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从渔网到书卷：一个家庭的职业嬗变与社会变迁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记忆不是结束，而是重新连接。

今年是敲开历史学大门的第五个年头，每当我在思考历史学意义时，在“无意义”与“有用性”矛盾的徘徊下，我产生了“写点什么”的念头，或许文字是有生命力的。

历史是历史也是记忆。笔者希冀通过从祖辈到我三代人的演变来勾勒一部属于一个小家庭的历史，并尝试与历史事件发生互动，这种勾勒与尝试都基于相关的“回忆口述”或“史料描述”。作为一个历史学习者，我尝试将“真实性”置于首位，但由于史料与口述材料等的局限性以及本人史学功底的有限性，这与历史本身尚存距离，但这是我及家人“记忆”的历史，仍是历史的一个面向。

笔者阐述的时间跨度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即祖辈、父辈与我的成长史。其阐述的主要场域为湖南湘阴（洞庭湖区），这是三代人主要生产生活的场所。其阐述的主线为三代人的职业变化与成长史，亦是洞庭湖区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我可能从哪来

得益于《吕氏族谱》的出版与吕氏相关宗亲总会的努力，我得以在文献中找寻本家的可能性溯源。本家或为吕氏河东堂，乃明朝左右迁徙到江西宜春，再到萍乡、湖南境内。本家于洞庭湖区定居或来源已久，据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所编《洞庭湖历史变迁图》所示，大约秦时已由湘江冲积而形成，并作为湘江的主要航道，大约洪武年间已有地方建置。于祖辈开始，本家生活所在地为“吕家湾”，今已难以考证其名称设立来源，但与族谱相对照，大约洪武年间已有一支迁徙至洞庭湖区湘江沿岸，并逐渐定居成群，此或为本家氏族支脉。本村前支书与“建”、“胜”等字辈年长者特前往岳阳寻祖，从目前所见宗祠、族谱等资料显示，本支系为明洪武年间江西所迁，大部目前定居于岳阳市平江县安定吕氏宗祠附近。

洞庭湖区并不是传统的湖区，其实际上是一条“大河”。洞庭湖承接着来自湖南地区湘资沅澧四水及其支流的大部分水源，但洞庭湖本身亦会因季节而产生较大的潮起潮落，这使得洞庭湖区天然需要与水抗争、与水共生。由于河流的淤积属性，大量的泥沙淤积便形成了湖区的垸、围、洲、障等地理圈。我所生长的地方便是湘阴县城西垸，后改名为鹤龙湖镇（南洲村）。由于吕氏聚居于此，此地又被称为“吕家湾”，是湘江在湘阴境内的转弯处，实际上应是湘江冲积而形成的水上洲。洞庭湖近百年来发生剧烈萎缩，是泥沙淤积、灾害频发、围湖造地等多重因素的结果，造成堤垸密如蜂巢、湖洲淤积散落，这使洞庭湖在近130年来萎缩或近33%，现已割裂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与西洞庭湖等部分。

南洲原历史地域分布图

建设与“革命”：依水而居、靠天吃饭

吕家湾是个穷家湾，这是老一辈人对于家乡的描述。为什么穷？因为这里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距离城镇较远，经济结构单一。且由于本身是为防洪需要而建造的“围子”，由于大水频发，“倒围子”的事情经常发生，常常所有东西都被大水冲走。只能就山吃山，就水吃水，故临近湘江和洞庭湖的人们便多以“打渔”为业，爷爷便是妥妥的渔民，老爷爷（曾祖父）也是渔民。打渔是看季节的，产卵和育苗的时候都不能打渔，这既是为了来年的丰收，也是遵循自然规律的结果。这时候渔民会到远一点地方（大约洞庭湖临近湖北一带）去打鱼苗，然后打一个鸡蛋，用碗装好，卖给养鱼的人，这样鱼苗能活得久，会有专人来收。也有人会在湘江上送客，充当摆渡。据表姐回忆，她读书的时候经常坐船到长沙，时间特别久，要近一天才能到，而且摇摇晃晃，经常晕船。大约在我初中时，我过年走亲戚时还坐过这种摆渡，后来高速公路与铁路运输越来越发达，“摆渡人”也逐渐消失。因为穷，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单身，爷爷一共有三个兄弟，当时都是单身。奶奶是讨饭来到吕家湾的，讨到了我们家就嫁过来了。

