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0岁的杨善洲退休后，却拒绝组织安排：我要回家乡去种树

1963年仲夏，施甸县城的街口挤满请愿的学生家长。孩子的课本旧得卷起了边，可课堂里却常常只剩下黑板——老师被抽去支农。县委大院窗外热浪翻滚，时任书记杨善洲听完汇报，放下茶碗，话没多说，却立刻拍板：“教书育人是正事，老师马上回课堂。”一句定音，杂音止息。这件“小事”后来被当地老人反复提起，因为它让许多孩子终于完成了初中，也让人们发现：这个穿草鞋的书记，对“树人”与“植树”一样执拗。

越是往前翻，他的坚持越发清晰。1944年秋，滇西战线枪声震天，20岁的杨善洲挑着粮袋，上百公里山路往返。敌机轰鸣那天，竹筏在怒江中央被炸翻，表弟沉入汹涌江水，最终不治。回到村里，他只说了一句：“国家难，能躲么？”这句糙话没多少文学味，却像钉子一样钉进心口，此后再没人见他在关键时刻退缩。

1951年调摆马乡政府，他常常一头扎进田埂。遇见秧苗长势弱，他索性卷起裤腿帮着插。一双草鞋磨破了再补，乡亲们就给他起外号“草鞋书记”。当时有人劝他：“杨书记，您好歹也是领导，留点劲儿。”他笑了笑：“不下地，怎么知道庄稼渴不渴？”这股子不讲究的劲儿，持续了整整几十年。

时间走到1988年4月。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把他叫到昆明，想给老书记换个轻松岗位。“省人大常委会也缺经验丰富的人，你来，城里条件好。”面对善意安排，杨善洲没有犹豫。“我得兑现答应老乡的事，回施甸，种树。”话说完，他拎起那个用了多年的旧提包，车票早买好，直奔家乡。

其实在正式离岗前，他已悄悄跑过大亮山两次。那片海拔两千多米的山林，经过多年砍伐，连蒿草都长不高。牛羊嚼光了嫩芽，雨一下便成黄泥水。乡亲们摇头：“这地方，连野樱桃都活不成。”可杨善洲心里有数：没树，就没有水；没水，粮食就指望不上。他要用退休后全部时间，把山变绿。

3月1日，大亮山林场指挥部挂牌。杨善洲自任“不要薪水的指挥长”，带着十几个人上山。第一晚，大伙儿住在用树枝叶随手搭的窝棚里，夜里气温骤降，草席凝霜，有人冻得直哆嗦。他却打着手电筒挨个查看：“别感冒，再冷也得撑住。”工友调侃，“老书记，你咋比我们年轻人还拚？”他咧嘴笑，“种树急不得，身体垮了谁干活？”

育苗、整地、垒埂，一锄一锹都是力气活。没钱修路，他带头拉测量仪，自己放线。十四公里盘山道，几万人次的土石，全靠肩挑背扛，硬是把成本压到一万元左右。副省长黄炳生探访时心疼不已，批了新屋补贴。木料砖瓦运上山，杨善洲却把新屋让给年轻技术员，自己继续住油毡棚。他解释得简单：“我这把老骨头扛得住。”

造林同时，他惦着林场后路。1992年开始试种华山松、花椒、核桃，第二年见了效益，工人们工资有了着落。林场账面盈利，却没人见他多拿一分。“退休金够花，再贴补林场也行。”多少人听了这话，心里发酸。1996年物价上涨，场里硬给他每月加到一百块伙食补助，他仍把大半让厨房多买菜，剩下送给病号。

最难的是感情债。妻子张玉珍胆结石住院，正赶造林旺季，他仅在病房守了两晚就又上山。妻子不怨，只在信里写：“记得添件衣裳。”2009年，林场资产评估超过三亿元，他把经营权无偿交回国家。县里两次奖给他三十万，他分批捐了二十六万：十万给保山一中，六万修林场设施，剩下的买树苗。只给老伴留了四万，“买点药，别省。”

有人问他图什么。他当即回答：“活一天，栽一天树，山绿了，心里亮堂。”2010年10月杨善洲病逝，享年85岁。出殡那天，大亮山下挤满了闻讯而来的父老。人们抬着他曾住过的油毡床，摆上他的旧锄头、草帽，仿佛那位倔强的老人还要起身上山。

三十多年过去，大亮山绿树成海，从空中俯瞰，如翡翠覆嶂。春天雾起，松涛滚滚，山脚下的村庄再也不用为饮水发愁，“一人种三亩、三亩吃不饱”的年代已成过往。游人踏歌而来，孩子们在林荫下背诵课文。人们偶尔念叨起那位老书记，还是会学他当年对工友说的话：“种树要耐心，做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