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专家详解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汽车“关键词”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及的深化改革、提振消费、智能制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内容都和汽车直接相关，为接下来汽车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报邀请了6位业内外专家，深入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把脉汽车行业发展。

访谈嘉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 叶盛基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孙晓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张建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瑞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干春晖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 郎学红

（排名不分先后）

通过制度创新

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中国汽车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怎么看预期目标的设定？

刘瑞：4.5%~5%的增速目标，较以往要略低一点，但与“十五五”年均4.72%的增速目标基本一致，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基本可以实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比较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这对经济增速目标的设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中国经济总体稳定发展的形势仍然向好。

干春晖：4.5%~5%这一弹性目标的提出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与战略考量。“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设定既延续了“十四五”期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又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预留了必要空间。从历史逻辑看，这一区间既与“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翻番”的远景（参数丨图片）目标相衔接，又充分考虑了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深层次矛盾交织的复杂环境，展现了统筹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智慧。

张建平：当前，140万亿元的经济规模下，也面临较大的挑战和压力。内部需打破“双循环”的堵点，扩大内需、消费和投资，系统推动，协同发展。外部仍面临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环境，压力巨大。按照规划，经济增速没那么快了，但仍能保持在5%左右。

叶盛基：超大规模经济总量下设定4.5%~5%的目标，充分考虑了各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并预留了发展空间。汽车行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也进入超大规模发展阶段，连续3年年产销量达到3000万辆以上，但高增长背后，增收不增利问题严重，需要在发展质量上下功夫。

《中国汽车报》：扩内需、促消费仍是重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依然把扩大内需放在2026年政府工作十大任务的第一条，围绕提振消费，提出了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和促消费政策并举、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等举措。今年扩内需、促消费的形势如何？汽车行业有哪些机遇？如何继续寻求汽车消费增量空间？

干春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扩内需、促消费置于经济工作核心位置，其战略深意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构建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从政策逻辑看，我认为今年着力强化财政资金精准投放与金融工具创新协同，既延续了“十四五”期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惯性，又通过消费场景重构和收入分配优化形成需求侧牵引力。这种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反哺供给的闭环机制，标志着我国经济治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深层转型。

汽车行业作为兼具制造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双重属性的战略性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窗口期。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后，市场驱动力从政策补贴转向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以旧换新政策延续与消费金融工具创新，为传统车企转型提供缓冲空间，而智能网联技术标准统一与充电设施互联互通，则加速形成规模化市场效应。

未来寻求汽车消费增量空间需把握3个战略方向。其一，下沉市场开发需与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协同，通过融资租赁、共享出行等模式降低消费门槛，同时完善低线城市充电网络与售后服务体系；其二，技术迭代需聚焦L3级自动驾驶与“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依托国家级智能网联示范区建设形成技术应用场景闭环；其三，全球化布局需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东盟、中东等重点区域建立本地化供应链，规避贸易壁垒风险。

孙晓红：扩内需、促消费仍是今年的工作重点，汽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汽车消费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消费，目前仍处于快速上升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销量的增长与政策的支持有很大关系。新的“两新”政策已经在各地陆续落地，将继续对刺激汽车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刺激汽车消费不能仅围绕政策展开，而应向构建良性的发展环境要增量，完善购买和使用环境，持续改善充电环境，增加充电基础设施，提升充电效率等。针对不同细分市场如运动型轿车、房车等，提供更符合需求的产品，用产品性能的提升、驾乘体验的改善，引导消费。

郎学红：在扩大内需方面，汽车需求的进一步提升面临很大挑战。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坡，已经实施两年的“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刺激作用减弱，这给今年的汽车销量增长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新能源汽车，1、2月的市场已经有了很明显的体现。这就需要向放开限购等更多领域拓展，以扩大汽车需求。从六大限购城市的发展情况看，如能放开限购，可能会带来几十万辆甚至上百万辆的新车销量的增加。

同时，扩大汽车需求，要重点关注农村居民的需求，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用强有力的政策鼓励引导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完善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点和充换电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消费环境。

叶盛基：我国汽车市场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当前的促消费重点是挖掘欠发达地区和限购城市的增量空间，提升限购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水平，用科学的管理水平缓解拥堵问题，释放汽车消费新需求。

以深化改革为主线

促进汽车行业健康发展

《中国汽车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和“创新”共出现了75次，是报告的高频词。改革力度更大，提出了重点领域的多项改革举措，比如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零基预算改革、财税等领域的改革等，同时强调，用改革的办法打通卡点堵点。怎么看今年的改革举措？

