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映照烟花，杀心暗暗传染

今日正月十五，元宵节，也叫烟花节。

这两天，中东炮火成了天字第一号谈资。

迟疑着没动笔，是想让子弹多飞一会儿——真的子弹，真的在飞。

我对伊朗这个国家算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情感。1981年的样子。父亲从单位拿回来两本杂志，封面朴素，宋体刊名，叫《摘译》。

那时书少，刚认字没两年的小孩也没什么挑的，拿来就翻。最近我才知道，这本杂志很可能就是《外国文艺摘译》，上海出版，通行于特殊年代，登载苏联和西方的文学作品，内部发行，在1970年代的中国独此一家。作家鲍尔吉·原野曾回忆说：“这是一本好书。”

这样的“好书”，不可能不留下印记。但那个6岁的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小说，而是两篇新闻特稿。

一篇是写跨国公司的。印象深到什么程度？哪怕只看了两遍，至今我也能记得开篇的蒙太奇：一个老人在巴西利亚的贫民窟倒了一碗汤，望着窗外说，“我的巴西”；一位跨国大亨在摩天大楼顶层打开红酒，俯瞰万家灯火，也说，“我的巴西”。

现在看当然是常见的手法，但那是1980年刚过的中国啊。

另一篇就是写巴列维国王的。

文章写了他的盛大婚礼，他的“白色革命”，内容相当全面，文笔也优美。但整篇文字的笔调非常压抑——虽然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压抑”这两个字，但那种感觉，记住了：这是个不好当的国王。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巴列维。如果不是这本杂志，一个中国东北的6岁小孩，无论如何不会关心那个遥远的国度。

刚有黑白电视的时候，新闻联播上很多战争新闻。“两伊战争”是所有战争新闻里分量最重的一个。从1980年打到1988年，总伤亡接近100万。改朝换代后的伊朗，在战火中面目全非。

我不知道战争的前因后果，只看到屏幕上黑白的闪光，电视黑白，伊朗也是黑白的。我以为一直如此，不知道伊朗这个国家的命运在1979年左右逆转，才有后来我看见的黑白伊朗，也不自知中国的时运也在这个时候改变。若非如此，我可能根本没机会透过电视“围观”那些遥远的炮火。

也有不那么远的战争。在春晚听《血染的风采》，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喜欢靳开来，厌恶赵蒙生。自卫反击战在很长时间里是作文优选题目。有人作文写得好，上台朗诵，自我感动得眼泪掉下来。这种情绪影响很远，直到我上大学，写第一期班报，还忍不住写了一篇，意思是现在都忙着发财致富，那些死在老山前线的战士，谁还记得他们呢？

但是，要怎样才算记得他们呢？记得他们做什么呢？为了记得他们不去挣钱吗？被某种理想主义浸染的，把个体道德感和家国大事捆绑在一起，过分简单、朴素、涨红了少年脸的情绪。这种情绪只适合未成年人，因为“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才可以笃定、激烈、简单并且以简单为豪地来看待这么宏大、复杂的问题，多少老年人都讲不清楚的事。燃烧着荷尔蒙，带着温度、血色的情绪，最容易让人自信找到了世间一等真理。少年人总是不满，总是面对落差，而最后总归都会变成向外界找原因的冲动：“一定是这个世界有什么问题，到底是我傻逼还是这个世界傻逼？”说这话的时候，年轻人毫无疑问非常肯定标准答案就是后者，但提问往往暴露真正的答案可能是前者。

是啊，这世界糟糕透了，而人可以永远选择做少年。

伴随第一次海湾战争打响，1990年代来临。再到新世纪，“9·11”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电视直播让我们全方位地观摩了现代战争。互联网时代到了。

