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何去何从的反复考量||冉奎

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

何去何从的反复考量

冉 奎

1932年11月初，红四方面军本欲在鄂豫陕边界的南化塘建立根据地，不料国民党追兵如影随形，被迫放弃计划继续西征。茫茫秦岭，滔滔汉水，何处立足，必须尽快决断。出秦岭、据汉中，可汉中有重兵把守，不得不再次放弃计划。红军就像一群不断迁徙的候鸟，在艰难辗转中寻找可以栖息的沃土。相继召开小河口会议、上元观会议和钟家沟会议，最终决定进军川北。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抵汉水以南地区，当时的战略形势错综复杂。蒋介石为实施第四次“围剿”的第二步计划，正调集50万大军围攻中央苏区，来不及对红四方面军组织新的围攻。川陕两省各个军阀为维护其封建割据，彼此明争暗斗，各怀鬼胎，既互相倾轧，又惧怕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吞并其地盘。这种微妙的局势，为红军在川陕边创建根据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小河口会议

桃园河与湑水河在秦岭南麓交汇，当地百姓称前者为小河，后者为大河。两水相拥之处，便是陕西省城固县小河镇。小河口会议会址位于小河镇小河街戚家大院，以实物、图片、历史遗迹为展览内容，生动再现了红四方面军从建立鄂豫皖根据地到西征入陕、召开小河口会议、激战升仙口以及城固地下党组织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和支援下建立游击队英勇斗争的历史。

12月7日，红四方面军经过连续9天的艰苦行军，来到群山环抱中的小河镇。连日征战，将士们衣装褴褛，步履维艰，但眼中依然燃烧着革命的火焰。当晚，一场关系红军命运的重要商议正在秘密进行。红四方面军部分高级干部聚在一起，商议同张国焘斗争，改变当前盲目转移的被动局面。

此次斗争的发生，源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错误领导的日益不满。自离开鄂豫皖以来，部队一路转战，越走越远，而张国焘独断专行，转移前既未向部队说明原因，途中又借口军事秘密对行动意图缄口不言，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大家的怀疑与不满。许多干部私下议论，为什么放弃了根据地？究竟要走向何处？大家推举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集体意见，指出不愿长期无根据地、无休止地转战，建议停止退却，争取在陕鄂一带迅速创建新的根据地，并健全军事领导机构等。

12月8日，在广大干部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在小河口召开西征以来第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解决部队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史称“小河口会议”。作为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会议，它明确了不再盲目西进和无止境地退却，计划南渡汉水去陕南，到大巴山北麓的西乡、镇巴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任命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任命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任命张琴秋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陕西省城固县小河镇小河口会议会址

小河口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党的组织路线上一次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也是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党内民主建设的一次重要实践。会议促使张国焘在一定程度上收敛了其家长制作风，推动了集体领导制度的建立，对后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创建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此次会议也使张国焘对曾中生等人产生了不满与记恨。

会议结束后，红四方面军进驻桔园镇升仙村、许家庙、原公一带，当地群众热情迎接子弟兵，主动邀请战士住在自己家里，为战士洗衣做饭、抹药治伤，嘘寒问暖。时任红4军12师34团团长的许世友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军到达（城固）以后，立刻受到热烈欢迎。人们团团围住了部队，把战士们搀扶到家里，换下破烂不堪的衣服，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又眼中含着热泪给我们洗脚上药。到了这里，我们这些挺过了那样艰难困苦的硬汉子，也都不禁流下了热泪。”

休整期间，红军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总政治部派出干部战士前往升仙村，组建起一支140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南第一游击大队，配发长短枪120支，提供部分资金支持。红军广泛开展打富济贫活动，将十多名豪绅地主的700多石粮食、100多斤棉花分发给贫苦农民，又将“天义太”盐行的1万余斤食盐分配给上千户贫苦农民，切实缓解了群众的生活困难。

12月10日，升仙口战斗打响。红10师兵分三路，向堵截的敌十七师五十一旅两个团发起进攻。激战几小时，敌人丢下枪械辎重，仓皇逃跑。这一仗，打死、打伤国民党军80多人，缴获机枪4挺、迫击炮2门、步枪600余支。

当晚，全军进抵城固县城以西的沙河营、柳林沿汉江一线，准备南渡汉江。时值寒冬，江水刺骨，船只稀缺。除伤病员和部分物资由船只、马匹渡运外，上至总部领导、下至一般战士，一律下水徒涉。冰冷的江水刺骨钻心，冻得官兵几乎站立不住。

上元观会议

上元观会议会址位于陕西省城固县上元观镇衡家院子。衡家院子建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街面房五间，木框架抬梁结构承重，夯土墙或土坯墙为围护结构，屋顶用小青瓦铺设，五柱七檩，地面正方形青砖，木质门窗，木板楼梯走廊。衡家生产经营的“庆丰恒”牌红豆腐、糕点坊、染坊盛极一时，成为衡家老号。

陕西省城固县上元观古镇北门

红四方面军渡过汉水，12月11日拂晓进驻上元观（今陕西省城固县上元观镇），终于摆脱西进以来的被动局面。

陕西省城固县上元观古镇文化墙

战士们怕打扰当地百姓，在街头屋檐下露宿，湿透的军装结了一层薄冰，有些战士腿脚被冰块、石块划破了，挂着一条条血冰。当地百姓见状，纷纷抱来柴草，点燃篝火为红军取暖，烧火做饭。火光映红了小镇的夜空，也温暖了红军战士的心。