叶盛基：汽车行业的发展是伴随着改革不断推进的，当前汽车领域的改革重点需围绕堵点、短板推进，解决不协调、产业成熟度不足等问题。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盈利问题。汽车税费体系改革也有很强的迫切性。当前的税费体系是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已不符合汽车产业的发展实际，需根据产业发展情况推进税费体系的改革。

干春晖：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以深化改革为主线，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领域，其力度与系统性较以往更为突出。从改革逻辑看，今年着力通过制度创新破解深层次矛盾，既延续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脉络，又强化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改革路径既是对经济新常态的主动适应，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郎学红：要用改革的办法打通卡点堵点。具体到二手车流通领域，跨省收售还存在一些堵点，如重复开票、周转指标等方面，地方在落实重要政策上存在不统一、落地不明确等问题，需要在实施二手车跨省交易方面统一管理。举个例子，同一时期，税务机关开出的二手车交易发票高达4000万辆，但公安部过户交易的二手车数量却只有2000万辆，这两个数据充分说明，二手车交易过程中存在重复开票的问题。

《中国汽车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任务中，强调健全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同时，还提出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并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这将对缓解地方压力、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带来多大影响？汽车行业如何受益？

干春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中，健全地方税体系与消费税调整具有双重战略价值。地方税源拓展通过优化税基结构增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而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及范围调整，则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引导消费行为。对汽车行业而言，消费税向零售环节后移及新能源车差异化税率设计，实质上构建了“抑传统扬新兴”的税收杠杆。这不仅加速燃油车产业转型，更通过税赋再分配为新能源车产业链创造政策红利。测算显示，若新能源车生产环节免税政策延续，其制造成本可降低3~5个百分点。但需警惕地方保护主义借招商引资之名行税收竞争之实，部分区域可能通过变相补贴扭曲市场。

郎学红：汽车消费税后移是汽车行业亟待推进的改革。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升，现行在制造端征收的消费税，不能起到更好地调节汽车消费的作用。可以借鉴欧美在消费环节征收的做法，同时作为地方税征收，给地方政府刺激汽车消费提供更多动力。另外，现行消费税是按照燃油车排量征收的，这种征收方式并不能真实体现消费税调节商品消费的目的。基于现实存在的问题，需加快分步实施汽车消费税的改革。

《中国汽车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生态等。这些将对汽车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汽车行业统一大市场还有哪些堵点？

刘瑞：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从战略层面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币制和税制都统一的国家、中央集中管理的经济体，要求构建统一大市场，实现全国畅通的市场化运行。在实际运行中，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范围切实存在。以汽车为例，地方保护切断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流通，这时候就需要强化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消除地方保护，逐步推进统一大市场改革。同时加强宏观调控，用积极、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稳定投资。

具体到“内卷式”竞争，价格是由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的，我们要根据市场形势，适时调整价格策略。价格不能违背价值规律，不能盲目“内卷”，这样不利于经济运行。当前的汽车行业仍处于兼并重组的调整阶段，结构性矛盾突出，这是一种资源错配问题，需要引用市场竞争机制，引导市场优胜劣汰。

干春晖：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深层堵点在于制度执行力度与地方利益协调的平衡。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的制定，标志着市场制度建设进入法治化新阶段。通过破除地方保护、规范招商引资、强化反垄断等举措，将系统性拆除市场壁垒。这对汽车行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零部件供应、跨区域销售等环节的行政梗阻有望消除，规模化效应将推动产业链垂直整合；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行为受到刚性约束，企业需从依赖政策套利转向提升核心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不统一、充电设施兼容性等问题仍可能形成隐性壁垒，需通过全国性技术规范的制定加以解决。

面对改革深化，汽车行业可以考虑着力构建3方面能力：其一，强化技术原创能力，特别是在电池技术、智能驾驶等关键领域突破卡脖子环节；其二，优化产业协同能力，通过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作降低综合成本；其三，提升合规经营水平，建立适应公平竞争环境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区域布局上，需建立动态市场监测机制，预判不同区域政策调整对供应链的影响，前瞻性调整产能配置。

张建平：统一大市场建设迫在眉睫，尤其是在“内卷”严重的汽车领域，市场化优胜劣汰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跨部门、跨地区的有形和无形壁垒仍存在，阻碍着经济要素的优化和重组，以及头部企业的成长壮大进程。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让坏的企业被淘汰，让好的企业成长起来。