奶奶曾经是“大家闺秀”。奶奶的祖上是某乡的小“地主”，大约有多少田地？据回忆，每年收谷的时候，三四亩地收一担子谷，奶奶家有二三十担子的谷。当时家里有很多长工和佃农、雇农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奶奶出生时，身边还有人照顾其衣食起居，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出闺门”。后来被认定为是地主了，土地全部分给了贫下中农，在这过程中老外公也去世了。老外婆就带着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四处讨饭，一个女儿也就是大姐已经嫁人，便回了夫家。到了长沙后，两个儿子已经奄奄一息，在河边挖水的时候被两个江西人带走了，后来便失去了联系，不过老外婆去世的时候都回来了，便留了个江西的地址给奶奶。后来奶奶讨饭到吕家湾就在这里嫁了人，老外婆的另一个女儿在隔壁村也嫁人了。

奶奶一路讨饭，“死”了很多回。我的印象里奶奶非常节省，“不要扔”“还能吃”“要精打细算”等话经常挂到奶奶嘴边，以前常常不理解，认为奶奶是老古董，天天省吃俭用也没看省出点什么来。后来才知道或许这省的不是钱，是念的“过去”、怕的“过去”。奶奶经常和我说起这段故事，讨饭的时候吃的最多是树皮，实在没东西吃了就撒一点点盐放在水里，也算是一个汤了，所谓“盐水开汤”。小时候，老外婆带姨奶奶他们去讨饭，奶奶当时生病发烧，就没带过去，后来回来的时候发现一动不动了，发烧得厉害，整个身体打颤，后来在附近弄了点米汤，灌着灌着就醒了。还有的时候走着走着饿晕了，倒在路边，后来晃着晃着又醒了。奶奶说她不怕死，只是还想看着我成家立业，或许当活着成为奢望时，对死亡就不再畏惧了。

“成分不好”是不能读书的。奶奶和她姐姐是站在教室外面听了两年课。老外婆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由于成分不好不能“讨老婆”，后来平反后年纪也大了，这辈子也没有娶媳妇。我对这位舅爷爷还有印象，他字写得很好看，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懂得很多。由于不能找工作，所以就成为了“卖唱人”，也就是谁家有喜丧事的时候就请他们去唱唱戏、说说书等，所以小时候记得家里有很多舅爷爷带过来的毛巾，这是当时办酒席常见的“礼品”。舅爷爷去世后，很少有人去过他的坟上，每年父亲会去坟前磕头扫墓，放挂鞭子（爆竹）。父亲说，幸好有块碑，不然有时候都找不到地方。父亲虽然并不是所有侄子中混得最好的，甚至可能是较差的，但也是为数不多年年去看看的。

家家要比赛，社社要竞争。1956年的时候，农村大兴合作化运动。据奶奶回忆，当时所有人都加入了公社，无论男女都到田里去种田或者去修大堤、修水渠。一般都是早出晚归，晚上回来的时候找记分员记工分，工分是领取粮食的依据。现在我们这的防洪大堤、灌溉水渠都是那时候靠人力修的，是一担担黄土垒上去的。当时的洲上有很多芦苇、野菜、木柴等，木柴、芦苇可以作为燃料使用，还可以增加土壤肥料，野菜又能当个菜。所以各个公社之间常常为了这些淤洲大打出手，以至于经常产生纠纷，县与县之间也是如此，湘阴就和沅江、益阳等经常“抢洲”“湖草”纠纷。当时河边两岸经常发生纠纷，也经常产生竞争。父亲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家门口挂红灯笼，哪边的灯笼长、哪边的灯笼高就说明哪边搞得好，所以大家都挂灯笼。

