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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日,伊朗吉兰省的一处考古现场,几位当地学者正对着一堆新出土的高古陶片陷入沉思。其中一块巴掌大的碎片上,刻着几行奇特的文字——既非古波斯文,也不像常见的阿拉伯字母。一位专家端详半晌,突然喃喃自语:“这上面的文字,怎么有点像中国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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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辗转传至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当王教授放大照片仔细端详后,竟激动得险些碰翻了手边的茶杯——陶片上“此属汉”“永元七年”“西域都护李”等字样,与甘肃出土的东汉简牍笔迹如出一辙!伊朗媒体闻讯哗然:“难道两千年前,汉朝曾在此设省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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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元”是东汉和帝刘肇的年号,“永元七年”即公元95年。彼时,汉朝西域都护府驻于乌垒城,管辖范围西至今帕米尔高原一带。而当时的伊朗高原正处于安息帝国时期,与汉朝保持着平等的外交关系。《后汉书》记载,安息王“常欲通使于汉”,双方互赠过狮子、鸵鸟等礼物,却未见朝贡记录。这片陶文的出现,瞬间在学界激起了层层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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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到古伊朗,直线距离超过六千公里。在依靠马匹与双脚跋涉的年代,若真在此设省管理,仅粮草运输就足以令国库吃紧。更耐人寻味的是,安息君主早在钱币上自诩“王中之王”,又岂会甘为汉朝“地方官”?
既然“设省说”难以成立,汉字又如何“远渡”伊朗?答案或许藏在丝路交往的三种可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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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商队标记之说。丝绸之路上往来穿梭的“国际商团”,常在货物上刻写“某队、某年某月”以作标识。新疆出土汉简中便有“此属张掖”“此属敦煌”等字样。吉兰省作为里海贸易枢纽,陶片上“此属汉”或许只是标明这批丝绸归属汉商。
其二,使节遗物之猜。汉朝曾赐安息王“金印紫绶”,出访使节携带的文书、符信有可能遗留当地。公元2世纪,安息王子安世高曾赴洛阳译经,可见双方交流不仅限于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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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战利西流之推。汉朝击败匈奴后,部分北徙部族可能将缴获的汉印、兵器带至伊朗。早在20世纪初,伊朗就出土过盖有“富国安民之宝”汉印的元代羊皮信——尽管时代已相隔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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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上浅浅的刻痕,或许只是某位汉商随手记下的归属。穿越两千年的风沙,它仍在轻声诉说——丝路驼铃从未停歇,文明对话始终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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