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的留守妇女，性萧条了吗？

我坐在县城广场的长椅上，看着对面那群跳广场舞的大姐。她们扭着腰肢，脸上挂着笑，可我知道，这笑容背后藏着多少深夜的叹息。

我今年三十八岁。我在东莞打了十年工，六年前回了县城。老公没回来，他还在东莞那个电子厂上班，一个月寄回四千块钱。这六年，我成了典型的留守妇女。

我每天清晨六点，我准时起床给孩子做早饭。七点送孩子上学，然后去菜市场买菜。下午四点接孩子放学，晚上辅导作业，哄孩子睡觉。日子像复印机印出来的一样，天天重复。

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就涌上来了。

上个月，隔壁楼的张姐找我哭诉。她说她男人半年没回家了，连视频都懒得打。

前几天有个开出租的男人总在她楼下转悠，送花送水果，说些贴心话。张姐心动了，可又怕被人戳脊梁骨。

“芳姐，你说我是不是太贱了？”张姐抓着我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就是想有人疼疼我，哪怕只是说句暖心的话。”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老公上次回家还是过年那几天。那几天我们客气得像陌生人。他想亲热，我却觉得别扭。不是不想，是心里堵得慌。

六年了，我们之间除了孩子和钱，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

县城不大，流言蜚语传得飞快。东头的李婶跟一个卖建材的老板好上了，被人撞见在宾馆门口牵手。西巷的王妹更厉害，同时跟两个男人保持着关系，一个是她以前的工友，一个是她孩子的补习老师。

有人说她们不要脸，可谁又知道她们心里的苦？

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小翠，长得漂亮，嘴也甜。她男人也在外地，一年回来两次。

小翠跟我说：“芳姐，我不是想出轨，我就是受不了那种孤单。晚上一个人躺着，听着隔壁夫妻的声音，心里像猫抓一样。”

小翠后来跟一个开店的男人好了。那男人有老婆孩子，给不了她什么，就是偶尔陪她吃顿饭，看场电影。小翠说，这就够了，至少有人记得她的生日，有人在她生病时送碗粥。

我们这群女人，就像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外面的人看我们安稳，其实心里早就千疮百孔。

缺钱吗？缺。老公寄回来的钱要养孩子，要还房贷，要孝敬老人，所剩无几。想买件新衣服都要算计半天。

缺爱吗？更缺。电话里那几句“吃饭了吗”“孩子听话吗”，根本填不满心里的空洞。

缺陪伴吗？太缺了。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世界，公婆只会挑剔指责。想找个说话的人都难。

最难以启齿的，是那些夜晚的欲望。我们也是女人，也有血有肉，也有正常的需求。可这些需求，在道德和现实面前，只能被死死压住。

前几天，社区搞了个妇女座谈会。主持人问大家有什么困难。一个个大姐站起来，说的都是孩子上学难、老人看病贵、找工作不容易。没人提自己的情感需求，没人说夜里睡不着觉的苦。

散会后，我和几个姐妹在小餐馆喝酒。几杯下肚，话匣子打开了。

“你们说，咱们这样活着图啥？”胖姐红着眼睛问。

“图孩子呗。”我低声说。

“可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还会记得我们这些当妈的吗？”小翠苦笑。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回家的路上，月亮很圆。我想起阿强，想起我们刚结婚时的甜蜜。那时候虽然穷，可两个人在一起，心里是热的。现在呢？钱多了些，心却远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阿强发来的微信：“这个月厂里加班，可能又不回去了。钱已转。”

我看着屏幕，良久，回复了一个“好”字。

转身走进楼道，听见楼上夫妻吵架的声音，夹杂着孩子的哭声。这就是小县城的夜晚，充满了无奈和压抑。

我们不是圣人，也有七情六欲。可现实把我们逼到了角落，让我们不敢正视自己的需求。有人说这是“性萧条”，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性的问题，更是爱的荒芜，是情感的饥渴。

跳广场舞的音乐还在响着，大姐们的舞步依旧欢快。可我知道，当音乐停止，灯光熄灭，她们回到冰冷的家中，面对的还是漫长的黑夜和无边的孤独。

小县城的留守妇女，我们的春天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