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一支队伍消失在罗布泊。再次出现，带回了中国的尊严！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中，“文物”是代表委员们口中高频出现的词汇。

有的人大代表在讨论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就在几天前，3月1日，这部法律刚刚实施一周年；有的代表则呼吁建设区域性文物库房，破解基层文物储存难题。

这些讨论今天看来寻常，但在仅仅一百年前，还几乎不可想象。

那时候，中国根本没有“文物”的概念，更没有自己的博物馆，没有自己的考古学科，没有一部文物保护法。外国人进来，拿了就走，连招呼都不用打。

直到一支叫“西北科学考查团”队伍出现。

▲罗布泊楼兰古城大佛塔遗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百年前的一天，“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队员在风沙肆虐的大漠中艰难前行。那棵枯死的胡杨，扭曲成麻花的形状。队员曾在树干上做下记号；现在，那个记号正冷冷地看着他们。

罗布泊是会“漂移”的沙海，在风沙的掩护下缓慢移动，变换阵形。风蚀台地间，一头骆驼忽然驻足——它的蹄子陷进了半埋在沙土里的木梁缝隙。

一名队员蹲下身，拂去浮土，触感让他心头一紧：这是规整的榫卯，是两千年前汉人工匠的手艺。再往下挖，苇草、粮食，还有一枚锈迹斑斑的五铢钱。

风从孔雀河故道吹来，拾起几枚被时间遗忘的汉简。简上的字迹，在黄昏的光里依稀可辨——“黄龙元年”。那是公元前49年，距离此刻，已相隔了两千个春秋。

▲土垠遗址汉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国家兴亡，书生肩扛

上文这一幕发生在百年前，土垠遗址（汉代西域都护府左部治所）被发现的时刻。

而土垠遗址在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一系列成果里，可能都排不上号——

居延汉简、白云鄂博铁矿、中国人找到的第一具恐龙化石……种种发现，皆出自他们之手。

▲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三台镇发现的恐龙化石。（图片来源：文汇报）

一百年前，这支队伍走出北京，走进西北的风沙里。八年之后，当他们归来时，中国一些学科，从此真正起步。

说到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立，与那个方生方死的时代背景相关。

1926年，斯文·赫定又来中国了。

这个瑞典人一生未婚，是位骨灰级探险家。楼兰古城就是他发现的，震惊了全世界。这次来北京，是替德国政府探路——他们要开辟亚洲航线，请他先跑一趟。斯文·赫定当然乐意，顺道再做一回中国西北考察。

▲斯文·赫定。（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那时候的北洋政府换得比戏台班子还勤。皖系换了直系，直系又换了奉系。

张作霖在北京西城太平桥的元帅府接见了斯文·赫定。大帅大概也搞不清瑞典在哪儿，嘟囔了一句：“都啥玩意儿啊，读书人的事我不懂！”从见面握手到离别挥手，前后不过半小时。

要去西北考察？行。张作霖当场点头，还答应给新疆都督杨增新打个招呼。

协议很快签了下来。北洋政府的人毫不在意，但有两条条款，斯文·赫定写得清清楚楚——

一是考察团里只能有两个中国人，负责沿途接洽。二是所有采集文物，“先”送去瑞典研究，等中国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再”送回来。

头一条，那两个中国人也就当个地陪与导游，想监督外国人显然力有不逮。后一条，明眼人都知道——“先”字后面，跟着的恐怕是遥遥无期。

▲顺承郡王府，也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元帅府。（图片来源：人民政协报）

斯文·赫定本以为这次也只是走个过场。他在中国进进出出多少回了，哪次不是这样？

但他没想到的是——政府不在意，北京的学术圈，却炸了。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西部开发程度很低。再加上干燥少雨，故而成了许多古代文物遗存的天然库房。

可惜，库房没有门栓。

此时中国社会动荡，国力孱弱。那些“探险家”们来了就拿，拿了就走，跟逛自家后院似的。

（图片来源：资料图）

▲那些来中国的著名“探险家”，从左上至右下分别为斯坦因（盗掘尼雅古城、盗窃敦煌文物）大谷光瑞（盗掘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勒柯克（盗窃克孜尔石窟、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佛教遗址壁画）科兹洛夫（盗掘西夏黑水城）保罗·伯希和（与斯坦因比赛盗窃敦煌莫高窟文物）曼纳海姆（盗掘吐鲁番交河、高昌故城）。

来得最多的是沙俄。其次就是英国、德国，再次是法国、瑞典、日本、美国。七个列强，比八国联军只少一个。

最让读书人抬不起头的，是敦煌莫高窟。

王圆箓道士无意间敲开了藏经洞。没几年，斯坦因来了。这个英国人很是精明，见了王道士，化作虔诚的佛教徒，自称要继承玄奘遗志，把经文送回西天。

结果经文没去西天，去了西方。

中国人还懵然不知。等西方“敦煌学”已经蔚然成风，这边才猛然惊醒——自家藏经洞，早已让人搬空了。

▲发现莫高窟的王圆箓道士。（图片来源：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

这种耻辱，像根刺扎在胸口。听说斯文·赫定又要来西北，北京的学者们，能不集体反对吗？

但政府都点了头，一群秀才反对，能有什么用？

但事实是——还真管用。

这里头有个关节：跟斯文·赫定签协议的那个“政府”，正被北伐军打得朝不保夕，垮台就在眼前。斯文·赫定心里清楚，西北科考如果引起民愤，不等国民政府进了北京叫停，恐怕北京的学生也不会答应。

他只好坐下来，跟那些书生们谈判。

十九条协议，谈得艰难。但有三条最为关键——

一，双方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共有九人，全部为中国人。

二，全部经费由外方负担。

三，所有采集品，交由中方保存。

在那个年代，这种条款简直匪夷所思。此事的主导人之一，北大刘半农教授戏称其是“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签订协议。（图片来源：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西北科学考查团》）

