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囚犯借上厕所成功越狱后一去不复返

1949年4月11日凌晨，上海一处看守所，一名被判死刑的囚犯说要上厕所。

看守没当回事，放他去了，然后，他就再也没回来。

这个人叫范纪曼，他不是普通逃犯。

——《壹》——

但1925年，他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和罗瑞卿是同班同学，这一年他还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转为正式党员，之后直接上了北伐战场。

在叶挺独立团当排长。

汀泗桥那一仗，他冲在前面，身上挂了彩，伤好之后，党把他调回四川，去梁山、合川两县建党，先后做了县委书记。

这条路走得顺，但没走多久就出了事。

1930年5月，他在上海法租界做地下交通员，被捕了，证据不足，后来保释出来，但这次被捕，切断了他和组织的联系。

接下来的七年，他一个人漂着。

七年，一个人和自己的信仰耗了七年。

1932年，他终于重新接上了头，组织看了看他的条件，黄埔出身，国民党内有路子，外语过关，还懂艺术，能伪装，结论是：送进去，打入国民党内部。

从这一刻起，他开始过另一种人生。

——《贰》——

潜伏这件事，听起来浪漫，做起来是每天都在悬崖边上站着，范纪曼打入的第一个目标是国民党北平情报站，他凭着黄埔的底子和真实的履历，很快做到了代理站长。

这个位置让他能接触到大量机密。

而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通过单线联络，一份一份地传出去，1938年8月，他截获了一份情报：日军正在密谋突袭苏联。

这个消息被及时传到延安，转达苏方。

日本投降之后，他接了一个更危险的任务。

1945年8月，党要他从上海提篮桥监狱里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东北抗日联军副总指挥杨树田，杨靖宇烈士的弟弟，另一个是地下党员李一鸣。

这两人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随时可能被处决。

范纪曼没有另起炉灶，他直接换了一身行头，伪装成从重庆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走进了提篮桥，他谈，他周旋，他用真假难辨的身份把两人从狱中提了出来。

没有枪战，没有爆破。

就是一个人，用一张脸，把两条命从虎口里带了出来，1947年8月，他又打入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担任代理少将专员，专门负责国际情报。

蒋介石总部准备迁往台湾的消息，就是他发出去的。

1949年元旦，组织给他布置了一个特殊任务：把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秘密送到上海各民主人士手中。

他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做兼职教员。

利用学院的油印设备，亲手印了80份，交给地下工作人员，一份一份散出去，这80份纸，一旦被发现，当场就是死路。

——《叁》——

1949年3月1日，范纪曼被捕了，出卖他的人叫沈寒涛，也是共产党员，被中统抓住后招了供，沈寒涛和范纪曼只见过一面，但这一面要了范纪曼的命。

军统上海特务王方来亲自来抓人。

被捕之后，国民党对他用尽了手段，要他开口，他没说一个字，没有供出任何人，没有透露任何组织信息，审讯没有结果，国民党上峰下了命令：死刑。

执行日期定在1949年4月11日。

死亡面前，有人崩溃，有人装作不知道，范纪曼选择了后者，同时开始想出路，他察觉到死期将至，是从几个细节判断出来的。

看守所长徐少元在他名字上画了个圈。

这是处决名单的惯常记号，气氛比平时更压抑，看守的眼神不对，然后，那天晚上，看守给他送来了一顿格外丰盛的晚餐。

这就是所谓的"断头饭"。

范纪曼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吃完了，还嫌不够，让看守再添了些，他知道，任何慌乱都会让看守提高警惕，今晚是他唯一的机会。

他开始等，等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松懈下来。

1949年4月11日凌晨4点，范纪曼开口说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打量了他一眼，说了句"快去快回"，这四个字，在党史记载里，被描述为"意味深长"。

也许这个看守知道，也许不知道，但他放人了。

范纪曼没去厕所，他找到了一块平时犯人用来放脸盆的木板，扛起来，架在看守所的竹篱笆墙上，第一次爬，滑下来了，面部摔伤，出了血。

他没有停，再架，再爬，翻过去，跑。

等看守发现人不见，看守所里乱成一锅粥，所长徐少元下令追人，先在附近街道上搜，没有，天亮之后，徐少元亲自带着武装狱警去到范纪曼家，里面没有人。

解放之前，他活着，藏着，没被找到。

1949年9月，范纪曼重新出现，协助破获了"焦建和特务案"，回到组织工作，1990年12月21日，上海龙华殡仪馆，为他举行追悼仪式。

他以上海戏剧学院退休教授的身份离世，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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