虽然成分不好，但都说老外婆是个老实人。“文革”开始后，掀起了对于地主等的大批斗。奶奶回忆，当时老外婆也被抓去批斗，戴上了高帽，挂上了牌子，老外婆当时很害怕被带去“游街”，怕被“整死”。但是没有人专门去斗她，也没有人专门去批她，没有受到肉体伤害。大家都说老外婆是个老实人，邻里乡亲的没什么好斗的。

南洲村历史图

改革与开放：离水上岸与由农及工

有一个老人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在经历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历史后，中国的历史按下了“改革”启动键，这股改革春风也在慢慢吹向洞庭湖。祖辈一直十分重视对于父亲的教育，据祖母回忆，父亲小时数学尚好，虽顽皮却依旧能应付考试，一度认为是读书的“好苗子”，父亲也尚求进取，曾多次考过蝉联第一。祖父虽以打渔为生，但湖区渔价低廉，仅能温饱，即使如此，祖父依旧未曾让父亲体验过“渔民生活”，多以“读书”敲打。姑姑们也很聪慧，据大姑回忆，当时她读书也展现了些许天赋，诗词甚至过目难忘，但姑姑们并没有获得这样的“读书”待遇，大多在初中便“辍学”务农。姑姑们很早便承担起了“姐姐”的责任，忙时务农，闲时主管父亲的教育。

或许是命运使然，在1992年考取高中时，由于一些原因，学校出现了停学，父亲便出去打工了，后祖父拼凑几乎所有积蓄后让父亲得以在本地一所高中就读，但即将高考的父亲却“逃”了出来。父亲回忆此事，多沉默不语，后表示“像皮球泄了气一般”，后来父亲便又随着同乡外出务工。站在历史的今天，或许会疑惑父亲当年放弃学业的举动，这也使得他逐渐偏离了求学的道路。父亲虽有后悔，但多以“命运”二字做个了结。时代的回转便是我高考时也“泄气”了一般。

祖父做事十分要强，事事都要“争一下”。祖父在我们大队很早就修了“瓦砖房”，那时村里基本都还是土房，村里后来新修房子基本上也是按照我们家的规制进行“模仿设计”，那时为了争得这修房先机，甚至还借了很多钱。据表哥回忆，祖父当时打渔是村里的好手，能养活家里的一大家子。有时候运气不好，没有打到什么鱼，祖父甚至会彻夜不归，等待晚上的捕鱼时机，就是在这样的夜以继日的捕鱼生活下，祖父养大了三个子女。有时候父亲在外面没有赚到多少钱，祖父甚至会急得动手。

那是一个“猪在风口都能飞”的时代。父亲跟随乡亲们去了很多地方，辗转于长沙、南京、上海、海口、三亚等地，尝试过很多职业，和师傅们学过木工手艺、摆过水果摊、开过商店等等，不过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没有掀起浪花，也没有取得所谓世俗的成就，最后回了长沙，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带着他的木工手艺讨口饭吃。

村里大部分人都出去了，也有留在家里的。印象很深的是，很小的时候村里有个“哑巴”，现在大部分人会给予“守村人”的称呼，小时候还很害怕他，但是奶奶说过这是我们村的，不会说话，但人很好。每次放学的路上，他总会在大堤上抽烟，每次他都会看着我们回家，事实上真的成为了我们的“守护者”。他是大队书记家的儿子，至今没有结婚，每年过年都会去他家坐一会，我年长后还会给我递烟，他好像没有变老，还是以前那样。在我的印象里，除了他之外，年轻男性基本上都出去务工了，年长一些的爷爷辈还会在江中打渔。女性一般以家务为主，农活时也会参与其中。

