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休养生息二十年，既是盛世也是宦官专权的萌芽期

明朝的第四个皇帝仁宗朱高炽和第五个皇帝宣宗朱瞻基两个皇帝统治的时期被并称为仁宣之治，仁宣之治被后人认为是明朝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同时也是明朝文官政治形成的时期，宦官专政的萌芽期。

这个时期形成的政治风气给大明朝两百多年的政治奠定了基础，所以仁宣时期的政治和政策很值得我们说一说。

休养生息

仁宗和宣宗统治的时期会被认为是明朝政治最清明的时期，是因为总体上来说，他们实施的政策是让国家休养生息。

在朱棣统治的永乐时代，在明朝的北方五征漠北，在南方出征安南，还有郑和下西洋、迁都北京，这都是耗费巨大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工程。

所以在朱棣去世的时候，明朝国库基本上已经空了，百姓的负担也非常沉重。

朱高炽登基之后，立刻改变了朱棣的扩张政策，他开始收缩军事行动，停止那些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

在军事方面，朱高炽首先从安南撤兵，放弃对安南的占领。

在朱棣统治期间，明朝强行占领安南，引起安南人的强烈反抗，朱棣派兵镇压安南的反抗，双方反反复复打了二十多年时间，明朝的人力财力都消耗无数，始终也没能终结安南的战乱。

朱高炽一上台，立刻就从安南撤兵，放弃了这个沉重的包袱。

对于蒙古方面，仁宣时期选择的策略是怀柔政策，这和永乐时期也完全不同。

永乐时期的政策是皇帝御驾亲征，想要彻底去消灭蒙古的势力，但是效果并不好，蒙古没被消灭不说，朱棣每次御驾亲征耗费都是巨大的。

仁宣时期，朝廷认为蒙古人南下抢掠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粮食，他们就放宽了对蒙古部落的朝贡政策。

蒙古的各个部落只要首领愿意称臣纳贡，明朝就赐予封号，让他们在名义上成为大明的藩属国。

这种朝贡贸易对蒙古部落实际上是经济扶持，蒙古的使者可以用草原的马匹来交换中原的粮食、茶叶和布匹。

每次朝贡的时候，他们不仅能换回比朝贡品多很多的物品，明朝还会给他们十分丰厚的赏赐，这实际上就是明朝的朝廷在用经济换取和平。

这么做从财政方面来看，其实比朱棣时期的远征打仗要节省得多，也能保障边境的安宁。

在经济方面，仁宣时期停止一切烧钱的面子工程。

比如说仁宗即位之后，他立刻就停止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

虽然说在宣宗时期还有一次复航，但是下西洋的性质也有所转变，转变为比较节俭的外交往来。

在赋税方面，仁宣之治最得民心的政策就是赋税方面。

永乐时期很多老百姓累计欠下大量的税粮，仁宗即位之后，他把这些欠粮全部都给赦免了。

这些欠税的赦免，对老百姓来说是卸掉了沉重的枷锁，很多老百姓就是因为欠税而流亡，变成了流民。

欠税赦免之后，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重新回归农耕生活。

仁宗和宣宗这样的政策，既减少了国家无效的扩张性建设，又鼓励百姓恢复生产。

民间社会自身的恢复力是很惊人的，没用多少年，明朝民间就重新开始变得富庶，国库也开始充盈。

不过这个休养生息的国策能够成功，最关键的原因是政治改革的成功，是仁宗和宣宗任用了一批贤臣，改变了永乐时期恐怖的政治风气。

政治改革

在永乐时期，由于朱棣是篡位上台的，他篡位的时候把大量朱允炆时期的贤臣杀戮或者监禁。

仁宗即位之后，他下令给这些官员平反，并且把还在监狱里面的大臣给释放出来。

然后在整个仁宗和宣宗的时期，他们一改永乐时期恐怖的政治氛围，让官僚系统顺畅运行。

仁宗去世之后，宣宗即位的初年，朝廷上正式形成了“三杨”内阁：首辅杨士奇、次辅杨荣，还有后来入阁的杨溥。

这三杨是历史上被称颂的贤臣，他们对明朝文官制度的形成有重大贡献。

明朝初期，朱元璋废丞相，由皇帝亲自批复所有奏章，这样朱元璋完成了皇帝的集权，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皇权的地位。

但是皇帝的集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皇帝的工作量太大，大到皇帝不能有丝毫松懈，而且会耽误政务的处理。

