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军区原副政委范银根：晋江地区剿匪记

福建省军区原副政委范银根

晋江地区剿匪记

范银根

当福建沿海即将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大批的土匪、特务和散兵游勇，妄图以所谓“大陆游击与台、澎、金、马岛屿之军队相结合”，不断地对我进行骚乱和破坏。

1949年底，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军区党委决定：把剿匪和建设地方武装作为1950年的中心任务，并以8个主力团的实力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剿匪斗争。 当时我在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团任政委。 我团于11月中旬就接到在晋江地区剿匪的任务，并由晋江军分区直 接领导和指挥。11月16日，由团长胡俊杰和我率领全团2000余人，进军匪患严重的戴云山区。 11月24日，解放了晋江地区尚未解放的县城——德化，由此拉开了晋江地区的剿匪序幕。 在艰苦、复杂、反复的剿匪斗争中，我团部队足迹遍及晋江地区的德化、永春、仙游、南安、安溪等县。我团三营（机炮连）还奉命去永安地区的清流县执行剿匪土改任务。 剿匪共历时1年半，在分区和县级武装的有力配合下，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至1951年4月，基本肃清了晋江地区的土匪。在1年半中，我团共活捉土匪1496人，毙匪254人，自新土匪1183人，缴获轻重机枪18挺、各种步枪1174支，卡宾枪24支，电台2部，各种枪弹71672发；同时我团亦有19名同志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将永远留在晋江地区，尤其是德化县人民心中。

当年剿匪，不少具体生动的事例已经记不清了，但对一些重大军事行动及主要经验体会印象还是深刻的。现根据有关史料和部分同志的共同回忆整理并记述如下：

活捉刘子宽

刘子宽当年48岁，永春县湖洋人，国民党党员，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瑞金分校毕业生。1930年任湖洋民团团长，1932年任福州督军团长，1937年任张雄南旅部副官主任等反动职务。在我军即将南下解放福建之际，1949年7月15日，汤恩伯、毛森在厦门召开“应变会议”，刘子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任命为东南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副司令兼闽中分区指挥官。会后即在湖洋设立大本营，召集德化县县长陈伟彬，德化惯匪头子林青龙、林荣春等开会，联络南安、永春、仙游、大田、德化等县股匪，成立所谓“反共联防指挥部”，林青龙为总指挥，陈伟彬为副指挥，刘子宽直接辖有“闽中纵队(刘自任司令)”、“先锋纵队”、“独立大队”等土匪武装，活动在与湖洋毗邻的德化县东南地区；并策划我地下游击队八支队四团的康明琛、苏玉英叛变。这些土匪武装，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攻打我新生的区乡政权，杀害我工作干部，在我开展剿匪后，刘子宽仍两次潜到德化的葛坑和瑞坂与林青龙、陈伟彬进行密谋策划和顽抗。

1950年，我剿匪部队确定集中力量，重点围剿刘子宽，因他是危及多县的匪首，擒贼先擒王，首先剿灭这个大本营有重大意义。8月17日，晋江军分区司令员叶克守在德化下山屯召开会议，部署剿匪工作：第一步消灭刘子宽和他的直属匪众，第二步剿灭陈伟彬，最后消灭林青龙匪部；至于苏玉英和康明琛，由我团三营一部配合大田县武装清剿。

会议后集中我团主力及德化、永春、永泰、仙游地区武装计3000多兵力进行严密围剿， 把刘匪主要活动地区完全包围起来，方圆达30多平方公里。部队白天在包围圈里搜山，晚上伏击。在我优势兵力的集中打击下，在短短两个月中，刘匪部被歼灭许多。在霞碧乡的战斗中，一次就打死土匪14人，俘虏刘匪参谋长、秘书、报务员10余人，共消灭土匪22人。在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下，我又组织了“土匪自新委员会”，积极做匪属工作，动员土匪出来自新。在强有力的政策攻势下，刘匪组织土崩瓦解，纷纷出来自新，其中一次竟达30多人。刘匪政治处主任曾捷成、中队长曾炳煌被我部队追得无处躲藏也被迫向我自新。

经过两个月的军政攻势，刘子宽股匪绝大部分被我歼灭。刘子宽在我围歼下，在山沟密林深山中窜来窜去跌断了一条腿，只好坐着担架带着几个随从逃到湖洋附近锦洋的一个山洞中躲藏。10月19日下午2时许，我团三营营部通信班勤杂人员共19人，仅带1支冲锋枪、1支驳壳枪，到离营二里外庵坑岭砍柴时，发现草丛在动，估计草中有匪，担架班长张学芝即用冲锋枪封锁草丛，监视顽匪，通信班长卢文彬随即派人报告营部。营部迅即带部队包围，管理员陈勇冲进草丛把顽匪擒获，原来他就是匪首刘子宽。刘子宽被活捉的消息很快传出，民心军心大快。

1950年12月15日，经上级批准，在湖洋召开公审刘子宽大会，永春、德化、仙游几十里地远的群众纷纷赶来参加，几十名受难群 众上台哭诉刘子宽的罪行。当宣布刘子宽死刑并立即执行时，数千群众欢声雷动，欣喜若狂，无不拍手称快。