爷爷在我小时就去世了，但每年过年谈论的话题依旧少不了爷爷。我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便是：“你还记得你嗲嗲吗”？算起来的话，去世那年我还只有三岁。大家总会说三岁前的小孩是没有记忆的，但是我却并不如此。我至今仍然记得爷爷骑着三八大杠带我去南阳渡的样子，也记得早晨雾蒙蒙时爷爷带我做操的样子。当然，还有爷爷倒下的时候，我在大堤上奔跑着喊奶奶的样子。我后来多次听到邻居回忆，那天爷爷在他们家倒下了，爷爷是有心脏病的又爱喝酒，所有人都慌忙起来，只有我跑了出去，去喊奶奶。我清楚地记得奶奶起初并不在意，直到来了电话说倒了，赶忙带着我又赶回邻居家。后来的事我便没了记忆，听奶奶口述说，爷爷生前嘱咐姑妈要管好父亲，嘱咐父亲要把我带到城市里去。姑妈回忆说，病危那天，我一直跪在爷爷病床前，无论怎么拉扯，依旧是跪着，后来爷爷说要回家，不久就去世了。每每谈起爷爷去世时的“我”，家人们总会冠以“奇怪”来表达，于我而言，我并不知道那时的行为为何如此，或许这是血缘使然。我和爷爷认识虽只有三年，但爷爷似乎总是影响着我，母亲曾多次说我性格十分像爷爷。只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死亡，死亡便悄然而至。

奶奶总说，父亲的“不成器”是由于自己娇生惯养。爷爷去世后，父亲去了海南并且开始有了起色，按照母亲回忆，当时奶奶让父亲回湖南，不要离家那么远。据奶奶回忆，主要是想让父亲去岳阳找姑妈，当时姑妈正在岳阳盖房子，需要帮忙。我采访了母亲很多次，母亲说父亲曾经有过很多次机会，但是都没有抓住，这或许是第一次。父亲后来去了岳阳，帮助姑妈盖房子，后来便去了长沙。按照表哥回忆，爷爷在世时，父亲充满了干劲，爷爷去世后，父亲懒惰了很多。干得最多的事大概是看报。“父与子”总是会有一种奇怪的“赛跑”与“比较”，不知是人文特点还是环境使然，爷爷最希望父亲成材，父亲也知道这点，爷爷去世后，或许父亲也一段时间没了方向。当然，父亲也有过很多其它机会。比如房地产的腾飞，当时家里人也有买到便宜地皮的机会，但是由于当时实在筹措不力，最终没有赶上，那块地皮后来还赶上了拆迁。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看报。父亲最喜欢看的是《参考消息》和本土《潇湘晨报》，父亲对于政治、经济总能说得头头是道。记得小时候小区还有个报刊亭，每天我都会去给父亲买报纸。父亲看报时是不能被打扰的，这使得我从小就更喜欢和母亲待在一起。现在想来，看报或许是父亲读过书的证明，也影响了我对于读书的执拗。

父亲以木工为业，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学门手艺”是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规律，学门手艺也不为别的，就为口饭吃。父亲精于木工，家里很多凳子、椅子都是父亲亲手做的，记得小时候很少有玩具，但是有很多工具，印象比较深的是锯子、刨子、锤子、钳子、墨斗等。父亲的手艺是和老一辈学的，手艺还算精湛，但并不太符合市场。这是改革开放的浪潮，也是基建行业、房地产行业飞起的时代。父亲背着一堆工具讨饭吃，但常常是黯然回家，印象比较深的是小时候总喜欢在小区里玩，有一次在篮球场附近发现了躺在椅子上的父亲，几经确认后才发现确实是父亲。我并未上前打招呼，这成为了一种默契。

市场上最需要的是泥工、电工、油漆工等工种。泥工是比较辛苦的一类，既要能稳准狠贴瓷砖、抹灰等，又要能吃苦的和水泥、砌墙等。电工等是比较专门的一类，电工需要一定的电力知识，并且能够对于火线、零线、地线等有基本的判断力，毕竟电是有生命危险的。油漆工自然就不用说，这一工种会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伤害。父亲早期只会木工，但是木工在家庭装修中能承担的部分属实有限，父亲的工具也从简单的工具包演化成了气泵、切割机等“重武器”，逐渐也开始从事电工、泥工等工种，父亲逐渐掌握了几乎所有工种。

