀。苏占区由此与西方盟国的占领区割裂开来，不能享受来自马歇尔计划的资本、信用和信心的注入，从而使德国的分裂在经济上成为既成事实。西方盟国的占领区则由此产生了逐渐合并为西占区的趋势，日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雏形渐渐成型，它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与法国和低地国家联合在一起。

不过苏联还有一张牌在手里，正是围绕这张牌的抢夺引爆了第一次柏林危机。

迫使斯大林使用杀手锏的，是双方对“铸币权”的争夺在战争中，苏联获得了纳粹德国印刷货币的雕版，这使得苏联驻德军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印刷帝国马克，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直接让香烟成了战后德国最流行的货币。

这使战后德国的经济状况一直处在危机之中，杜鲁门1947年夏末收到的报告称，德国的“农业肥料不足，工业零件和原料即将用磬。运输部门拆散了旧的机车和货车来装配另一部分机车和货车…德国的粮食供应和工业生产远远落在西欧各国之后。如果德国不能作为一个健全的生产和消费单位而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就不能够重建自给自足的西欧经济”。

西方盟国屡次试图在全德范围内改变这种状况，但难以提出一个能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的方案。出于对与苏联合作的失望，更为了顺利推进马歇尔计划，西方决心在西柏林单独实施货币改革，将“B记马克”作为官方货币，从而在西方盟国占领区的范围内抢下了苏联的铸币权，也清晰地将德国划分成了两个经济体。

1948年春，美、英、法三国和与德国经济关系密切的低地三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伦敦召开西方六国外长会议，并拟定出一个“伦敦方案”。

该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实施货币改革，整合西方盟国占领区经济，并最终建立一个西德政府。3月6日，伦敦方案发布之后，苏联开始不断加强对西方盟国运输队的盘查。3月20日，苏联代表退出了盟国管制委员会。

30日，苏方正式通知美国驻柏林的军官，从4月1日起苏联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方人员的证件、货物和私人行李之外的一切物品。很显然，苏联试图用不断找麻烦的方式“挤走”西方盟国走还是不走？最后的决心需要由此时的西方“盟主”杜鲁门来下。在苏联的压力下撤退，当然伤及西方盟国的颜面，但杜鲁门所权衡的重心还不止于此。

他认为，如果放弃实施货币改革，将导致德国这个欧洲复兴的火车头熄火，从而导致整个欧洲都有因经济不振而被“赤化”的危险。1948年4月，美国国会批准了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亲自飞往柏林看望克莱，向他解释该计划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西方决定留下来。从6月中旬开始，西方盟国开始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发行新德国马克，苏联也针锋相对地在苏占区内发行“D记马克”。6月23日，专供柏林使用的“B记马克”开始被引入西柏林。次日(1946年6月24日)，苏军即断绝了西方通向西柏林的水陆交通。

“柏林封锁”开始了。苏联的决心和手段超出了西方的预计。西方原本预计苏联将阻挠西方通向西柏林的军需运输，那么用空运来解决这个问题并非不能想象。

但现在苏军居然要阻止通向西柏林的民用需求，这上百万张口如何喂饱？每天取暖用的几千吨煤炭如何解决？如果强行用空运来解决，其花费犹如请全体西柏林市民餐餐下馆子、夜夜住酒店，西方又能支撑多久？如果苏联再逼一步，阻挠空运怎么办？

要权衡这些问题，杜鲁门需要再下一次决心。

苏联人动真格了，美国人是否硬下去，有三个问题至关重要：第一个是自己的家底，他需要了解空军的实际能力和陆军对抗冲突的能力；第二个是盟友的态度，不能允许英法背着美国与苏联妥协的情况出现；第三个是德国人自己的态度，西柏林可能会在这个冬天陷于饥寒交迫之中，要是德国人自己意志不坚定，美国政府不可能在柏林不欢迎自己的情况下说服国会为空运行动拨款。

对于第一个问题，美国内部的意见是分裂的。

驻欧洲美军总司令兼德国美占领区总司令克莱将军是坚定的留守派。克莱是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儿子，这使他对政治的敏感性超越了一般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他一直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可自美国参加二战后他始终待在华盛顿负责军需品生产和供应。

德国投降后，他本想参加对日作战，却无奈被派到了德国，却不想这里才是发挥他后勤组织特长的最佳地点。从4月开始，克莱已经在组织小规模空运以满足驻柏林美军的需要。面对新的挑战，他打电话给驻威斯巴登的美国空军欧洲地区指挥官李梅将军（就是那个将东京化为火海的李梅)：“你们的飞机能运煤吗？”电话那一头半天没有吱声。

