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缅怀高铭暄先生系列文章｜陈兴良：在高铭暄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高铭暄教授家属、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参加追思会的各位来宾：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深切缅怀人民教育家高铭暄教授，高铭暄教授的去世是我国教育界和法学界的重大损失。高铭暄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刑法学家，长期参加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为我国法治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高铭暄教授的贡献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对法治建设的贡献。第二是对刑法学科的贡献。第三是对人才培养的贡献。第四是对国际交流的贡献。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高铭暄教授教书育人的感人事迹。

关于教书。高铭暄教授是一名学者，但本职是教师，因而高铭暄教授长期坚守教学岗位，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事业培育了大量法律人才。高铭暄教授的教学生涯可以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前。这个时期由于受到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我国法学教育处于低潮。高铭暄教授在参与立法活动的同时，仍然承担着授课活动。这个时期的学生虽然在特殊年代历经坎坷，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回归高等院校从事法学教育工作，是我国法学教育的火种，成为各个政法院校刑法教学的中坚力量。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此时高铭暄教授已经年过半百，在人大法律系恢复以后，高铭暄教授回到了他所熟悉和热爱的法学课堂，一届又一届地为学生讲课，对学生进行刑法的启蒙，这些学生此后都成为各个法律行业的翘楚。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刑法实施，司法实务中对刑法知识的需求极为旺盛。在这种情况下，高铭暄教授承担起为社会培养刑法人才的使命。高铭暄教授先后应邀在中央政法管理学院，以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等单位，多次系统讲授刑法总则课程。这些为司法实务部门和社会办学单位的授课内容要言不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此，高铭暄教授的授课对象，不仅包括在校学生，而且还包括社会上数以十万计的司法实务人员。这种把课堂开到社会，学生遍及各地的刑法教学盛况，只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能见到。这是一个历史契机，也只有高铭暄教授恰逢其时。

关于育人。高铭暄教授不仅仅是传授刑法知识，而且将培育人才放在第一位。作为高铭暄教授的弟子，我个人拜师求学的亲身经历感受到高铭暄教授的伟大情操。我是1982年春季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以后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刑法专业硕士学位。硕士毕业之际恰逢高铭暄教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我国首位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因而通过考试荣幸地成为高铭暄教授的首届博士生，追随高铭暄教授学习和研究刑法。在硕士生入学之初，我对刑法并未真正的热爱。入学以后听了高铭暄和王作富教授的刑法总则和分则的课程以后，才真正培养起我对刑法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高铭暄教授采用了综述的学习方法。在进行综述的时候，对现有资料的占有和对争议问题的梳理，训练了我们的论文写作基本功。我在综述过程中累积资料，发现论文选题，因而很快进入科研状态，并有论文发表。正是在高铭暄教授的指引下，我进入刑法的学术殿堂，开启了以刑法为志业的长达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在完成学业以后，我也成为一名教师。高铭暄教授的师风师德使我受益终身，真正懂得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我所感受到的高铭暄教授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具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对学生的鼓励。高铭暄教授对学生以鼓励为主，从来不随意批评和指责，尊重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例如高铭暄教授在阅读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发现我所引用的苏联刑法学家特拉伊宁关于共犯的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高铭暄教授马上指出我引用不全。我回去查找特拉伊宁的原著，发现确实没有引全。高铭暄教授并没有简单地批评我，而是委婉地指出我在论文写作中存在的粗心大意缺点，此后力求改正。

第二是对学生的提携。高铭暄教授并不是将教育看作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把学生的学术成长放在第一位，扶持学生，甘为人梯。例如我的硕士论文《论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答辩通过以后，在高铭暄教授的推荐下增补成书，于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个人专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作为一名在校学生，能够出版个人专著，这是十分不易的。今天我能够在刑法研究上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首先得力于高铭暄教授的大力提携。

第三是对学生的宽容。高铭暄教授虽然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对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并不横加干涉，而是鼓励学生在学术观点上大胆创新。即使存在不同的观点，也可以自由地开展讨论，乃至于争论。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来自于高铭暄教授的宽阔胸怀，在高铭暄教授这种宽厚之心的感召下，使得学生能够在学术上自由发展。

高铭暄教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宝贵精神财富使我们永生难忘。高铭暄教授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