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义州要建特区那天，十一岁的她问我：厂长，你能回来吗？

2015年秋天，我接了个电话，是丹东招商局打来的。

“李厂长，朝鲜那边要搞新义州特区了，您有兴趣没？”

我愣了一下。特区？那地方还能搞特区？

挂了电话，我翻出抽屉底下那些东西——2012年的袜子，2013年的纸条，2014年的账本。三年了。那个睡在纸板上的姑娘嫁人了，那个饿晕的女工没了，那个十岁的孩子替妈还完了二十三块钱。

电话里说，十月底丹东开博览会，朝方来四百多人的代表团，专门谈合作。让我过去看看。

我想了想，答应了。

十月中旬，我去了丹东。

那年的博览会跟往年不一样。国门湾广场搭了一万二千平方米的展馆，三百多个展位，朝鲜来了贸易省、外务省、投资合营委员会的官员，光贸易代表就三百多人。新闻上说，这是中朝博览会第一次升格为国家级展会。

我在展馆里转了一圈，朝鲜的展位上摆着人参、松茸、贝壳工艺品，还有万寿台创作社的油画。洽谈区里，穿西装的中国老板和穿人民装的朝鲜干部隔着桌子谈价格，翻译忙得满头大汗。

正看着，身后有人叫：“李厂长？”

回头，是个穿朝鲜传统衣裙的年轻姑娘，二十出头，胸前别着徽章，手里拿着个文件夹。

我愣了几秒，认出来了。

金恩珠。十一岁的金恩珠。

她长高了，脸上有了点肉，头发扎得整齐，穿着那件红棉袄——不是旧的，是新的，领口绣着花。可她一笑起来，还是那个把半碗面倒进饭盒里带回家的孩子。

“你怎么在这儿？”

“翻译。”她说，指了指胸前的徽章，“少年宫选来的，给代表团当翻译。我汉语好。”

我想起来了。那年她替妈还账的时候，作业本上那些汉字，一笔一划描得工工整整。她说过，成绩好，老师说她能考上平壤的中学。

“大娘呢？金明子大娘？”

“在家。”她低下头，“养鸡。去年死了两只，还剩三只。鸡蛋攒着，供我上学。”

我从兜里掏出烟，点上，半天没说话。

博览会第三天，朝方开了个说明会，介绍新义州特区规划。

我坐在最后一排，听翻译讲。说特区面积一百三十二平方公里，要建新义州运河、移动通信基站、污水处理厂，五年搞完基础设施，十年全部建成，总投资四千亿美元。说要把鸭绿江引进特区，修十座桥，搞工业区、共同区、公园。

台下坐着的中国老板们交头接耳，有人掏出手机算账，有人已经在约饭局。

我没吭声。我在想，四千亿美元，分到新义州每个人头上是多少。想那些女工，一个月挣四五十块，一年吃两回肉。想李贞淑，饿晕在车间那天，兜里揣着那张纸条：“给闺女交学费 别告诉她”。

散会后，恩珠在门口等我。

“李厂长，”她仰着脸看我，“你要回来吗？”

“什么？”

“回来开厂。”她说，“新义州开特区，你回来开厂吗？”

我看着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天晚上，我请恩珠吃饭，还是那家小饭馆。

她长大了，不往饭盒里倒面了。可还是吃得慢，把肉夹出来，放在碟子里，最后才吃。

“大娘教的，”她说，“好东西要留到最后。”

我问她上学的事。她说在平壤念书，住校，一学期回去一次。学校管饭，一天两顿，有时候有鸡蛋。她成绩还是好，老师说她能考上大学。

“你妈……”我顿了一下，“你妈要是知道，会高兴的。”

她低着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从书包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

是个作业本，新的，比去年那本厚。

翻开，第一页写着：

“2015年账本”

再往后翻，一笔一笔记着：

“2015年3月，大娘卖鸡蛋，给2块。攒着。”

“2015年4月，学校发奖学金，5块。攒着。”

“2015年5月，帮老师干活，挣1块。攒着。”

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

“2014年10月，借李厂长5块。上学用。”

“2015年10月，还李厂长5块。”

下面压着五块钱，人民币，叠得整整齐齐。

“攒了一年，”她说，“还你。”

我攥着那五块钱，喉咙发紧。

那届博览会签了十三个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新闻上说，中朝时隔十三年，再次启动新义州特区开发。朝鲜问题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说，新义州的优势非常明显，如果发展起来，对朝鲜的国际贸易合作将起到火车头作用。

可我脑子里想的不是这些。

我想的是，那年冬天，一个姑娘睡在纸板上，一年吃两回肉。那年秋天，一个女工饿晕在车间，兜里揣着闺女的学费账。那年江边，一个十岁的孩子把九块钱推到我面前，说“我妈的账，还完了”。

三年了。那个孩子十一岁了，在平壤念书，攒了一年的钱，还我五块。

博览会最后一天，恩珠要回去了。

我送她到江边，还是那个老地方。她背着书包，穿着那件红棉袄，站在芦苇丛边上，回头看我。

“李厂长，你回来吗？”

我没回答。

“回来吧。”她说，“我妈说过，李厂长是好人。好人来了，新义州就好了。”

我蹲下来，看着她。

“恩珠，你记住，”我说，“不是好人来了，地方就好了。是地方好了，好人才能来。”

她似懂非懂，点点头。

“那个账本，”我说，“明年还记吗？”

“记。”她说，“大娘说，过日子就得记账。记清楚了，才知道往前走没走。”

船来了，还是那个老头。恩珠爬上船，冲我挥手。

“李厂长，明年博览会，我还来当翻译！”

船开走了，消失在江面的雾气里。

回去之后，我把那五块钱压在抽屉最底下，和那些东西放在一起。

2012年的袜子，2013年的纸条，2014年的账本，2015年的五块钱。

三年，五样东西。

三年，那个姑娘嫁人了。三年，那个女工没了。三年，那个孩子从十岁长到十一岁，从欠二十三块到还五块。

抽屉里还有一张纸条，是恩珠临走时塞给我的。上面歪歪扭扭写着：

“李厂长 等你回来开厂 新义州会好的”

2015年秋天，新闻上说新义州要建特区了，四千亿美元，五年规划，十座桥。新闻上说朝鲜搞分组承包制，万元户越来越多。新闻上说丹东边民互市贸易区开通了，边民每天能带八千块钱的东西免税过关。

可我只记得那个十一岁的孩子，站在江边问我：李厂长，你回来吗？

我没回答她。

不是我狠心。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孩子说：大人的世界，没那么简单。钱的事，政策的事，政治的事，哪一样都比账本上的数字复杂。

可她的账本上，只有一行字：

“借李厂长5块。还上了。”

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我把抽屉合上，走到窗前，看着江对岸那片灰蒙蒙的灯火。

新义州。特区。四千亿美元。

不知道明年这时候，那边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那个孩子，还能不能来当翻译。不知道那些女工，能不能多吃几回肉。

可我知道，那个账本，她会一直记下去。

记到还完最后一笔债。记到考上大学。记到新义州真的变了样。

朝鲜那地方，穷是真穷。可有些人，穷得吃不上饭，心里头那杆秤，比谁都准。欠的债，死了都要还。答应的事，隔着江都要办。过的日子，一笔一笔都要记。

那张五块钱，我到现在还留着。

留着等那个孩子，明年再来还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