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抽了一辈子旱烟,肺里头的痰咳不出来,一到冬天就闷得整宿睡不着。我陪他熬过几个冬夜,听他断断续续地讲些陈年旧事。可唯独这个故事,他只在那个腊月二十九的晚上讲过一遍,之后就再不肯开口了。
那年的雪下得邪乎,院子里积了半尺厚。爷爷把炉子捅得通红,铝皮烟囱烧得发白,可他还是觉得冷,把棉袄裹了又裹,凑到炉边才开口。
“八二年那场大水,你还记得不?”
我记得。那年我十二岁,县城发了洪水,学校停了半个月课。
“郑州那边比你这儿厉害多了,”爷爷把烟袋锅在炉沿上磕了磕,“黄河决了口子,几个村子眨眼就没了。水退下去以后,政府招人加固堤坝,来了一帮包工队,领头那个叫王自健。”
爷爷说,王自健那年四十出头,瘦高个儿,胳膊腿像麻秆一样细,可干起活来比谁都狠。他当过兵,在南方打过隧道,后来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哪里有活就往哪里跑。那年来到郑州,接的就是黄河堤坝的加固工程。
“那是个狠人,”爷爷眯起眼睛,“说话嗓门大,走路带风,见了谁也不怵。工地上百十号人,全听他一个人的。谁敢偷懒,他能骂得你三天抬不起头。”
包工队驻扎在离河堤二里地的一个废弃砖窑厂里,窑洞里铺上稻草就是床,几十号人挤在一块儿。王自健自己住最里头那间,门口搁张破桌子,算账、开会、吃饭都在这张桌上。
工程干了大半个月,顺顺当当。直到那天傍晚。
那天收工早,王自健带着几个工头去河边转悠,想看看白天的活干得怎么样。太阳刚落山,西边还烧着一片红,黄河水浑黄浑黄的,慢慢悠悠往东淌。
转过一道弯,几个人全站住了。
河堤上盘着一团白。
“一开始没人认出是啥,”爷爷说,“那么老大一团,白晃晃的,还当是谁扔的塑料布。走近了才看清——是条蛇。”
那蛇盘成一座小山,头枕在自个儿身子上,正对着太阳落山的方向。通体雪白,一片杂色都没有。太阳最后的余光打在上面,泛起一层银光,跟戏台上白娘娘穿的那身行头一模一样。
“有多粗?”王自健问。
几个人都不敢吭声。最后还是开挖掘机的老张说了句实话:“比我腰粗。可能……比两个我加一块儿还粗。”
王自健不说话了,盯着那蛇看了好一会儿。
这时候,身后传来一阵嘈杂声。附近的村民听说了,纷纷赶来看稀奇。人越聚越多,不知谁带头,哗啦啦跪下一片,对着那蛇磕起头来。
“河神显灵了!”
“求河神保佑!”
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颤颤巍巍跪在最前头,嘴里念叨着听不清的祷词。有个老太太从篮子里掏出两个窝头,恭恭敬敬摆在河堤上。
王自健看得直皱眉头,扭头就走。
“他当时没说啥,”爷爷说,“可脸色已经不对了。他最看不得这种事儿。”
那天晚上,村民们在河堤边守了一夜,烧纸、磕头,闹腾到后半夜才散。那白蛇一直盘在那儿,纹丝不动,就像一尊石雕。
第二天一早,王自健带着老张和另外两个亲信,开着挖掘机去了河堤。
“那几个村民还没走,”爷爷说,“见他们来者不善,跪下就求,说河神动不得,动了要遭报应。王自健理都不理,直接上了挖掘机。”
挖掘机的铁臂伸出去,铲斗对准了那条白蛇。
“那蛇这时候才动了,”爷爷的声音低下去,“它把头抬起来,转过来,看着那铁铲子。”
我问他,蛇的眼睛是什么样。爷爷沉默了好一会儿。
“就像……就像人。就像人看着你。”
挖掘机铲下去了。
铲斗锋利,一下就把蛇身斩成了两截。那蛇剧烈地扭动起来,尾巴扫得泥土飞溅。可王自健没停手,一铲一铲地斩下去,直到那蛇被剁成了七八段,再也扭不动了。
“老张后来跟人说,那蛇从头到尾没张开过嘴,没吐过信子,就那么看着他,”爷爷说,“眼睛一直睁着,一直看着。斩成几段了,那些段还在地上动,可每一段的眼睛,都还在看他。”
他们把碎尸堆成一堆,浇上柴油,点了火。
火烧起来的时候,那动静就大了。
不是噼里啪啦的燃烧声,而是——爷爷想了半天,找了个词——“像是有人在远处喊,又像是猫叫春,可仔细听,又不是。那声音一出来,在场几个人的腿都软了,老张当场就尿了裤子。”
火烧了很久。等灭了,只剩一堆黑灰。
王自健拿铁锹扒拉了两下,没什么特别的,扭头对那几个人说:“行了,回去干活。”
那几个跪着的村民,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当天晚上,王自健就出事儿了。
他睡到半夜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打摆子,被子裹了三层还喊冷。老张听见动静跑过来看,吓得够呛——王自健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眼珠子通红,嘴唇发白,可额头烫得吓人。
“送医院吧?”老张问。
王自健摇头:“睡一觉就好。”
可他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条蛇的眼睛。
到了后半夜,烧退了些,可人还是昏昏沉沉的。他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窑洞外头走,脚步声一下一下,很慢,很沉,不像人的脚步。他想爬起来看看,身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动不能动。
第二天一早,他挣扎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河堤。
