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朗诺 陈毓贤｜和钱锺书论东坡赋的沙捞越华人事务官

1935年，上海别发洋行（Kelly & Walsh）出版了苏轼二十三篇赋的完整英译本，题为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这本《东坡赋》附有很详尽的注释，而且导言中对苏轼的艺术理念提出了相当精辟的见解。作者是四十一岁的英国外交官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勒格罗·克拉克是他的姓，在婆罗洲岛上的沙捞越当华人事务官。当时半自治的沙捞越受英国保护，华人多来自福建。勒格罗·克拉克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曾以军官身份参与印度及中东的多场战役，到沙捞越上任前被派往厦门鼓浪屿了解中国法律习俗及学习闽南语。他在1925至1928年间不但学会讲闽南语，而且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英译苏轼的作品。

为该书写序的是上海光华大学中英文学讲师钱锺书。面向对东坡赋一无所知的英文读者，二十五岁的钱锺书提起大号画笔，快速地将东坡赋的文化背景勾勒出一个轮廓来，却又忍不住在画面上涂些炫目的颜色。序长达十页，比他数十年后写《宋诗选注》时用寥寥三页介绍苏诗要恣意得多：

宋代道学家总病态地内省，浸淫于自己的意识流中，不断为自己的道德把脉。（xvi页）

飘逸纤柔的中国诗到了宋人手中长出血肉来，并承载了思想，虽说比起西方的诗仍是轻盈的。但宋诗的轻盈是飞机在晴空中高翔的轻盈，不再是黄昏飞蛾扑动的轻盈。（xvi页）

套用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二分法，相对于唐诗的“天真”(naïve)，宋诗总的来说是“伤感”(sentimental)的。然而宋诗虽少了纯真与抒情，却多了感觉与观察。陆游和杨万里的咏物诗便擅长于表达由物所引发的感想。宋人对情感又比唐人分辨得更细致，尤其体现在备受推崇的宋词中。宋代的诗人亦都是诗评家，因此赋诗填词相当自觉。可惜他们总喜欢引经据典，就是中国读者也只有少数能欣赏他们的作品。（xvi-xvii页）

苏东坡可贵之处在于他和他那时代不合拍却浑然不觉。首先，他不如同代人那么爱挑剔。（xvii页）

朱熹屡次贬斥东坡，能被朱熹贬斥未尝不是一种很高的荣誉！（xviii页）

东坡的艺术不是精心策划成的：他创造好东西，然后漫不经心地让其华丽流溢出来。（xix页）

评论家往往用水的自然流动比拟苏东坡的作品。他的弟弟子由说“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同时代的黄庭坚说苏诗“吞五湖三江”，李耆卿形容苏诗“如潮”，许顗说苏词“如长河大江，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流矣”。清初的钱谦益说苏文“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四个世纪后勒格罗·克拉克自行达到同样的结论。（xix-xx页）

在各种艺术体裁中都享有盛誉的苏东坡，赋体上尤其出类拔萃……他的赋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惊喜。他重新发现并再造了一种几乎被失传了数世纪的文体……庄严肃穆变得平易近人，操兵的拍子变成舞动的节奏……软化了其刚硬的风格，溶解了其尖锐的棱角……（xx-xxi页）

勒格罗·克拉克在导言中写道：

倘若苏东坡感到诗词的传统束缚了他，那么他也许在赋中找到得以从格律与形式的限制逃脱的出口。我们感觉他在赋中发现一个可让他灵感流露得最畅通的渠道，而这些灵感本身是自然涌现的。（31页）

勒格罗·克拉克在前言上感谢钱锺书替他仔细看稿，并说书中采纳了他的许多批评和建言（xi页）。钱锺书则对作者盛赞有加：“勒格罗·克拉克先生选择翻译苏东坡的赋作，表明他对中国文学有深刻的认识。他的译文体现学者应有的严谨，以及一位真正爱苏东坡的人才会有的同情想象力。他的注释特别有用，比郎晔更详尽更渊博，即使是能读东坡赋原文的中国读者看了也会受益。”（xxii页）两人似乎从未谋面，通过文稿往返而惺惺相惜。

1935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的勒格罗·克拉克英译《东坡赋》

长久以来，中外学者都很少关注《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以外的东坡赋。勒格罗·克拉克把二十三篇东坡赋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许多反复出现的模式，譬如：（1）东坡赋不依循赋体以华丽词藻取胜的惯例，而把重心放在思想上；（2）他赋里的思路是复杂而曲折的，往往利用赋体悠久的问答传统让不同的观点彼此质疑和辩证。

举一篇很少被收入苏轼选集的《黠鼠赋》为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也？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为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

