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本真意义

又是一年“三八”时。当“女神节”“女王节”的促销广告铺天盖地，当鲜花、口红成为这一天的主题词，我们有必要驻足思考：这个节日究竟从何而来？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是否正在被商业叙事所稀释？
三八国际妇女节，全称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它的诞生，源于百余年前女性对平等权利的追求，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历史文献清晰地记载着：1910年，第二国际在哥本哈根召开妇女会议，德国革命家蔡特金提议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1924年，这一节日由鲍罗廷夫人介绍至中国，何香凝、邓颖超、蔡畅等先驱在广州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纪念活动，口号直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多妻制度、立法保障女子参政”。正如1935年上海市妇女协进会编印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特刊》所载，内收《“三八”感言》（张默君）、《“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史略》（杨志豪）、《从纪念“三八”说到今后妇女运动的路线》（金光楣）等27篇文章，那一代女性早已为这个节日注入了民族解放与妇女觉醒的深刻内涵。
历史研究揭示，1920至1930年代的城市纪念仪式，正是通过纳入女工、农妇等群体，向大众塑造了“劳动妇女”的现代图景。1926年2月，中共中央妇女部专门发出关于纪念“三八”节工作的通告，明确指出“国际妇女日是全世界劳动妇女警醒自己与集合自己的势力，以参加革命运动，求妇女解放的日子”。同年3月，湖南妇女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三八”节纪念活动，长沙市全市女校放假一天，由缪伯英主席报告历年纪念情形及女子受压迫状况，“希望群起谋求解放”。这一历史脉络清晰地表明：“妇女”二字承载的不是消费符号，而是沉甸甸的劳动底色与奋斗使命。
当代学者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指出，中国妇女事业之所以基础坚实，关键在于“从‘劳动权’着手，先让妇女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获得认可、长出本事，才有了后续权利的持续进步”。她强调，鼓吹享乐、只索取不付出的所谓“田园女权”，本质上是“矮化女性，把女性宠物化，要不得”。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劳动”二字在妇女节命名中的核心地位——它不是修饰，而是本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者李亚男、王烨在2026年发表于《中国妇女报》的研究中强调，新时代妇女节叙事的重要任务，就是“对妇女节历史本源与核心价值的正本清源，坚决抵制将节日异化为‘女神节’‘女王节’的商业化娱乐化倾向”，深刻阐释妇女节“源于无数先驱争取平等权利、推动社会进步的奋斗历程，彰显‘妇女’二字承载的历史使命”。
当“妇女”二字被“女神”“女王”取代，这实际上是商业叙事的喧宾夺主。在这套话语体系中，女性的社会属性被弱化，外在形象和消费能力被放大。仿佛只要买上一支口红、一只名牌包，女性便实现了自我价值；仿佛这一天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享受折扣与馈赠。这种叙事用“被宠爱”的想象，消解了“要平等”的初心；用消费的亢奋，掩盖了现实中仍需努力的方向。
我们必须回归本源：妇女节的核心，是平等，是发展，是进步。它关乎的是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参与社会劳动的权利，是追求自我实现的权利，是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权利。正如蒙曼教授所言，女性要依靠奋斗，“没有哪一个进步是等来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份平等和机遇，需要每一位女性用奋斗去争取，用劳动去守护。
在这个属于全体妇女的节日里，我们不需要被简化为“颜值”或“购买力”的标签。我们需要的，是对历史的敬畏，是对现状的清醒，是对未来的担当。
让我们共同守护“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庄严本色，让这一天的底色，依然是百年前那个炽热的红——那不是口红的红，而是先驱者眼中燃烧的理想之火，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赤诚之心，是亿万妇女在平凡生活中书写的奋斗华章。
致敬每一位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女性。致敬每一位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的劳动妇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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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蒙曼：矮化女性、把女性宠物化、田园女权都是“毒药”[EB/OL]. 澎湃新闻, 2019-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