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古人为何重编《礼记》

《礼记》作为影响深远的早期中国古典典籍，历代注疏浩如烟海。古人重编《礼记》，不仅是顺应典籍内在特性、构建严整礼学体系的必然之举，更是对古典文明的创造性转化。梳理这一学术脉络，对当代中国古典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原文 ：《古人为何重编 <礼记> 》

作者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 张涛

图片 |网络

《礼记》是对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早期中国古典典籍，千百年来，拥有数量众多的注释文本。其中，汉代郑玄《礼记注》、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及元代陈澔《礼记集说》最为著名，意义非凡。实际上，除这些注释文本以外，在《礼记》学术领域中尚存一些其他类型的著作，数量亦不在少数，很有价值。最迟从三国魏时起，便不断有学者致力于重编《礼记》，直至清末。在《礼记》典籍发展史上，这些重编著作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学术景观。

重编《礼记》是传统学术发展之必然

古代学者之所以会重编《礼记》，首先取决于《礼记》的内在特性。今本《礼记》是一部历史悠久、情况复杂的典籍，它并非礼学本经，而是先秦两汉数百年间多种类型文献的结集。《礼记》各篇来源比较驳杂，内容颇为多样，上至治国平天下，下至修身齐家，几乎无所不包。这些礼学文献从产生到结集为《礼记》，历经诸般变化。社会政治上的“周秦之变”扰乱了古典学术发展的脉络，对经籍的保护与传承伤害极大。汉代伊始，经生儒士所面对的就是古籍残阙的局面，而最具实用意义的礼书受损尤重。司马迁为此慨叹道：“诸学者多言礼……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汉代学者搜集散佚残存的礼学文献，根据不同原则纂成编排各异的传本，其中，影响最大、流传至今的是所谓《小戴礼记》，通称《礼记》。可见，作为整体的《礼记》本来就不是具有体系性的先秦全本，而是汉儒对散见文献的结集，具有丛编性质。后人不认同汉儒的编排原则，便可能基于新的理解对这些散篇重新编排。比如郑玄的学生孙炎，早在曹魏时期便已不守郑注师法，开启了对《礼记》“擿类相比”的工作。

重编《礼记》的另一重原因是古人对严整礼学体系的向往与追求。礼书残阙、传记纷杂是重编《礼记》的外在原因，而内在原因则在于知识阶层乃至普通百姓相信：三代盛世必定有一个整全的礼乐体系，政治休明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典章制度与经籍灿然大备。尤其“周公制礼作乐”，尽管被不少现代学者视同传说，在古代却是大多数人坚定的信仰。正因如此，原名《周官》的《周礼》一书虽成书较晚，原本未被纳入先秦礼学体系，却常以周公遗泽的面貌被奉作圣经，为后世一些政治家及学者顶礼膜拜。《周礼》六官，体系森然，正满足了对系统性的需要。而以这种信仰反观《礼记》，自然会发现道术已裂，完美的体系竟依托在残阙的文本之上，这既是两汉学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又成为此后历代儒生挥之不去的困扰。

事实上，《礼记》被重编的命运甚至在成书以前就已注定。在郭店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中，不仅能发现诸如《语丛》这样与《礼记》性质近似的丛编类书籍，更能找到与《缁衣》《孔子闲居》等《礼记》散篇内容相近但篇章和文字均有差异的文本。这显示出今本《礼记》四十九篇只不过是可选择的编排方案之一，绝非这批礼学文献的必然面貌，学者完全有学理依据对其重编。即便《礼记》在唐代已取代《仪礼》跻身官定“五经”之列，仍有一代又一代学者尝试对其进行改编。特别是宋明理学兴起后，对理论体系与知识秩序的注重也落实到典籍编纂中，朱熹就矢志于兹，影响深远，这一时期随之涌现数量众多的《礼记》重编著作。

《礼记》重编是古典文明的创造性转化

重编《礼记》志在重建文本与知识秩序，绝非章句之儒的饾饤考索，亦非村塾学究的无知妄议。若说汉代学者对《礼记》的最初编辑带有文献学的工具意味，那么后世学者的重编则更多凸显出人文思想与社会实践的色彩，他们通过对古典文本的重新梳理与编辑，为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并实现对古典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