余俛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赋开头讲夜里东坡还没睡，听到房间角落有个袋子发出声音，好像是一只老鼠被困在袋子里，正试图把布袋啃穿解困。家僮打开袋子看到的却是一只死老鼠，便说：“真奇怪！刚才它还疯狂地想逃出来，现在怎么就死了呢？”于是把袋子拿到外头倒着晃，老鼠一落地就活蹦乱跳地逃走了。

第二段东坡气愤地说：“我们总以为人是最聪明的生物，却被一只卑微的老鼠骗了！我们聪明到哪里去了？”

第三段东坡打瞌睡时听到一个声音责备他道：你为什么要对一只老鼠发这么大的脾气？

第三段说话的是谁？既不是虚构的人，更不是家僮，而是苏轼的潜意识。他昏昏欲睡时，领悟到自己不经心的行为很荒谬，任由那只老鼠令他失去平和的心态，将他变成一位无法掌控情绪的人。他用十岁时就写下的警言提醒自己：人能在砸碎贵重玉器时不动声色，却也会为打破一口锅而失声咒骂；敢与猛虎搏斗的人，看到蜂蝎时也会害怕变色。

此赋是东坡和自己的对话：冲动的我与超脱的我之间的对话，聪慧的自己纠正鲁莽的自己。这是一场古代文学中罕见的自我解剖。

据叶梦得（1077-1148）说，赋中那狡猾的老鼠影射诽谤苏轼的贾易。神宗逝世后，贾易诬告苏轼对先君不敬，苏轼措手不及，差点受害，事后写下《黠鼠赋》（见《全宋笔记》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下卷）。叶梦得的舅舅是跟苏轼很亲近的晁补之，他的话有相当高的可信度。若这么说这篇赋就更有意思了。

把这篇短赋和大家熟知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并排，就会发现其中有不少共通处。

《赤壁赋》中也有两个迥然不同的观点。东坡听了客人解释他吹笛为什么吹那么哀怨的音乐后，批驳其时光易逝、人类终必死亡的悲观论。此赋精妙之处是把对话戏剧性地设置在充满历史回忆的场景中。试想，高耸悬崖下漂浮的小船上，主客间突然有一场涉及古今生死的对话，无怪乎《赤壁赋》成了画家喜爱的题材。

《后赤壁赋》则和《黠鼠赋》相似，是一场东坡对自己的批判。但在这例子中，东坡的自我批判并没有明确表达出来，而是隐含的。他在此赋里自我批判了两次。第一次是他把船上的朋友抛在后头，急躁地爬上悬崖，到了崖顶却又匆匆走回头。第二次是东坡回到船中，一只仙鹤气势汹汹地飞过船头，他此前在山顶闯入了这只仙鹤的巢穴，当晚，它又在东坡梦中以道士的身份出现。

这篇赋的意义向来众说纷纭，主要原因是东坡对赋中许多事不加以解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动机驱使他爬上悬崖，不知道他到了崖顶为什么不稍停留，也不知那只鹤为什么如此放肆，不知道人为什么在东坡梦中出现，更不知东坡断定道人是鹤的变身是否正确。东坡不加解释反而增加了此赋的魅力，令我们对背后的意义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借用对话的方式辩证不同的观点，即使削弱作者本身的立场也在所不惜，是东坡赋中常见到的，而诗词并没有这种对话的传统。就如勒格罗·克拉克在导言中推断，苏轼在赋中找到了逃脱诗词各种束缚的途径。又如钱锺书在序中所言：苏东坡的赋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惊喜，他重新发现并再造了一种几乎失传的文体。

《东坡赋》决定在上海出版，大概因在上海出书可有铅排汉字。当时西方的汉学书籍绝少有铅排汉字，而该书的文本及注释中穿插着大量的汉字，索引也逐条加入汉字，为看得懂中文的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

《东坡赋》之前，勒格罗·克拉克著有一本《东坡选集》，英译了十一篇赋及《石钟山记》等七篇记体作品，1931年在伦敦出版。此书并没有汉字，却有许多精美的插图，由他的妻子埃维茹莉（Averil）绘制。她本名是Averil MacKenzie-Grieve，出自苏格兰名门，通晓德、法、意大利文，善于观察又具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位颇有名气的木刻家和作家。她新婚随夫初到鼓浪屿时，欧美太太们劝诫她别让丈夫学太多中文，因男人会因此变得peculiar（古怪）。她却跟着丈夫学闽南语，学用毛笔，并肯定中国书法是种融汇身心的高超艺术。

勒格罗·克拉克的《东坡选集》

《黠鼠赋》“堕地乃走”（勒格罗·克拉克妻子埃维茹莉绘制，下二图同）

《赤壁赋》“我友麋鹿”

《后赤壁赋》“踞虎豹”

埃维茹莉本人有多部著作，其中《生姜的族裔》（A Race of Green Ginger, Putnam, 1959）回顾鼓浪屿的生活；而在晚年回忆录《岁月与机遇》（Time and Chance, Geoffrey Bles, 1970）中，他们居住了两年半的鼓浪屿与居住了约八年的沙捞越各有一章。