家庭装修分为包工和点工两种形态。包工就是一人承包，另请两三人或个人做事，工资为总款，由包工头发放。点工是雇主分别聘请各工种，工资一般为固定工资，按天数计算。父亲曾多次受到建筑公司邀请，但父亲并没有加入任何一家公司。父亲说到，建筑公司的好处是工资固定并且会有相应保障，但是剥削较为严重，公司要克扣很多。“单打独斗”的好处是灵活自由，但工资不固定。运气好时工资会比一般公司建筑工人高很多，否则会陷入长期的“失业”。父亲从小不喜欢被管理，曾经也加入过广东一家建筑公司，并且长期辗转广州、长沙两地，由于身体很难吃消，便又进行单打独斗。这是父亲又一次机会，这家公司后来上市了，父亲如果当时选择加入，基本算是这家公司的“元老”，能够吃到这家公司颇大的红利。一般家庭装修在选择时也是有考虑的。选择公司装修的人一般会认为公司有相关服务保障，装修过程中出现问题能够进行申诉，且不太相信“乡下人”的做事。选择“单打独斗”的人一般认为乡下人老实，做事不像公司那般随便且价格较公司偏低。为何价格会偏低，主要原因是因为雇主与雇员之间少了一层中间商，价格自然偏低，主要体现在材料购买、人员选择上。公司装修一般不允许雇主自购材料，据父亲口述，这中间水分很大。

单打独斗也有圈子。单打独斗的人多了，也就成了圈子。这个圈子的重要性主要是人脉，父亲没有公司，业务怎么来就很重要。这是公司最大的优势，即公司本身就是品牌，一般不缺业务。单打独斗者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朋友介绍，这也是主要方式。一种是自己找业务。朋友之间相互介绍是这个行业的特点，早期父亲刚来长沙的时候大部分业务都由同乡或亲戚之间相互介绍，大部分是搭伙一起干。这样的相互介绍当然不是如描述一般简单，父亲说，首先你的手艺需要得到认可，其次一定数额的“信息费”也是必要的。如果长期没有业务的话，父亲也会去自己找，主要就是去各个建材市场。来建材市场的人一般是有装修意愿的人，所以在长沙的各个建材市场周围会有许多像父亲一样的人。

父亲是个老实人。大家都说父亲老实，父亲不爱说话，总是看报。父亲也不爱出去社交，甚至过年村里人喊去聚会也常常不去，更多的是在家里帮着奶奶做点农活。我出生后，父亲比以前更加卖力，姑姑说，人变得勤快了。父亲也没有什么坏习惯，平时也就喝点小酒，但是并不贪杯。我总是和父亲说“老实被人欺”，事实好像也是这样，父亲做生意会经常被人骗，后来搞装修又经常被“拖欠工资”，基本上后来都没有要来过，甚至父亲会说，万一别人是真困难呢。我总是在想，或许我没有赶上一个“好父亲”，无法给我带来好的未来，但是我或许已经拥有了一个“好父亲”，至少我还能创造我的未来。

南洲村界碑

由工向学：不确定地被推着前进

大致七岁那年，我因为“蛔虫病”而来到长沙。当时在湘阴没有什么医疗手段，出现肚子痛、发烧等，就以“感冒”来治疗，后情况愈下，奶奶遂“迷信”起来，后来母亲得知事情之后连夜送到长沙治疗，医生说如果不是及时，倘若“蛔虫触胆”情况就会十分严重，母亲和外公现在总是和我提起这件事情，说那时候的我简直“没有人样”，母亲不知流下了多少泪水，再也不愿将我放在老家，执意带我“出家乡”。