12月12日，红四方面军在上元观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听取中共陕南特委、中共城固县委负责人的详细汇报，了解了当地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开展的武装斗争，汉中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和国民党驻军的部署情况，以及匪患、灾害肆虐汉中大地的事实，分析和讨论了在汉中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史称“上元观会议”。

陕西省城固县上元观会议会址

当时，红四方面军考虑到陕南地区北靠秦岭，南倚巴山，两山屏障，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养兵屯马、养精蓄锐的好地方，中共地方党组织又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准备在城固、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地开展活动，建立革命根据地。上元观会议前，红四方面军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汉中群众斗争情绪极高涨，我军将在此创建新的苏维埃政府。”

陕西省西乡县城

党团会议召开后，红四方面军认为陕南匪患常掠、连年灾荒，给养困难，这里盆地狭小，路径封闭，群众较少，1.4万人的大部队无法驰骋游击，补充人员和驻扎困难，加之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实力很强，胡宗南、肖之楚、刘茂恩部队及陕军孙蔚如部正从西、北、东三面逼近，在此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还不成熟。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继续南下。

12月13日，红四方面军在上元观召开军民大会。大会首先悼念了被国民党团防局杀害的城固县冲虚观农民协会领导人，接着聆听了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的讲话。会后，红四方面军带领群众在胥家营、嵩山寺、包家营等村，打开6户豪绅地主的粮仓，把400多石粮食、120匹布，以及花生、衣物等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把地主的契约、高利贷借据一齐焚毁。群众编写山歌赞颂：“公元一九三二年，穷人不还富人钱，分了土地又分粮，分田分地喜洋洋，扫除恶霸和土豪，红军恩情万年长。”

当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兵分两路，经城固天明寺、孙家坪向西乡县进发。在途经孙家坪时，国民党派出民团在镇北挖战壕、修工事，企图阻拦红军南下。先头部队一个营冲击猛攻，交火不到半小时，民团全部被击溃，缴获不少军用物资及枪支弹药。红军到达孙家坪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打开土豪地主的粮仓，把400多石粮食分给150多户贫苦农民。部队顺利到达西乡县廷水、私渡河、钟家沟、贯子山、峡口和骆家坝一带，随后总部驻扎在钟家沟（今陕西省西乡县骆家坝镇钟家沟村）。

陕西省西乡县骆家坝场镇

钟家沟会议

钟家沟是红军入川前的最后一处休整地，这个隐藏在米仓山褶皱里的小村庄，因一座始建于明代的玄天观而闻名。观内古柏森森，冠盖如云，悠远的钟声穿透山间晨雾，仿佛在年轮与檐角间，默默述说着历史的沧桑。当红军队伍抵达时，这个静谧的古观，便成了战略决策前最后的宁静驿站，见证了历史车轮在川陕边界的重要转折。

陕西省西乡县骆家坝镇钟家沟村红四方面军标语遗迹

红四方面军打算在钟家沟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从敌人报纸上发现重大情况后，决定改变计划。原来，四川大小军阀分成两个阵营正在成都混战，一派支持刘湘，一派支持刘文辉，占据川北地区的田颂尧，为支持刘湘已调集大量兵力前往成都参战。川北成为四川军阀的防务空虚之地，这是天时。相对于连年灾荒、粮食极缺、难以立足的陕南来说，川北的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余地更广阔，这是地利。川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民主革命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这是人和。

陕西省西乡县骆家坝镇钟家沟会议会址

1932年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在钟家沟玄天观召开西征以来第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作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史称“钟家沟会议”。会议总结了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表彰了有功部队和人员，宣布进军川北的决定和入川的时间、路线。正是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策，使红四方面军自转移以来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成为西征以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历史转折点，从此走上发展壮大之路。

陕西省西乡县骆家坝镇钟家沟玄天观

会后，团营干部深入连队，与战士们一同分析四川的政治经济形势，并结合陕南连年灾荒、难以保障大部队供给的现实困难，层层动员，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逐渐成为全军上下的共同意志。此前，部队在陕南受到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官兵们体会到了“游子还乡”般的亲切。然而尚未休整，又要出发，有的不免感到意外与失落。宣传动员后，大家逐渐认识到进军川北、创建根据地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可以结束“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流浪生活。思想打通后，大家积极投入到筹集粮草、准备行装等工作中。

红四方面军在陕南活动，使国民党在陕西和西北地区的统治受到威胁，蒋介石指令鄂豫皖围剿军总指挥何成浚赴陕督率各师与陕军“会剿”。12月19日下午，何成浚与各方面会商，决定由军部速办兵站，送军粮入陕，由何成浚携现款若干前往。何成浚26日才由武汉动身，28日到西安。这时，红四方面军已胜利入川，蒋介石策划的“会剿”阴谋宣告破产。

红四方面军在陕南虽然只停留了二十余天，但这段经历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小河口会议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上元观会议明确了战略方向，钟家沟会议作出了入川决策。这三个会议环环相扣，一步步把红军引向了正确的道路。正如徐向前所说：“从被迫转移被迫西进到主动入川主动开辟新根据地，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四川军阀割据形势示意图（1932年8月）

红军在陕南期间，军纪严明，爱护百姓，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他们帮助当地建立游击武装，播下革命火种，为后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红军告别陕南时，群众依依不舍，许多青年踊跃参军。纵观红四方面军在陕南的历程，这不仅是一支军队的战略转移，更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在历史关头的正确抉择。从迷茫西进到明确入川，从被动转移到主动开创，这段历史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秦岭巴山作证，这段烽火岁月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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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达州日报》2026年3月6日第5版）

文/图：冉 奎（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