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人传与因人废诗

诗歌要靠人来传播，没有人的传播，就没有诗歌的流传。可是评论诗的时候，很多人总是从道德角度入手，因人废诗。

诗歌产生于古代的生产劳动，当然也有别的说法，说是产生于人们的娱乐活动，产生于祭祀活动等等。不管怎样，诗歌产生了，就可以口耳相传，历朝历代传播下去。即便有传说，说孔子删订过《诗经》，也仍然传播下来，或者说，不减损《诗经》的美感。上古时期的诗歌都是人们口耳相传下来的，作者已经不可考。即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五言诗发展到鼎盛的阶段，很多五言诗也没有作者。也就是说，诗歌传播下来，而作者的名字却没有传下来，但并不能减损诗歌的美感。读者阅读诗歌，只是体会诗歌的内容和情感，却不会管作者怎样。事实上，作者写成诗歌之后，发表出去，诗歌就不属于他的了，只属于读者。读者想怎样读，是读者自己的事，诗歌的作者干涉不了。即便诗人想要干涉读者的自由，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也不一定管用，因为读者只相信自己的感觉，不相信诗人的说法。于是在传播诗歌的过程中，一些诗加入了群体创作的元素，尤其是口耳相传的阶段，还没有文字记录，人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改变诗的内容，改变诗的韵律和节奏。可以说，很多没有作者的诗歌实际是群体创作的诗歌，并不是某一个人创作的。或者说某一个人创作了一首诗，在传播过程中被很多人改编，最终呈现出某一种样子，而这种样子是有文字记录之后呈现的样子，当然经过了记录者的改编。

很多古诗并不可信，或者说并不能当成一个人的作品，甚至有的著名诗人的作品存在着伪造的嫌疑。很多同时代诗人或后代诗人借著名诗人的名号写诗，写出来沾沾自喜，却造成以讹传讹的效果。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没有知识和文化，不具备鉴别诗歌真假的能力，而一些文人士大夫也不会鉴别，只是互相写诗酬唱，其实就是互相吹捧，却并不辨别诗作的真伪。伪诗出现之后，由于和作者的创作风格一致，遣词造句的习惯也一样，最终弄得很多人真假莫辨。著名诗人早已作古，经过几百年之后，有人模仿他的诗来写作，还冠以他的名号，当然会以假乱真。书生想要出名，想要上位，却苦于没有门路，就只能蹭著名诗人的流量，模仿著名诗人来写作，说是著名诗人写的，但只有自己知道是谁写的，不说出去，当然就可以以假乱真，说明做古诗的方法并不难学，刻苦攻读的书生模仿著名诗人写一两首古诗，也不是太难。于是在传播过程中，很多古诗有了伪造的痕迹，而后代人却仍然认为是某个伟大诗人写的，甚至编进了诗歌选集，以讹传讹。诗歌在传播过程中被传播的人肆意改编，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也成了一种传播过程中的潜规则。即便有了文字记录，记录诗歌的人也仍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对诗歌肆意改编，只是大体保留了原貌，而在遣词造句方面，却出现了一些变化。

人们鉴赏诗歌，要判定真伪，但能够判定真伪的人少之又少。即便有大学教授判定某些古诗是伪作，也不一定能掀起什么波澜，甚至会引来口诛笔伐。因为古诗的评价体系似乎已经固化，不容人们七嘴八舌来评论，也不允许某个教授提出反对意见，甚至权力系统要主推古诗教育，让人们学古诗，背古诗，还要用古诗拉动地方经济，其实就是用古诗来做广告。当古诗被工具化之后，就会变成赚钱的工具，而加入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之后，因人废诗的状况就会出现。韩愈被贬之后，他的诗歌不能在京城流传。柳宗元和刘禹锡被贬之后，他们的诗歌也照样不会在京城流传。苏轼被贬之后，元佑党人被一网打尽，而他们的诗歌早已经成为禁诗，不允许传播。一朝天子一朝臣。后来改朝换代之后，苏轼的诗歌居然成了热点，很多人都追捧他的诗歌，欣赏他的为人。就像历朝历代的禁毁小说一样，有禁过《水浒传》的，有禁过《红楼梦》和《金瓶梅》的，还有其他禁书，简直数不胜数。可是改朝换代以后，这些被禁止流传的小说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小说，流行开来。诗歌也是如此，因人废诗的状况很容易出现，就是因为一个人犯了罪，或者因为一个人有人生的污点，那么他的诗就不会被解读，甚至不会被流传。

至于秦桧和严嵩的诗，就不提了。当然他们写过，只不过后人缺乏鉴赏，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并不允许这样的诗歌流传，当然人们就看不到了。汪精卫曾经写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传诵一时，他当了大汉奸之后，屡屡遭到暗杀，没人再提他的这句诗了。文学史被权力影响，总是要迎合权力系统的要求，而不可能做忠实的记录。即便是史书，也是如此，总是被权力系统改写，或者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失败者却没有什么话语权。历史能够留下项羽的诗句，能够留下黄巢的诗句，着实不易，因为他们都是失败者。当然还有很多失败者的诗句，是编写者杜撰的，他们并没有写过什么诗，或者只是写的童谣，写了打油诗，就像刘邦的《大风歌》一样，并没有那么大的气魄，或者说没有什么艺术水平，却分明被后代的诗论家吹捧。诗作本身只是一种文学样式，和道德水平关系不大，但很多人都认为，诗人也是人，首先要符合道德规范，或者说他们的人格要经得住考量，然后他们的诗作才能流行，不然他们做了坏人，干了坏事，就算是一无是处，不但他们的人格被人们贬低，而且他们写的诗都不叫诗了，简直传播假恶丑。实际上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和文艺鉴赏关系不大，或者说倘若文艺鉴赏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来指导，就会严重跑偏。

诗歌在传播过程中被改编，但又不能不传播，不能不广而告之。诗以人传是对的，但因人废诗却是不对的。孔子说：“诗言志。”就是在强调诗歌的作用，其实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可以写诗，他们的诗歌都可以流传下来，起码让后人有所鉴别，而不能只流传所谓好的，而摒弃所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