出家乡意味着我将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当我还没来得及与过去告别的时候，不尽人意的成绩、蹩脚的语言、老师的“责备”、教室的最后一排便接踵而至。母亲辞掉工作，这无疑是一个冒险的决定，父亲工作上的失意，母亲执意辞职，我的学习上的失利，三口之家好像因为我而不断被打断，再打破，虽然父亲多次想要送我回去，但是母亲一再拒绝，在辞掉工作的半年里，我的学习成绩也开始名列前茅，用母亲的话来说，我给她争了一口气。

农民工子女求学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受到重视。父辈们从乡村走到城市，相应的许多家庭会选择把子女带上，这就会产生务工人员子女求学的问题。当时长沙的制度比较公平，只需要在长沙有一段时间的租房和长沙市内幼儿园的就读证明即可。当时还是找人办了一张幼儿园证明才得以入学，目前相关制度更加完善。由于家庭环境和教育理念的落后，我的学习并没有得到系统化的培养，更多是采取一种“放养”的态度，这也是大部分务工子女的现状，大多务工人员在子女求学这问题上都会有一种观点：能读就读，读不了就打工。

如何处理与城市家庭子女差距问题是我需要解决的。依稀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差距，大约在初中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这种差距是很难以个人弥补的。记得小学的时候同住在小区里的同班同学大约有七八个人，那时也是这一批人一起玩耍。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差别。首先是教育培养上，我基本上只停留于完成作业。他们会参与各种课外补习或兴趣培养，这导致我假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小区里游走或与母亲一同上班。其次是言语交流上。我的个人成绩在这一批人中当时便属于靠后，在交流上会自动落入自卑之中，在见识面上远不如其他人。我印象较深的是“蓝牙”的使用，我们家庭情况一般，小学期间我并没有手机，自然也不了解蓝牙之类的东西。基本的娱乐主要是自己在小区里瞎逛，没有所谓听歌等，当时同学给我展示“蓝牙”链接音乐时，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科技对于认知的改变。最后是在思维上，城市的这群同学给我一种他们“很聪明”的感觉，换句话说是“脑子转得很快”。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农村务工人员的表达失语。我后来发现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农村学生大多表现的沉默，而城市学生大多表现的活泼，这应该是和长期的表达习惯有关，这一点其实在农村家庭中是很难被注意到的，大部分是将关注点聚焦在学习成绩而非人的培养。

我小升初是最后几年可以跨区域就学，后来基本都实行就近入学。我很清晰地记得，就近入学（微机派位）虽然在名义上是随机派发，但由于资源聚集，其实好小学上好初中的概率是大很多的，当时我的选择是很局限的，能够分配到的初中教育资源并不拔尖，所以当时我去了几所允许跨区的学校参加相关入学考试，当时个人能力有限，但最终还是考上了一所省重点中学，虽然离家较远但好在能有稍微好点的教育资源。回顾初中的生活，简单、无虑。我印象较深的是初一下学期一次期中考试，这是作为一个农村小孩第一次接触到“分数排名”。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小学也只是学生手册上的“综合素质评价”，我依稀记得是38名，全班50名左右学生。第一次受到“优绩主义”的冲击，我只能感受到一股“不适感”，同学之间多了一重关系，依照成绩划分。大部分走出农村的农村孩子都有一种感觉，需要努力读书，我也深受此影响，改变这个排名成为了我的一个“阶段课题”。初中三年虽然跌跌撞撞也好在继续留在了本校攻读高中。

长沙地区的普职分流是十分残酷的。早在我那时长沙地区就严格实行对半分的方法，即百分之五十初中生就读普通高中教育，另外一半就读职业教育。据我个人观察，农村学生会有很大一部分就读职业教育，后来我从事教育相关实习就发现这一点，学生能不能读高中与心智是否成熟有很大关系，和所谓的聪明、天赋等关系不大，我也发现教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育人远大于教书，教书更多的依赖于学生的自悟，所谓“师傅领进门、造化看个人”。