烧蛇的地方,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
灰没了。灰烬没了。
连那堆柴油烧过的黑土都没了。地上干干净净,连一根草都没烧过。
王自健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接下来的日子,工地上的怪事儿一件接一件。
先是老张。他开挖掘机斩的蛇,头一刀就是他下的手。第三天早上起来,他媳妇发现他嘴歪眼斜,半边身子不能动,说话呜呜噜噜,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送医院说是中风,可他才三十二岁,血压正常,身体壮得像头牛。
然后是帮忙搬蛇尸的两个小工。一个浑身没力气,拿个馒头都哆嗦,走着走着路就腿一软跪在地上。另一个每天晚上做噩梦,梦见满屋子的蛇,小的大的,黑的白的,往他床上爬,往他被窝里钻。他吓得不敢睡,实在熬不住了眯一会儿,又梦见自己躺在一堆蛇里头。
工地上开始议论纷纷,说那是河神显灵,杀不得。
王自健听见了,骂了几句脏话,可他自己也越来越不对劲。
有人看见他一个人站在河堤上,对着空气说话。问他跟谁说,他愣了一下,摇摇头,说没事。
夜里头,窑洞里的工人经常被他吵醒。他一个人在屋里喊叫,喊着“别过来”“滚开”,有时候是哭,呜呜咽咽的,像一个小孩在哭。有人扒着窗户往里瞧,看见他缩在墙角,对着另一面墙说话。那墙上什么都没有。
“后来就没人敢挨着他住了,”爷爷说,“他那个屋,夜里头,有人经过的时候听见里头有说话声,可不止他一个人的声儿。”
我问爷爷,还有谁的声?
爷爷没答话,抽了口烟,接着说。
大概是出事儿后的第十来天,那天晚上下着雨,不大,淅淅沥沥的。几个工人睡不着,挤在一块儿打牌。打到后半夜,听见外头有动静。
是脚步声。
从窑洞口走过去,一步一步,很慢,很沉。踩在泥地里,噗嗤,噗嗤,一下一下的。
有人壮着胆子探头出去看,外头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可那脚步声还在响,噗嗤,噗嗤,往河堤的方向去了。
“谁这时候去河堤?”
几个人面面相觑。突然有人想起什么,往王自健那屋一看——门开着,人没了。
他们追出去,沿着河堤跑。雨越下越大,打在脸上生疼。跑出二里地,远远看见个人影站在堤坝最高处。
是王自健。
他直挺挺地立在那儿,面对着黄河,一动不动。雨浇在他身上,他也不躲,就那么站着。
有人想喊他,被旁边的人捂住了嘴。
因为那个人影旁边,还有另一个东西。
白色的。
比他高,比他大,直直地立在他旁边。
也是面对着黄河。
“你们看清楚没有?”我问爷爷。
爷爷摇头:“没人看清楚。天太黑,雨太大,隔得又远。只看见一团白,模模糊糊的。”
他们愣在那儿,谁也不敢动。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几秒钟,也可能是几分钟,那团白消失了。
王自健一头栽进了黄河里。
“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爷爷说,“那么高跳下去,应该‘嗵’的一声,可什么都没听见。他就不见了。”
打捞队捞了三天,从下游找到上游,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黄河水浑,打捞的人用竹竿往水里探,探了半天,除了淤泥就是烂树枝子。
王自健就这么没了。
那几个参与斩蛇的工人,后来也没落着好。老张瘫了半边身子,媳妇伺候了两年,最后还是没熬过去。他家那年冬天着了火,人没跑出来。另外两个小工,一个疯了,成天在街上乱跑,见人就喊“蛇来了”;另一个回了老家,听说没几年也得怪病死了。
好好的一个包工队,散了。
“那蛇呢?”我问爷爷,“那条白蛇,到底是什么?”
爷爷没直接回答。他把烟袋锅里的灰磕干净,又装上一锅新的,凑到炉子上点着,抽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
“那年冬天,就是这场雪之前,有人看见河堤上站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
“谁看见的?”
“你三叔。”
三叔那年去郑州办事,坐夜班车经过黄河大桥。他说桥下头河堤上,站着个女人,穿着一身白,面向着河,一动不动。车开得快,一晃就过去了。可他回头看,那女人还站在那儿,还是那个姿势,连头发丝都没动一下。
“这么冷的天,大半夜的,一个人在河堤上站着干什么?”
爷爷没答话,只是又往炉子边凑了凑。
窗外的雪还在下,扑簌扑簌地落在窗台上。炉火烧得通红,可我还是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那种冷。
好半天,爷爷又说了一句:
“你三叔回来说,那女人的衣裳,白得不像是布做的。”
我问他那像什么。
他摇头,说不知道。
后来我再问起这件事,爷爷就不肯讲了。问急了,他就说:“小孩家,打听这些干什么?”
可我偷偷问过三叔。三叔那年喝多了酒,跟我提过一嘴。他说他看见那女人的时候,车窗玻璃上结了厚厚一层霜,可就在他往外看的那一瞬间,那层霜化了个干干净净。
“就像有什么东西,隔着玻璃在看我。”
他停了一下,又说:
“那女人身上穿的白,不是布,一块一块的,是鳞。”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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