初唐魏征打散《礼记》次序，重编为《次礼记》二十卷。到了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国子祭酒元行冲又为该书编纂《义疏》，积有五十卷之多。同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恳请朝廷对《礼记》作整体性改动，“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此举是著名的《大唐开元礼》的撰作先声。《礼记》是古典，《大唐开元礼》则是当代礼制，而唐人认为两者直接相通。可见，在唐人的观念中，经书固然神圣，却非丝毫不容改动，反而为了现实需要，可对经书加以重新剪裁与转化。在开元天宝之际，玄宗改撰《礼记·月令》为《唐月令》，以顺应时令，并于唐中宗时将其刊入《开成石经》，与其他大体保持先秦原本的篇章同列。此举使古典与时政相融合，令该书几乎具备了法令与经典的双重效力。

宋代大儒朱熹推崇《仪礼》，将《礼记》融入其中，留有《仪礼经传通解》未完之作。元、明、清三代，受朱子学的强大影响，同时鉴于朱熹没有《礼记》专书的遗憾，不断有学者试图重编《礼记》，元儒吴澄，明儒湛若水、刘宗周，清儒应撝谦、李光地、朱轼、任启运等都是其中佼佼者。他们旨在解决《礼记》文本纷乱的难题，借重编贯彻自己的理念、引导学术发展。虽然各家思想不尽相同，编排各异，各具特色，但这些学者都处在儒学发展的同一脉络中，作为“朱子学的延长线”而存在。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更为后世《礼记》改编开启了新路径，即在《礼记》文本之外，吸纳更多经书内容乃至传统史书子书中的礼制礼学文献，使之凝聚为古典礼乐文本的渊薮，为重建理想的礼乐世界奠定基础。

朝廷重编《礼记》，出于国家治理的考量；普通知识人重编《礼记》，也有其学术追求的驱动。无论居于何种地位，从现实问题出发重新整理古典经籍，都为古典礼乐的延续和转化贡献力量。传统学界受制于尊经观念，对《礼记》重编之作多有负面评价，斥其自我作古、笔削圣经，甚至钞掇。此论忽视了作者的初衷，也未对此类著作继承古典文明精神内核的实践给予应有的重视。

重编《礼记》对当今古典学建设的启示

梳理古代学者对《礼记》的重编，对当今学界建设中国古典学极富启迪意义。

第一，重编《礼记》是中国古典学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突出表征。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西方古典学主要是以古代语言为基础的研究，聚焦于希腊罗马原始文本，强调通过语文学方法，立足精细的文本校勘、语法分析和语义解读来还原古典文本原意。中国古典学在这些方面与西方古典学颇为相似，但连续性更强，这是中国古典及古典学与其他文明古典及古典学的重要区别。当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中国古典及古典学保持一成不变，相反，中国古典及古典学一直在更新。一代代学者重编《礼记》，既是对先秦古典的继承，又是对其的更新。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典学“连续与创新”的突出特性，为新时代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古典学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参考。

第二，重编《礼记》表明中国学者始终没有放弃构建经典系统的努力。长期以来，中国古典学术常被误认为过度尊经崇古、缺乏系统性，似乎经学研究总陷于注疏阐释的“泥潭”而难以自拔，甚至史学和文学领域也很少产生自成体系的作品。然而，自汉代以降直至元、明、清三代，陆续涌现重编《礼记》的著作，这显示出：古代学者一直致力于通过典籍整理来恢复文本秩序，重建三代礼乐体系。重编《礼记》的实践表明，传统学者早已高度重视经典体系的建设。对这些著作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探究，不仅能打破既有刻板认识，澄清误解，也有助于总结古代学者建设知识体系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今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借鉴。

第三，《礼记》重编著作的存在，提醒我们不应忽视学术研究中的“非主流”元素。历代重编著作在注疏传统之外，形成了另一条源远流长的学术脉络，与注释等主流文本共同构筑起《礼记》的典籍发展史。近代以来，知识界面向普及的经典改编与选编，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古代学者重编《礼记》的工作。这些对经典的改编与选编，既是学院派古典学范式的有益补充，又是构建立体丰富的中国古典学的有效途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明清通礼著述源流与诠释研究”（19BZX048）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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