如果说“适应”是初中的特点，“紧张”便成为了高中的突出表现。记得高一分班的时候，也就是入学之初便油然升起一种紧张感。初中也有分班，但是主要是利用假期在各班选拔学生进行“培优”，当时我也在里面，所以感觉不是特别明显。但高中不同，高中入学便有差距，不同班型意味着同学、老师都会有所差距，这也是家长、老师不断强调的。后来在自己的选择下择定了文科，也就走向了学历史的道路。

高考是晴天霹雳，如父亲一样，也斩断了“梦”。高中的时候有三种班型，分为实验班、重点班、平行班。我当时是重点班的“最后一个班级”，当时还有几个初中同学都分到了实验班，心里也是铆足了一股劲。经过一年后，在高二的时候最终考进了“实验班”，清晰记得当时的排名在实验班都是前十五名。实验班的竞争更加激烈也更加残酷，大家都在“埋头苦干”，而我也只是“吊着一口气”，这口气不是什么力气，而是运气。为什么说是运气，因为当时的成绩浮动十分明显，有时候在前十名，有时候是二三十名，后来想想，这之间的差距可能就在于运气。

高考，一直被赋予特定的价值，甚至成为“神话”记忆。永远不会忘记高考的那几天，晚上睡不着，早上不想吃饭。这一口气并没有撑到高考结束，而是在考英语的时候就败下阵来。那个下午，我的手像软了一般停了下来，我耳旁只有空调外机轰隆隆地作响，英语听力成了背景音，本来想再最后尝试一下，但就连最擅长的阅读也只能看见一堆英文字母如虫子一般到处乱爬。出考场的时候我便和母亲说，要去复读。总结起来，高考的“失利”不应仅仅归结于心理承受能力，这顶多是一个诱因，其实后来回顾起自己的学习经历，总处于一种“朦胧的”感觉，是一种“为了读书而读书”的状态。怎么去描述这种状态，可能称之为“假努力”？也可能是一种能力的缺失。当时的学习处于一种“大家都在学”的状态，在如排名等因素的驱动下，不断地被“推着走”，呈现出一种“焦虑-紧绷-再焦虑”的逻辑闭环。不过，高考我一直认为是一个较为公平的考试，它不仅仅在筛选成绩，也是在筛选能力。

成绩出来后，又陷入了选择。当时是下定决心要去复读，毕竟想着英语考试都没怎么考，但是后来成绩出来还能上个本科，又因为自己抗压能力本就极差，想着“读就读吧”。有时候想起来那个暑假总觉得没有力气，可能是因为那两个月确实没有怎么吃饭。后来想来，高考失利一半因为运气，一半因为自己不会读书。如果按照高中那种“被推着”读书的状态正常发挥，可能也并不会优秀多少。后来到了大学考英语的时候，在播放听力的时候，自己也缓了好一阵才放松下来，不知道要如何去释怀，时间可能是方式。也难说去释怀，好在它成为了过去。

大学四年是较为充实的四年。说起选择历史学，并没有什么专业指导，当时家里有钱的同学都会花钱请人指导，而我当时只是依照自己高考成绩的顺序填了一番，可以说是阴差阳错下选择了历史。大学给我的影响很大，可以说直到大学我才开始了“读书”，这些书不是带有所谓转化为成绩为标准的，如果说非要有目的的话，那就是学知识吧。我在大学期间一个月至少都能读一本书，有时候一周便读一本，这种“读”是有记忆的，有联想的。我涉猎了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许多书籍，虽然并没有什么心得，但是总感觉越读越满足。另一方面，大学好像真的成为了集体的一分子。在大学里参加各种活动，甚至负责一些学生事务，这些东西初次接触的时候觉得十分新颖，虽然也会经历很多困难，但是又能学到一些新的经验。因为这两方面，总感觉大学很充实，想着很久以后应该也会很怀念这一段时光。

大学同样伴随的就是迷茫，而且是不确定的迷茫。大学是进入社会的最后一个场域，当学生真的要走向社会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很多难以转换的时刻。基本上在大三的时候，大家就会产生关于“面对未来”的直接焦虑。有些人会选择直接参加工作，有些人会选择通过升学的方式。选择往往是因人而异，自然结果也是因人而异的。于我个人而言，研究生更像是一张“遮羞布”，遮住本科的“羞”，也遮住未来的“羞”。比较幸运的是，最终确实也考取了研究生，不过这并没有解决我的“迷茫”，可能也要“被推着”走出迷茫。