尤其是仁宗登基之后，仁宗的身体很不好，很多政务就都交给内阁大学士处理。

仁宗去世之后，在宣宗时期，朝廷政务大多数都是由三杨主持。

三杨主持朝政期间，正式形成了票拟制度，这个票拟制度就是后来明朝主要的政务工作流程。

三杨

票拟制度的运作分为三步：

第一步叫进呈，进呈就是全国各地所有的奏章先送进内阁，由内阁大学士先审阅。

第二步是票拟，票拟就是内阁大学士看完奏章之后，用黑笔在小纸条上写上供皇帝参考的意见，比如说建议同意，或者建议拨款，或者建议严办等批复意见。

第三步是批红，批红就是内阁把奏章呈送给皇帝。奏章呈送给皇帝的时候，每份奏章上面都要附着内阁批复意见的小纸条。皇帝看到之后，如果同意，就用红笔照着抄一遍。

票拟制度形成之后，皇帝的工作量大为减轻。

虽然皇帝还是要亲自做最后的把关，但是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同意，照着内阁的票拟抄一遍就行。

票拟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分权，是内阁大学士从皇帝手里分出来的决策建议权。

虽然还是由皇帝做最后的决策，但是如果皇帝偷懒或者平庸，内阁就是朝廷实际的首脑。

因为内阁对明朝后来的政治决策很重要，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内阁的形成。

内阁可以算是一个意外的制度演变。朱元璋是借着胡惟庸案彻底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

废除丞相之后，所有的权力都归于皇帝，因为没有丞相，所以朱元璋每天要处理的奏章量非常大。

这时候朱元璋就设立了殿阁大学士。

殿阁大学士是四殿两阁：四殿是中极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和武英殿大学士；

两阁是文渊阁大学士和东阁大学士。

这些大学士的主要工作就是辅助朱元璋处理奏章，他们其实就是朱元璋的私人秘书。

他们接触的都是朝廷最高级别的政务，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权，朱元璋给他们定的品级是正五品，品级也并不高。

所以殿阁大学士是从朱元璋开始的。

到永乐时期，由于朱棣经常自己御驾亲征，他御驾亲征，朝廷就需要一个常设的处理政务的机构，朱棣就让这些大学士集中在文渊阁里面工作，并且允许他们参与政务。

他们的办公地点是在文渊阁，文渊阁在皇宫内部，跟皇宫外部的外廷有所区分，所以就叫内阁，内阁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永乐期间，实际上是内阁大学士参与政务的一个过渡期，他们从单纯的秘书变成可以参与一部分政务决策的人员。

到仁宣时期，也就是三杨内阁时期，内阁的功能正式从秘书处转变成了决策中心。

尤其是票拟制度形成之后，内阁的决策地位也就正式确立了。

内阁实际上是做了以前中书省和丞相的工作，他们从皇帝的手里分到了一部分权力。

其实严格来说，不能叫决策权，因为按照明朝的制度，决策权始终是在皇帝手里。

但是毕竟大部分的奏章，皇帝都是根据内阁的票拟来批复，所以内阁的权力就很大。

但是这时候就有一个矛盾点：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太低，他们的品级是正五品，而政务的执行者是六部尚书，六部尚书的品级是正二品。

让正五品的内阁大学士去指挥正二品的六部尚书执行政务，他们根本指挥不动。

为了解决内阁大学士品级过低的问题，皇帝开始让内阁大学士兼任六部尚书的头衔。

比如杨士奇就是内阁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就是内阁大学士兼任工部尚书，杨溥是内阁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

这样，内阁大学士就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他们就真的拥有了以前丞相才有的权力，可以统帅百官、统领尚书，这是明朝文官政治的起点。

但是按照传统文化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权力来源还是存在法律上的问题，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真丞相，这是内阁制度天然的缺陷。

我们刚才说了内阁制度的形成，这个形成过程更像是一个意外的制度演变。

内阁最初只是设定为皇帝的秘书，后来变成百官的统帅。

但是从法律层面来讲，他们却并没有丞相的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他们的权力就有点像是从皇帝那儿 “借” 来的权力，有丞相之权，却没有丞相之名。

权臣

钱穆先生在说明朝制度的时候就说，明朝的内阁是权臣而不是大臣。

从传统文化的观点来看，权臣和大臣是有很大分别的：权臣弄权，大臣当权。

如果你是丞相，你就是当权，按照丞相的职责，朝廷上所有的事情你都该问、都该管，你不管是不对的，不管是失职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丞相，却过问了职责之外的事情，掌握了不该掌握的权力，你就是权臣。

权臣掌握权力叫弄权，是违法的，也是违背传统道德的，所以权臣一般都被看作是奸臣。

所以后来张居正当内阁首辅的时候，当时的清议就有很多人说他是权臣，说他擅权。

这么说其实从法理上来看并没有问题。明朝内阁大学士没有丞相之名，却行使丞相之权，这恰恰就是属于权臣。

但是没办法，朱元璋不允许设丞相，他的后代都遵从祖制，也没设丞相，只能用这种内阁替代的办法。

为了保障进入内阁的人员都是文人精英，三杨内阁开启了一个风气，也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潜规则：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在朱元璋时期，进入内阁不一定都得通过科举考试，当时的内阁成员一般都是由大臣推举，然后朱元璋亲自面试挑选，由朱元璋自己决定选入内阁，这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选拔制度。

