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许不会想到，他身后的墓志石竟然经历了这样多的曲折坎坷

2019年9月下旬，因事过洛阳，参观位于隋唐洛阳城址附近的洛阳博物馆新馆，不意在石刻馆中见到一件文物，大是惊奇，说明牌上写着“吴越国王钱俶墓志”。

藏于洛阳博物馆中的钱俶墓志石

钱俶是吴越国三世五王中的最后一个。北宋建立之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俶秉承“善事中国”的祖训，决定以天下苍生为念，“纳土归宋”，将所部一军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悉数献给宋朝，成就了一段顾全大局、中华一统的历史佳话。

但钱俶个人也做出了巨大牺牲，他被宋廷作为人质扣压在都城汴梁，最后也是死在汴梁。他的墓志石怎么会在洛阳出现？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回来查检史籍，才知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故事颇为曲折。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8月，钱俶六十大寿，宋太宗遣使祝贺，结果当夜钱俶暴毙南阳，谥号忠懿。后人或有怀疑其被毒杀者，但也没有什么铁证，遂成千古遗案。

根据钱俶墓志石内的记载，钱俶去逝后，先是“倌葬于京师之东墅”，整整两年后，又“葬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乡陶公里”。

钱俶画像

钱俶卒后数月倌葬于京师汴梁，两年后改葬洛阳，个中必有隐情。

钱俶所葬之地贤相乡，原名平阴乡，位于今河南孟津县境内，隋唐、五代、北宋时为河南乡和洛阳县的分界。北宋初年，平阴乡更名为贤相乡，辖有上东里、上店里、旌德里、积润里、凤台里、陶公里等处。

凤台里因凤凰台而得名，在今孟津县凤凰台村北1里许，这里埋葬着东吴末帝孙皓，陈朝后主陈叔宝，百济王扶余义慈、扶余隆父子，西蜀之君孟昶，南唐后主李煜等，这恐怕是我国唯一的一处“亡国之君兆域”。

论理说起来，钱俶也算是“亡国之君”（虽然他是主动纳土归宋的），但却没有葬在这里，而是葬在了与此域相邻的陶公里。这又是什么缘故？

史学界有诸多的猜测。一种看法认为，钱俶虽属亡国之君，但生前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匡义个人交谊颇深，不葬“亡国之君兆域”，正是为了体现“表异恩”。

又一种看法认为，钱俶毕竟是亡国之君，宋太宗为避臣属及后世之讥，葬钱俶于“亡国之君兆域”之侧，这样既安抚了钱氏子孙，也堵了臣属及后世讥口。这种推测也不无道理。

第三种看法则认为，洛阳北邙山历来为死者天国，“葬北邙，宜子孙”是沿袭已久的风俗。王溥、魏仁浦、石守信、石熙载、符守规等宋代名臣均葬于北邙，可为明证。何况北宋皇陵也在洛阳，为子孙计，钱俶要求葬于北邙，遥揖皇陵，表示“生为君臣，死为君鬼”的冥幽效忠，这种心态也是存在的。

洛阳北邙山帝陵

说到钱俶这块墓志石的来历，其收藏及传承经过也是跌宕起伏，颇为惊心。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洛阳县令马恕为搜储古代石刻，在洛阳建存古阁，收藏晋至宋各类石刻68块及各种石刻拓片1300多种，其中就有这块钱俶墓志原石（可惜没有记述出土时间和地点）。由此可知，钱俶墓在清代已经被盗，时间大约是道光至同治年间。随葬文物不知去向，但墓志得以保留。

《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清光绪元年（1875年），江苏仪徵人、画家兼金石学家汪鋆编著《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18卷刻印出版，其中卷16即收录了钱俶墓志铭文，这是关于钱俶墓志的首次记载，引起世人注目。

清朝末年，金石学家罗振玉四处打听，得知这通墓志的指向在洛阳，于是他在1911年通过友人从洛阳古董店、存古阁和洛阳北邙山农村，购得一批古文物，其中包含钱俶墓志拓片。1914年2月，罗振玉著《邙洛冢墓遗文》一书出版，该书卷下收录有钱俶墓志拓片。

罗振玉

据《洛阳县志》载，民国初期天下大乱，洛阳盗墓风气盛行，墓志等文物不断出土，“一朝出土，士人争购。一石恒数百金，有至千金者。一入商贩之手，则列石于市。一旦得善价，乃亟毡包席裹而去。”这一时期存古阁无人典守，失窃严重，仅剩石刻40块，而大量石刻拓片遭盗窃，流入海内外收藏家之手。但万幸的是，韩寿墓表、钱俶墓志等珍贵石刻得以侥幸留存。

后来世事略微平定，一些有识之士又从民间购石收藏，1919年，存古阁藏石又增至90块。1931年春， 张钫、刘镇华、武庭麟等人创办洛阳县河洛图书馆，接管了存古阁的文物石刻。

1936年洛阳河洛图书馆

日寇侵华期间，1944年洛阳河洛图书馆被日军司令部占据，次年日本战败投降，由国民党军接管，馆中文物大量失窃，藏石仅剩30多块。而钱俶墓志原石，被抛置在院内一角落里。

1948年4月洛阳解放，市长杨少桥下令将散放在河洛图书馆内各处的石刻集中到库房存放，后移入洛阳古代艺术馆（洛阳关林庙）。

洛阳古代艺术馆

令人唏嘘的是，因该志石上刻志题甚长，全称“大宋故安时镇国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武胜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使持节邓州诸军事、邓州刺史、上柱国、邓王，食邑九万七千户，食实封壹万陆千玖百户，赐剑履上殿书诏不名，追封秦国王墓志铭并序”，内中并无出现“钱俶”字样，故而该志石原陈列于洛阳古代艺术馆东展室时，一度被误识为“邓俶”之志，致使这方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国君”级墓志沉湮多时，不为人知。

钱俶《草书手简》，作于公元978年或983年，是钱俶写给亲近叔辈家属的回信，其内容表露出钱俶纳土归宋后，在汴梁城屡次风疾复发，内心烦躁、痛苦的生活状态

一直到1981年，洛阳博物馆将该墓志调入时，才识读出原来是五代吴越国末王钱俶的墓志，遂引起重视。

钱俶逝前，曾作过一首《木兰花》词，中有“帝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句，读来令人嗟叹。纳土归宋后的钱俶自知无法跟先人葬在一起，只能垂泪长叹。他或许更是不会想到，他身后的墓志石也竟然经历了这样多的曲折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