抓住科技创新机遇

继续补短板、拓空间

《中国汽车报》：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创新，比如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汽车行业应该如何继续补短板，在创新上寻找空间？

叶盛基：创新是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的推动力，汽车是各项创新技术应用的最佳载体，在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方面的创新帮助中国汽车产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后的创新需围绕产业发展短板、不足，增强竞争力。

干春晖：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将科技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对汽车行业而言，这既是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更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历史使命。汽车产业需紧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主线，在技术攻关、生态重构、制度创新等多个方面发力，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质变。

核心技术突破需构建双轮驱动的创新体系。一方面，依托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专项等战略资源，在智能驾驶芯片、车规级操作系统、固态电池等卡脖子领域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另一方面，深化企业出题、科研答题的产学研协同机制，推动主机厂与零部件企业、高校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加速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

制度创新保障需完善市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依托消费补贴、购置税减免等政策工具，加速智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同时，建立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潜力两方面兼顾的评估体系，引导资本精准投向具身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领域。值得注意的是，需警惕地方保护主义对技术标准统一的干扰，建立跨区域技术认证互认机制，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创新活力。

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本质上是国家创新体系能力提升的缩影。唯有坚持开放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技术攻关与生态培育相协同，制度供给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方能在全球汽车产业变局中掌握战略主动，为制造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孙晓红：汽车行业对创新有迫切的需求，涵盖从研发、制造到销售的各环节。以中国汽车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为例，首先要有新技术，用新技术新产品带来更好的驾乘体验，以打动消费者。另外，国外很多市场的汽车消费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性，这就需要我们在产品创新方面，不仅要做好技术，更要让新技术、新产品充分融入当地文化传承和消费习惯中。

张建平：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汽车行业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尤其在智能新能源汽车领域，成效明显。接下来可谋划加强在飞行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借助AI人工智能的手段，提升汽车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持续推进汽车业全球化纵深发展

《中国汽车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接下来，如何推进汽车行业进一步高水平“出海”？

叶盛基：当前，中国汽车的全球化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接下来要构建高水平生态“出海”体系，加强整车和零部件、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出海”；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以及中国汽车品牌国际竞争力；融入海外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向跨国车企学习它们在中国发展的经验，在海外市场谋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刘瑞：今年，国际化发展是我国汽车行业的战略重点。无论是传统燃油车的“走出去”，还是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拓展都大有可为。我们要根据不同市场的需求，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战略，瞄准一流企业目标，做好自己的创新发展战略，利用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领先优势，乘胜追击，做好国际化发展大文章。

孙晓红：中国汽车产品在国际化发展中，一定要讲好中国汽车产品故事。建立良性的品牌发展体系，提升中国汽车品牌国际形象，让国外消费者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并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同时，要更好融入当地市场的发展，提供符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与之共荣共生，用中国解决方案促进当地汽车工业发展。

干春晖：政府工作报告将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对汽车行业而言，这既是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战略机遇，也是检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考场。汽车产业需立足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构建技术、市场、规则三位一体的“出海”新范式。

构建全球化战略布局要考虑3个方面。其一，市场选择需兼顾规模与潜力，既要深耕欧美等高端市场，更要依托“一带一路”深化与东盟、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合作。通过建立区域供应链中心，形成辐射周边国家的生产服务网络，规避单一市场风险。其二，产能配置需推进“本土化2.0”，在海外基地同步布局研发中心与数字服务平台，实现从产品出口向技术标准输出升级。其三，生态构建需强化产业链协同，推动电池、智能网联等优势领域与海外合作伙伴形成技术共生关系，共同开发适应当地需求的产品解决方案。

制度型开放要求深度参与全球规则制定。这个方面我们还有薄弱环节。接下来要主动对接国际经贸协定中的技术标准、碳关税等规则，在新能源汽车准入、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建立国际互认机制。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组织，推动中国智能驾驶分级、充电接口等标准上升为全球规范，增强产业话语权。同时，完善海外投资风险预警体系，建立跨国法律协作机制，为企业提供全流程合规指引。

张建平：接下来，要致力于“引进来”和“走出去”，实施“双循环”战略，用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思路，协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汽车业需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利用各种贸易平台谋求更好的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要注意识别和防范风险；不仅要产品“走出去”，更要文化、标准“走出去”。

文：王金玉 编辑：孙焕玉 版式：刘晓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