研究生入学前，一场意外打乱我的生活节奏，也促使我想写点什么留给自己。这是我人生中有记忆以来第一场较为严重的事故，与之相伴随的可能是一辈子的害怕。我深深地陷入在这场意外的“余波”当中，一方面是其造成的“实质伤害”清晰可见，另一方面是其带来的“心理隐患”挥之不去。坦白说，现在的我并不知道这场“意外”在我求学史或个人史中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也不知道该赋予其何种定位，或许对于任何历史事件的判断或下定义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它告诉我，意外会随时发生。

家藏部分史料

环境变迁与社会流动：家庭与职业变动

与此同时，洞庭湖的环境变迁极为明显，在采访过程中依据各个受访者的回忆，洞庭湖几大明显的变化为湖泊面积变小、渔业资源变少、湖区人口变多等。新中国成立之前，洞庭湖湘阴一带渔民并不多且多为传统捕捞，如我祖父一样，依靠木船撒网的方式开展捕捞，且有明显的季节性捕捞，大多“就水吃水”，并没有对洞庭湖的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迁移逐渐明显化，湖区涌入了大量的人口，且在较大范围开展“围湖造田”活动，许多湖泊面积成为了人工用地，但人口与土地之间并不和谐的关系依旧造成了突出的“人地矛盾”，便带来了较为明显的渔业资源的迅速减少和湖泊面积的显著减少。由于湖泊的不断被破坏，致使湖泊承载力下降，相应的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便十分显著，往往一场大水经过，甚至会冲毁家园。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开展的“长江禁渔”“退耕还湖”虽改变了“渔民”的生存空间和职业选择，但是在恢复生态环境方面还是能看出成效。此外，三峡等工程的竣工对洞庭湖区的自然灾害带来了积极影响，以我的视角出发，湖区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范围的洪水和受灾，即使出现较为恶劣的气象灾害，所造成的影响也仍在可控范围内。

一个个人组成一个个家，一个个家组成一个个村，最后成为了国家。我们村原来为南阳村后来实行建制合并后改为南阳渡社区。我们家所在的为第八大队（亦称为第八组），经过我粗略的统计，本组大约可供调查的户数为16户，其祖辈皆为渔民，父辈从事装修职业的有10户，经商的有4户，当兵的有2户，经商的4户中有部分曾经也是从事装修行业。目前而言，与我同辈的从事行业便更加广泛，主要有装修、个体经营、教师、汽修等。这样职业的演变大体上与我家类似，其实也是时代带来的结果。从学历来说，父辈学历大多为初中或高中，小部分为小学学历。我这一辈则大部分为本科学历，部分为研究生（包含博士）学历，少部分为专科学历。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就业方向则更加多元化，基本上都在长沙、广州、深圳等城市从事各种职业，主要与自己大学所学专业有关。可见，在我们村的发展过程中大致也遵循我家的路径，祖辈从渔、父辈从工、晚辈从学，后来过年走亲访友期间也常去县里其他村走走，发现大致也是此路径。

南阳村湖洲

三代人的职业变动史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史。祖辈们生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大多都以农林牧副渔为业，遵循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路径，父辈们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成为了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开始涌入城市中，以“手艺”、“技术”为业，其中个别“勇立潮头”者通过经商的方式“发家致富”，亦有“知识改变命运者”的佳话经常流传于村里村外。随着经济发展与义务教育的普及等因素的影响，我这一辈基本皆接受了普通高中教育，相当部分进入了大学。时代发展之下，代际传承之间，村庄与人都在发生变化，不只是职业，也存在于心态、环境等诸多方面。

以上为简要的家庭小史记述，谨以此小文献给南阳村及那边的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