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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伊朗的导弹袭击导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多名高级官员身亡的消息震惊全球。知名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大V“多伦多方脸”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哈梅内伊之死虽大快人心,但并未带来伊朗政局的根本转变,反而凸显了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这一利益集团的顽固控制力。在推翻专制政权的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角色至关重要。
哈梅内伊作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长达数十年统治下,其极端政策和对异议者的镇压令无数人痛恨。多伦多方脸在节目中直言:“哈梅内伊一生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一发导弹送他上天,都算是便宜他了。”美国导弹袭击不仅击毙了哈梅内伊,还一并清除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等多名强硬派高官。这被视为对伊朗极端势力的“大清洗”。
然而,伊朗迅速填补权力真空,新上台的领导人同样极端。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一职,其背景令人担忧。穆杰塔巴年轻时师从极端主义者麦斯巴赫・亚兹迪,后加入伊斯兰革命卫队中最极端的分支——穆罕默德・拉苏鲁拉什师团,该师团负责多次镇压异议人士,包括2009年、2019年、2022年和2026年的大规模行动。多伦多方脸指出,穆杰塔巴的履历“除了镇压就没有别的功劳”,其极端程度甚至超过父亲。
此外,临时三人领导小组中负责宗教事务的阿拉菲也是强硬保守派,曾在2021年伊朗“头巾革命”中宣称女性不戴头巾即失贞洁,并长期担任穆斯塔法国际大学院长,该校被指为输出极端伊斯兰思想的基地,甚至涉入1994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恐怖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新总司令艾哈麦德・瓦西迪同样是极端分子,曾领导“圣城旅”并参与恐怖活动。
多伦多强调,这一轮“清洗”后,伊朗非但未“变天”,反而爆发了对周边国家的疯狂反击,包括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的无差别袭击。这表明,军事行动并未触及伊朗政局的核心问题。伊朗的高层更迭不过是极端派之间的轮换,根源在于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伊斯兰革命卫队。
他指出,成立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最初是霍梅尼的私军,用于巩固统治和伊拉克战争。但在哈梅内伊时代,它演变为一个军工复合体,掌控伊朗经济命脉。多伦多方脸详述了其演变过程: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推行国有化运动,银行、汽车、矿业等大型企业被收归国有,导致经济衰退。2005年,哈梅内伊启动私有化改革,但这成为革命卫队瓜分国家资产的盛宴。
例如,伊朗最大造船公司萨德拉在改革中被政府故意削减订单,导致股价暴跌,最终以低价落入革命卫队囊中。私有化实质上成了“革命卫队化”,从电信到石油,众多行业被其垄断。革命卫队从纯军事力量转变为武装企业,占据伊朗经济总量40%至60%。
更巧妙的是,革命卫队利用国际制裁获利。方脸指出,制裁本意是惩罚独裁者,但反成其致富工具。以南帕尔斯天然气田为例,欧盟2012年制裁后,法国道达尔和荷兰壳牌退出,股份落入革命卫队。石油禁运迫使伊朗依赖革命卫队走私船队,每桶石油收取20%“过路费”。同时,革命卫队垄断进口渠道,将iPhone等必需品以高价售卖,一年创收约800亿美元。
革命卫队总人数约20万(现役12.5万加后勤),仅占伊朗人口的0.2%,却享超公民待遇:基层士兵收入是普通人的10倍,中层享专属教育医疗,高层过奢华生活。这形成了一个“千分之二人口镇压剩余人口”的契约:统治者助其攫利,革命卫队保卫政权。方脸比喻:“革命卫队因反美而生,因反人类而活。只有制裁,他们才能垄断经济。”
这一利益集团解释了为何伊朗高层频遭暗杀(如2020年苏莱曼尼、2025年萨拉米和巴盖里)却仍“头铁”反美:上台者必须维护集团利益,否则无法生存。穆杰塔巴上台即是革命卫队裹挟专家议会的结果,后者本欲选温和派,但被枪口逼迫。
多伦多方脸认为,美国导弹袭击虽未立即瓦解政权,但隐藏改变潜力。过去三种改变伊朗方式均失效:制裁反助革命卫队致富(如鲁哈尼亲西方派遭报复);民众抗议(如今年3万死者)被铁血镇压,因革命卫队忠诚;地面入侵(如伊拉克)损失太大。
第四种路径——精准斩首——或成解药。通过反复击杀高层(如再炸穆杰塔巴),逼革命卫队高层恐惧,瓦解集团。方脸说:“利益再大,能有命大?命没了,一切没了。”这对西方低风险、无道德压力,还可制造混乱,助民众武装反抗。
特朗普的思路清晰:炸出亲西方接班人。虽非一步民主化,但瓦解革命卫队是前提。只有集团倒台,伊朗人才有望“过上好日子”。“哈梅内伊不死,伊朗无希望;革命卫队不灭,伊朗永无希望。”
多伦多方脸通过对比伊朗与委内瑞拉,揭示专制政权转型的非线性与复杂性。2026年美国捕获马杜罗后,其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接掌临时权力,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仍处边缘,政权核心结构未崩解。这看似失望,却反映转型的真实逻辑:斩首虽移除最高领袖,但未能摧毁支撑专制的深层利益集团——委内瑞拉的“太阳贩毒集团”类似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嵌入军队与地下经济,维持忠诚。
方脸强调不应操之过急。委内瑞拉已出现态度转向:临时政府释放政治犯、批准大赦、恢复与美国外交联系,并探讨开放石油部门。这些变化虽远未民主化,却显著降低未来镇压民众的烈度与可能性。亲美姿态为后续变革创造结构性空间,削弱旧势力极端镇压的底气,迫使精英寻求妥协。
借鉴东欧经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倒台后,许多前体制高官在新环境下转变角色,从维护旧秩序转为推动改革。体制决定行为:一旦外部压力与内部抗议打破原有契约,昔日强硬派也可能“变脸”。委内瑞拉的缓慢推进并非失败,而是斩首后的“第二阶段”——需民众持续动员与国际监督补充。
多伦多方脸指出,斩首、全民抗议、高层政变并非孤立路径,而是互补机制:外部精准打击制造权力真空,内部抗议放大压力,亲西方或温和派上台后开启实质协商。民主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多轮博弈的结果。只有当斩首削弱利益集团凝聚力,全民反抗才能从边缘走向中心,实现不可逆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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