西方人的科考，从来有两副面孔。当年拿破仑征埃及，随军带了一百多位学者——天文学家、数学家、考古学家、博物学家。这奠定了日后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各种考察探险的基本样式：掠夺+科学。

可这回不一样了。

十九条条款落笔的那一刻，西北科学考查团不再是外国的探险队，而成了中国第一次学术戍边。

乱世里，一群读书人，用自己的脊梁，硬生生给这个国家打捞起了一点尊严，没有让敦煌莫高窟、西夏黑水城的悲剧再度上演。

（二）大漠深处，站着整个中国

中方成员很快组织起来。人不多，但各管一摊——

考古：团长徐旭生、黄文弼。地质：袁复礼、丁道衡。测绘：詹蕃勋。摄影：龚元忠。还有几个北大气象系的学生。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北京西直门火车站集合出发合影。（图片来源：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西北科学考查团》）

往后几年，又陆续有物理专业、植物专业的成员入队。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行程原定两年，结果一走八年。

考古学者黄文弼在日记里定下此行目的：一者监督外人，一者考察科学。按说学者又不是国安公安，该偏后者。可真遇上两难，从团长到学生，大家不约而同都会选择国家利益。

▲黄文弼在包头寻找秦长城。（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那天考察团营地里来了个花鼓戏班。一丑一旦，唱的是男女调情，词句粗鄙。外国团员觉得新鲜，架起摄影机就拍。

黄文弼脸都青了。

他在日记里写：塞外荒漠，犹见此戏，深以为辱。外国人拍了要拿到海外去放映——暴露中国民族之落后面，可耻孰甚耶！

他找团长徐旭生，要求停止演出。

徐旭生没同意。他也记了一笔：这种戏该禁不假，可现在既然有，在社会上还颇有势力，就该拍下来、记下来，将来留给研究风俗的人。

今天看，两人的争论根本不算个事。可那代人不一样，那时国家民族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救亡图存唯此为大，小道理、中道理都得让着大道理。

对这些学者而言，任何小事，都关乎国格尊严。

团队的主业终究是科考。

虽然很多团员专业不对口，但是不妨碍他们以坚强的毅力学习。

团员们分队考察，大漠无垠，有时几个月不见人烟。饿得不行，就杀骆驼充饥，渴到不行，喝骆驼尿救急。

▲西北科学考察团骆驼队。（图片来源：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西北科学考查团》）

从零下四十度，走到零上四十二度。一年又一年。

地质学者袁复礼出发时，夫人刚怀孕，再见时孩子已经五岁。

他们获得的成果，震撼了世界。

黄文弼最先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居延汉简，此后队伍中的贝格曼陆续挖出了上万枚。边关士卒的账簿、家书、戍卒的口粮记录，沉睡两千年后，重新“开口说话”。此外，还有对高昌古国、交河故城及其他西域古国的考古。

▲发现居延汉简的房屋。（图片来源：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西北科学考查团》）

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几十年后，包钢的炉火从这里燃起。今天该矿稀土工业储量3600万吨，占全国稀土总储量的90%以上。

袁复礼在岩层里，敲出一具巨大的骨骼——中国人发现的第一具恐龙化石，被命名为袁氏阔口龙。此外还有大量水龙兽、二齿兽等三叠纪动物化石。

陈宗器人在戈壁滩上测绘，把罗布泊及新疆各地的实测地图带回内地。后来解放军进军新疆，用的就是这些图。

李宪之一直在做气象观测，颠覆了世界气象学的既往认知——寒潮可以翻越大山，台风的秘密，也从这里被解开。

还有壁画、佛经、陶片。还有植物学、人种学、蒙古民歌……

中国近代的一些学科，从这里正式起步。

不专业的人，走着走着，也就专业了。

那个哲学出身、半路出家做考古的团长徐旭生，二十三年后，在河南找到了二里头遗址——夏朝，从传说里走了出来。

▲二里头遗址发现者徐旭生。（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科学是路，爱国是根。

那代人没有选择——国弱至此，考察的每一步，都是在为这个国家打捞尊严。

他们扛着的，是仪器，更是一个民族的底气和未来。

（三）风沙掩埋的，他们打捞回来

当我们把目光再放回西北科学考查团，会惊讶地发现： 中国第一批现代考古意义上的文物，很多出自这支考察团。

恐怕有人会质疑：五千年历史，第一批文物距今还不到一百年？

还真是如此。

在此之前，那些器物在达官贵人手中，只被当作财物。

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是有了“公共”概念。过去只有私园，后来才有了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广场——都是为公众而设。

文物也一样。

千百年来，青铜器、字画、经卷，要么藏于宫廷，要么收进府邸。敦煌经卷流散海外，中国人固然痛心，但那时候，连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都没有，几所公立大学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这些东西，就算留下来，又该交给谁保管？

西北科学考查团挖出来的，不一样。出土的东西不再是谁的私藏，而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国宝不姓私，姓“中国”。

这才是堵住流失的那道墙。

西北科学考查团终结了一个时代——外国人随意进出中国腹地、巧取豪夺的时代。

▲1932年中国政府发行的纪念西北科学考察团邮票。（图片来源：资料图）

他们带回的，不只是一批文物、几门学科，是一个民族快要被风吹散的尊严，被他们一寸一寸打捞回来。

百年一瞬，罗布泊的沙掩了多少足迹。可总有些东西，风沙掩不掉。

有一群人，他们来过，他们守过，他们替这个民族，活过。

正是有了这样的先行者，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站在这里，心平气和地谈论文物——谈它的保护，谈它的未来，谈它给这个民族带来的，不只是尊严，还有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