过了好一阵李梅才缓缓回应：“抱歉，将军，不过你能再说一遍吗？”克莱重复了他的问题。李梅定了定神：“先生，我们空军能运任何东西。”于是克莱下了决心。

克莱的德国政策顾问墨菲也同意留守。他的核心论点是：苏联只是在吓唬人，而如果我们退缩，将严重挫伤欧洲人抵抗苏联扩张的信心。换句话说，美国丢失的将不是一个西柏林，而是整个欧洲。克莱基本同意苏联只是在虚张声势的判断，因此他建议美国直接派军队护送补给车队到柏林。要是苏联人武力阻拦怎么办，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因此而爆发吗？克莱认为应该不会，但真的要爆发战争的话，还不如让它爆发在此时此地。

五角大楼的最初答复一定令留守派感到满意：美国军方会尽一切努力支持留守柏林。但接下来的解释肯定会让他不快，这些“努力”的核心内容是将柏林驻军缩减为一个象征性的小部队，以求大大减轻长期空运的压力——他们甚至都不愿意去认真考虑通过空运来供给西柏林市民的可能性，并且推测苏联为了德国人的民心“应该会”供养西柏林市民。

杜鲁门赞同克莱和墨菲关于西柏林政治意义的判断，同时也信任五角大楼对美军空运能力的谨慎估计。作为紧急措施，他在6月25日的内阁会议上建议克莱推迟在西柏林发行B记马克，并考虑撤离美军及外交人员家属（这些建议都被克莱拒绝)，在次日的内阁会议上又命令李梅将一切能找到的飞机都投入空运。

法国对西柏林的情绪比较纠结。作为西方盟国中的一员和马歇尔计划的受益者，法国当然支持美国坚守西柏林的努力。但如果真要让法国冒着与苏联开战的危险为柏林而战是绝对不可能的。法国的总体态度与五角大楼相似：场面上要撑住，找最合适的时机撤离。正如克莱4月2日向杜鲁门报告的那样：“法国现在态度坚定，但将来不一定靠得住。”果不其然，苏联封锁柏林地面交通当天，法国外交部长宣布法国将留在柏林，但同一天法国外交部官员又私下与美国驻法国大使通气，认为西方宣布“不惜任何代价”留守柏林是不合适的。不过，法国有表面的支持态度就好，反正它也派不出飞机参加空运。

英国的态度更加关键。英国外交大臣把撤离柏林视作向苏联投降，在苏联封锁柏林的次日就开始向柏林驻军空运给养。英国主要担心的是相对缺乏外交经验的美国人会莽撞行事，以至于主动挑起与苏联的冲突。

他们注意到，苏联并没有干扰英美的空运行动，说明苏联想要的是让步而不是战争，因此英国并不赞同向苏联发出强烈抗议照会，并建议在空运期间积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英国的声明和行动给予了美国重要的支持，在日后的英美联合空运行动中，英国贡献了约三分之一的运输量让英美空运援助“出师有名”的，是作为“人质”的西柏林市民们的决心。

苏联红军在攻占柏林之后的行径已经不可逆转地给柏林市民留下了恐怖的印象。这一印象甚至拖累了德国共产党，使他们获得的选票比希特勒当政前夕还要少。1946年4月21日，苏联为了增强对苏占区的控制力，令德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海军宫合并成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当时，能够自由投票的西柏林社民党党员以6：1的比例表示反对(19529票反对，2940票赞同)。

社民党的这种拒斥态度让统一社会党无法拿下柏林市议会的多数：社民党得票接近50%，而统一社会党得票不足20%。1946年秋天柏林市长选举时，市议会全力支持最让苏方头痛的社民党人恩斯特·罗伊特罗伊特是个曾受列宁青睐的老布尔什维克，早在1919年便当上了德共柏林市委书记，是德共的元老之一，但他在1922年因为对苏俄式的革命方式失望而重新加入社民党。

1946年的市长选举之后，苏联占领当局不认可社民党所提名的罗伊特，但他已经成为柏林反苏势力的一个象征。1948年苏联开始封锁西柏林之后，罗伊特在克莱的办公室里向他表达了柏林人誓死为自由而战的决心。

促使杜鲁门下定决心的，可能还有他自己的考量。1948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而杜鲁门这个依靠罗斯福去世才住进白宫的现任总统选情并不看好。在丘吉尔1946年3月5日进行“铁幕演说”一个多月之后，美国的舆论开始日益倒向反苏的一面，“杜鲁门主义”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出台的。

此时，杜鲁门更不能在选民们的目光下示弱，他急需一个激动人心的政治符号来提振选情。留守柏林和组织空运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有限，毕竟关于空中走廊的协议是苏联正式签过字的，何况此时的美国还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在6月28日的白宫会议上，杜鲁门一锤定音：“我们要留下来，句号。”

在他看来，这是美国无须讨论的正当权利，需要讨论是如何组织柏林空运，以及如何在舆论战中占据上风。6月29日，英美大规模的柏林空运开始了。6月30日，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公开宣示了留守柏林并以空运方式供给全体西柏林市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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