处于婆罗洲北部的沙捞越本来是汶莱王国的一部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该地的马来人与土著叛乱，汶莱苏丹派了叔叔哈斯宓（Raja Muda Hassim）平乱，哈斯宓束手无策，又恐荷兰人趁机入侵，于是向开了私人双桅帆船过境的英国人布鲁克（James Brook）求援，应允他若能平定局势，就将该地政权拱手相让。布鲁克和马来人、当地土著谈判，保证他们人身与财产安全，把乱平了，此地成了东南亚诸国中独一无二的“白人拉惹”。他把沙捞越分成五个行政区，各派一位进驻十年的英官管理，又组织一个由资深英官和各族裔代表的资政团帮他决策，居然相安无事百余年。第三代布鲁克感到须有专员和在当地经商垦地的华人沟通，勒格罗·克拉克应征受聘。埃维茹莉和丈夫到了沙捞越发现该地十分偏僻封闭，有些土著仍猎人头。占人口六分之一的马来人信奉回教，有他们的成规，而华人即使第三第四代仍坚持吃家乡菜，用中式家具，守家乡习俗。英国人则坚持吃英式餐，用英国家具，守英国习俗。英官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打发时间。她深感各种聚会从不邀白人以外的妇女参加不妥，定期在家举办齐聚各族裔的妇女茶会，又和丈夫常开小汽艇逆河流而上到内地考察兼游览，但长期下来仍非常苦闷。勒格罗·克拉克1938休假那年，她到伦敦找到一份工作，丈夫却到她母亲乡下的房子住下，不久向她提出离婚。她有点意外却也十分无奈，离婚后两人便断绝了书信。英德开战后，她先后在英国情报局和英国广播公司处理德、法、意文稿，战后才知晓前夫在沙捞越被日军枪毙了。晚年患了帕金森症的她，回顾那段婚姻仍感到是美好的。

勒格罗·克拉克夫妇，1935年于柏林。

勒格罗·克拉克学中文十年就有那么惊人的成就，德国人艾克（Gustav Ecke，又名艾锷风）和新加坡生长的林文庆都有功劳。据埃维茹莉说，他们夫妇认识艾克，是经兼任鼓浪屿医学院院长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介绍的。艾克当时在厦大教书，他本来研究欧洲艺术史，到了中国迷上中国古建筑、陶瓷和明代家具，常带勒格罗·克拉克夫妇到泉州和福州寻幽探古，成了莫逆之交。

《东坡选集》的前言除向林文庆和艾克道谢外，还提到厦大教育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图书馆与北平图书馆的馆长、大英博物馆的翟林奈（Leonel Giles）等。《东坡赋》的前言除了向钱锺书及艾克致谢外，提到翟林奈与长居北京的梵文泰斗钢和泰（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浙江大学图书馆及新加坡莱佛（Raffles）图书馆的馆长等，以及柏林数所学术与文物机构。两部书的前言都感谢在沙捞越华人事务处任职的Yang Peng-hsiu替他查核资料及修正译文。这位行政之余在学术上也助他一臂之力的华人，很可能是他从鼓浪屿带到沙捞越的，也可能是林文庆帮他在新加坡物色的。

艾克也许正是勒格罗·克拉克和钱锺书之间的牵线人。因他1928年便北上到清华教德文，钱锺书1929年进清华念外文，赶上他的课。艾克在北平加入梁思成等人组织的中国营造学社，日据时期趁其德籍之便到处抢救明代家具，1944年 出版了首部关于明式家具的专著，收录了逾百件家具的测绘图。他1947年在Monumenta Serica有篇悼念勒格罗·克拉克的文章，对这朋友怎样惨烈牺牲有较详细的交代。日军入侵前夕，毫无军力抵抗的沙捞越元首布鲁克带了幕僚逃往澳大利亚。时为政务长官的勒格罗·克拉克则放弃逃亡的机会，留下和人民共度时艰。日军二话不说把他关起来，押送到恶名昭彰的俘虏营（婆罗洲巴杜林丹Batu Litang营地，俘虏约半死于饥饿、疾病、过劳和酷刑），他在营里仍不断据国际公法为俘虏争取权益。日军败退的消息传来时，把他带到丛林中处决了。艾克说勒格罗·克拉克用诗人的笔触和学者的态度英译了所有的东坡赋，反映他对苏东坡人格本能性的认同，是西方汉学一项杰出的成就，惋惜他再无机会展现才华了。

战后，沙捞越华人社团主动募款，为中华民国领事卓还来，以及与他同时被枪决的勒格罗·克拉克等四位他们所景仰的西方人，在牺牲地点立起纪念碑。

勒格罗·克拉克等人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