三杨内阁时期，重新确立了内阁的选拔方式：想要进内阁，必须要通过科举；

科举考中进士之后，进士里面最优秀的人才被选入翰林院；

在翰林院里面历练之后，再由廷推或者钦定的方式确定进入内阁的人选。

这是一套严苛的选拔流程，通过这套流程，能够保证进入内阁的人才一定都是文官里精英中的精英。

这样，内阁的权力范围、内阁的工作流程、内阁的选拔制度就都确定了，这就成为了大明王朝此后二百多年的运行准则。

宦官专权

刚才我们说内阁和皇帝之间的工作流程是：内阁先看奏章，内阁看完奏章之后写出意见，再把奏章和意见一起提交给皇帝，由皇帝做最后的批红。

奏章从内阁到皇帝，再从皇帝回到内阁的过程，要经过太监的手来传递，这就给太监带来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本来太监也没有这个机会，朱元璋时期明令规定太监不准干政。

但是从朱棣开始，朱棣就开始重用太监，他给了太监很多特殊的权力，尤其是让太监做一些秘密刺探的工作，并且设立东厂。

不过这时候太监在皇帝眼里还是奴才，太监并没有干涉政治的权利，也没有任何政治地位。

太监干涉政治是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的，朱祁镇是宣宗朱瞻基的长子。

太监干涉政治虽然是从朱祁镇开始的，但是在朱瞻基时期，他做了两件事情给太监干政铺平了道路。

这两件事情，一件是教太监识字，还有一件是让太监帮他做批红。

刚才我们说过，按照内阁和皇帝的工作流程，皇帝的工作是把最后一道关，就是最后的批红。

但是即使就这一项工作，就算他完全照抄内阁大臣的建议，皇帝的工作量也很大，皇帝也很辛苦，因为他每天要处理的奏章实在是很多。

朱瞻基就觉得，如果太监可以帮他誊抄、帮他整理，就可以轻松很多。

朱瞻基

对于皇帝来说，这样的事为什么用太监而不用文官？他有两方面考虑：

第一方面，文官集团的权力已经越来越大了。

按照朱元璋的设计，内阁大学士其实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这些誊抄整理的活应该是内阁大学士来做。但是现在内阁大学士已经掌握了票拟权，再把最后的批红权也给他们，文官集团的权力就过大了，皇帝没有办法制衡。

第二方面，相对于外面的文官来说，皇帝会认为太监是自己人，是自己的家奴，让太监来做就等于自己做。

皇帝并不认为把这个批红的工作让太监来做是把权力分给了太监，但是如果说要把这个批红的工作让文官来做，皇帝会认为这是把权力给分出去了。

让太监做，皇帝只会认为权力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所以朱瞻基就想让太监来当自己的秘书，帮他代笔。

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太监不识字。

为了让太监识字，朱瞻基在宫内设立了内书堂，这个内书堂是专门给太监开办的学校。

朱瞻基给内书堂安排的老师，都是从翰林院里面精心挑选的饱学之士，很多都是当时的名臣。

跟着这些著名的大臣学习，太监有了文化之后，朱瞻基就让太监帮他分担批红的工作。

这样，皇帝的决策权就逐渐转向了司礼监，司礼监是太监的首领机构。

这样整个政务的工作流程就改变了，变成了由内阁票拟，然后由司礼监太监代皇帝用红笔批示。

朱瞻基在位的时候，他有能力压制太监，太监只是给他做代笔工作。

但是他去世之后，他年仅九岁的儿子朱祁镇登基，太监就不仅仅是代笔工作了，太监获得了真正的批红权，明朝的第一位专权大太监王振应运而生。

太监王振

王振掌权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朱元璋立的牌子给毁了。

朱元璋为了防止太监干预朝政，他特意在皇宫里面立了一个牌子，写的是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八个大字。

王振掌权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牌子给毁了，太监专权就是从王振开始的。

所以朱瞻基教太监识字、让太监代笔的这个行为，真的给明朝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恶果。

后世很多史学家都认为是朱瞻基给大明埋下了灭亡的祸根，这么说也不算为过。

到明朝中后期，有的皇帝懒政，干脆就把批红权完全交给了太监。

批红权交给太监，太监就变成了真皇帝，太监就掌握了最高也是最后的决策权。

有时候太监也懒得批奏章，他们干脆就把奏章拿来当废纸用，这种腐败的政治只在明代有。

在这种情况之下，外面的朝臣也弄得没办法，内阁大学士要是真想做点事情，他必须得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到皇帝，他不勾结太监，就没办法得到最后的批红，就没办法正常工作。

总结

仁宗和宣宗时期，在政策上是休养生息，让国家的经济得以恢复；

在政治上确立了由内阁统领的文官政治体系，同时也埋下了太监干政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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