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孙毅回忆到军队院校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受到张震副总长肯定

到军队院校调查研究

我是一个“老院校”，在近60年的军旅生涯中，有近一半时间是在军队院校度过的。我对军队院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文革”中，看到军队院校遭受那么严重的破坏，心里又焦急又难受。1978年6月我担任总参谋部顾问以后，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要到军队院校走一走，搞点调查研究，尽自己的能力，为军队院校做点事。

1980年“五一”节前夕，我到了位于终南山下的西安陆军学校。“文革”中，这所学校同全军其他院校一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教学活动被迫停止，一大批优秀教员被处理，长期积累的珍贵教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仪器设备遭到损坏。这时，该校的教学秩序早已恢复，校领导正根据小平同志关于“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指示，大抓院校建设，形势喜人。但在教员队伍建设，教学内容改革，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为了弄清问题，对症下药，我和学员们同生活、同上课、同操练，遇到问题及时解决。

一天，我和学员一同听一个青年教员上《筑城障碍》课，讲完之后，学员们分班制作蛇腹形铁丝网。

有一个班制作速度很快，第一个做完，但不细致，教员也没有纠正，眼看着就马虎过去了。结束时，我让学员把铁丝网重新展开，这时，中间露出一个大洞。

我先是侧身卧倒，接着是甸旬前进，从大洞钻了过去。学员们一个个都看愣了，那位教员脸也红了。课后，那位教员惭愧地对我说:“老首长，你今天这种严格教学、一丝不苟的作风，我终生难忘。”

在这个学校，我看到有的政治教员讲课干巴无味，学员们不爱听，收不到好的效果。根据这个情况，我向校领导提出，我打算向学员讲一堂政治课。

校领导同意后，我先听别的教员讲课。我坐在最后一排，像小学生那样，全神贯注，侧耳静听，短短几天，连续听了58小时的课，走访了30多个教学人员家庭，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最后，我给大家讲了一堂长达4小时的人生观教育课。

这堂课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我在4小时的讲课中，引用了50多个历史典故，20多条谚语和十几首诗词，还有30多个古今中外的故事。这些生动的材料有机地揉进说理之中。下课后，教员们把我团团围住，请我谈谈讲课的经验。我说，我没有什么诀窍，只不过是讲课前作了认真的调查，力求有的放矢，讲课时揉进自己的感受，道出肺腑之言。

1980年10月，军委召开全军第11次院校会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院校教育的成绩，确定了院校训练任务由以轮训为主改为培训为主，招收学员的制度由推荐人学改为统考录取。这次会议，完成了院校建设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

1983年2月，军委又召开了全军第12次院校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四个舍得”(舍得拿出最强的干部去办院校，舍得选送优秀的干部、战士进院校，舍得拿先进的技术装备给院校，该花的钱要舍得花)，还提出，院校要把全部工作转到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一步端正了院校工作的方向。这次会议，对深人搞好院校改革，开创院校工作的新局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到1984年，军队院校通过改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干部培训体系，有了一批比较得力的院校领导干部，有了一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的教员队伍，有了比较先进的教学设施和教学手段，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军事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并且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1984年8月25日至10月30日，我先后到乌鲁木齐、西安、洛阳、石家庄等地的8所院校作了些调查研究，重点了解了乌鲁木齐、西安、石家庄3所陆军学校的训练情况，并顺路到高台瞻仰了董振堂和红五军烈士墓，听取了19军的训练情况汇报。回京之后，我向杨总长，张震、徐信、何正文副总长和韩怀智总长助理写了调查报告。报告中除讲了8所院校通过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和第12次全军院校会议精神，院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形势喜人之外，还提出了学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几点建议。张震副总长看到我的报告后批示:“孙老这个报告很好。在短短的时间，了解了要改进的问题，应结合这次整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