战争的形态变了，围观的形态也变了。

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就有人说，战争越来越像一场游戏，《安德的游戏》里那样，战士坐在屏幕前推杆按键，就摧毁了远方的星系。小说里的敌人是外星人，现实中准星里的猎物只会是一样呼吸着的人类。现代美军操作无人机的界面和手柄，甚至跟孩子们客厅里玩的Xbox手柄没什么两样。打仗不就是要死人吗？以前我不懂为什么会有军人因为“按按钮”而遭受精神创伤，现在明白了，将活生生的人简化为屏幕上十字准星和像素点的剥离感，本身就是一种深渊。

今天，在谈论中东的伤亡时，围观者再次成为了遥远的“参与方”。有人在键盘上盛赞这是“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精准操作；有人则盯着被炸成废墟的小学和血肉模糊的护士质问正义在哪里。

这些问题我当然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最终我发现，对这些视野内的声音已经不是很容易被触动，大部分声音，其正未见得有何益，其反未见得有何害，风吹灰会飞而已。哪怕是充满正义，亦或是充满悲悯的声音，常常是局部正确、片面真理。有些说法简直不堪一击，但又不能说它全是错的。一个普通人，是不是必须全面、深刻、谨慎地去了解相关知识和资讯，然后输出一个无懈可击的结论呢？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全能全知的圣人。一个认为这样刺杀完全正确的人，和一个对误炸小孩子深恶痛绝的反战者，他们的立场当然可能有冲突，可成年人的世界不就应该有空间容纳互相冲突的观点、情绪吗？

问题在于，前面那个设定是不牢靠的。事实上，谈论这些的人很难不把自己当做全能全知的圣人（尽管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而全能全知的圣人不可能只甘于自言自语，也不能甘于只证明自己是对的，更需要证明别人是错的。

很多讨论并非将自己代入到了遥远的杀戮中去共情痛苦，而是把真实的杀戮连同死者的血肉，当成了滋养自己这套小宇宙运转的肥料。撒上佐料，烹个几分熟，佐酒下肚——死亡就这样沦为了廉价的论据和谈资。

与电视机还是黑白的年代相比，人类有了更多围观远方的机会，通过围观变成了杀戮景观化的赏玩与参与者，就像斗兽场里的贵族。像川普这样极度自恋的流量操纵大师在这个过程中得意几乎爆棚。人在谈论死亡的时候，越来越轻巧，越来越把它外化为针对同类的攻击武器，而不是观瞧自己被震撼的内心。

在乌克兰战争的视频里，已经反复见过这种景观。一架无人机像戏弄猎物一样追逐着绝望的士兵，投下炸弹，躯体随之四分五裂。而屏幕这头的评论区里，满是点赞、戏谑和叫好。仅仅因为战争被划定了正义与非正义的阵营，这种作为表演的“屠杀秀”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吗？那个在泥水里挣扎的，不是一个活着的人吗？

如果战场上扣下扳机的士兵会留下创伤，为什么数以亿万计围观杀戮的普通人，却能在弹幕里狂欢，毫无心理和生理上的不适？只能说，在这场毫不遮掩的集体围观与赛博狂欢中，人们正通过彼此的点赞和站队，完成了一次隐秘而狂热的“杀心”传染。

我们这两三代人是很幸运的，在大概一代到两代人时间完成了很多社会200年的社会跃进。 这种际遇或许制造了一种错觉，仿佛人类的进步无限，人类向外的触角无所不能，与远方的人的连接是没有尽头的，好像面对世间的每一声炮响，都必须立刻站队，发表高见，否则自己就不够完整一样。

当然，每个人都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与权利（虽然这么说显然并不准确），但我越来越认为，所谓文明、所谓幸福，有时候产生于克制与局限的边际。

过度向外的喧嚣，恰恰掏空了向内的静默，透支了原本用来悲悯、沉思，或是向上天忏悔的能量，让人滞留在不需要责任永远轻飘飘的少年。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鲁迅说。

其实很多人看海湾的炮火，还不就是当烟火看。

正月十五的夜，窗外的烟花会很响。听上去，和真的炮声一样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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