围歼陈伟彬

匪首陈伟彬1900年出生，德化县葛坑人，国民党党员，历任国民党军队副团长、福建省参议员，1949年2月任德化县县长兼民团团长，其父陈国华是国民党独立旅旅长。

陈伟彬在德化县集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一身；1949年7月到厦门参加了“应变会议”，回到德化后兼任反共联防指挥部副指挥(亦称 青龙刀指挥)，在德化派粮派款作顽抗准备；并派亲信打入我游击队内部收集情报，杀害我地下党工作人员。同年11月下旬，我团解放德化县城时仅歼敌30余名，因陈匪事先得到情报，在我军到达德化的前一天，即带着他的政府人员和民团退到葛坑、杨梅、白叶和西戟一带山区流窜，作垂死挣扎，其匪部约有400余人。

1950年10月，在我部重点剿灭刘子宽股匪后，就乘胜围歼陈伟彬股匪。10月10日，我团二营营长邵勇、教导员黄明率四连和六连 执行围歼任务。首先在德化的葛岭与白叶的交界处击毙了极为顽固的陈匪警卫排长陈金珑及随从3人。同时，陈伟彬的父亲陈国华也被在尤溪剿匪的部队活捉。陈匪闻讯慌忙纠集其全部匪众400余人，妄图截击营救其父。正值我部抵达葛坑掘粪池、范树格与敌遭遇，经激战，陈匪部被我打得七零八落四处逃窜。

次日(12日)我分三路追剿，中路在白叶、长坑活捉了陈匪之妻林桂英及其子陈海荣等3人。陈匪带其次子陈海涛化装潜逃至尤溪与德化交界处的三都藏匿。在我军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陈匪三连连长陈宣石(陈匪之兄)和陈匪亲信连长陈福中带机关枪2挺、步枪7支和短枪2支向我投诚。短短几天内，就有130多名匪徒出来自新。至11月中旬，共计缴获匪步枪86支、驳壳枪10支、机关枪2挺、收报机1架、子弹2000余发。至此，陈匪所部基本就歼。

陈匪见大势已去，只带一子化装潜逃，从永泰到福州后乘船逃到敌占岛乌龟岛，与另一名逃到金门的匪首陈令德纠集逃匪400余名，又从惠安东北山腰之间登陆返回。但只窜到仙游县园头庄即被我军包围全歼，陈匪当场被击毙。这条在我团围剿中侥幸漏网的大鱼，终于受到历史最严厉的制裁。陈令德同时被活捉。

消灭林青龙

林青龙生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德化县尊美村人，当时年已60余岁，长期盘踞在德化与永春、大田交界处的美湖、赤水、双翰、阳山一带，是闻名全省的集惯匪、军阀、官僚、地霸四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他自1911年开始即从事打家劫舍活动，在军阀混战的国民党统治时代，他运用各种手段，除掉与其对立的势力，发展成为拥有上千人枪的反动武装，林先后还担任过县知事、营长、统领官、团长、福建省参议员、反共救国军闽中军区司令兼德(化)大(田)联防指挥部指挥官等职务。其堂弟林玉龙、胞弟林泰和及儿子林荣春、林荣中、林慰文等均担任反动党政军职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动家庭，其危害 时间达40年之久，残害人民之多是德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其罪行据不完全统计，40年中杀害人民3000余人，烧毁民房，仅1922年和1933年间两次火烧赤水街，就有300多户700多人无家可归。德化县遍传“瓷公鸡惨案”的真实故事集中反映了林匪的极端残暴和野蛮。德化县双翰米苔乾村有个村民叫苏日禀，祖传有只 瓷公鸡，是件珍贵的瓷雕工艺品，从不轻易拿出，被人神化为太平丰年能啼叫报晓，眼睛炯炯发光，还能转动。1930年林青龙建“金书楼”时，想夺瓷公鸡镇宅驱邪，因苏日禀是前清武秀才，其子苏加言是小学教员，没有借口，便未轻易下手。恰当时十九路军进剿林青龙未果移走了，林匪找到机会，于1936年旧历十一月初抓了苏加言，加以严刑拷打，扬言要枪毙他。苏日禀含泪把17岁的女儿苏庄送给林春和当儿媳，央他求情，林荣春不允，说要瓷公鸡，苏日禀无奈送上了瓷公鸡；林又以不是活宝为由，要苏家在年底前交1200块银元；苏日禀为救子不得已典去田地和一个大媳妇、一个孙女，还向堂哥借 了一个女儿出卖，才凑上900元，又把苏加言的妻子和一个刚出生10多天的孙子送到林匪处抵押， 要求赎回苏加言。 林匪恐放虎归山，留有后患，佯装释放苏加言，在半途中将他杀害，又把苏加言妻子卖往他方， 苏日禀之妻邱堂因悲伤过度，于翌年正月初四活活哭死，苏日禀精神失常，不久也死了。

在剿灭刘匪、陈匪后，1951年1月，我团一、二营和晋江分区警卫团一部分进驻美湖、大儒、洋坑、阴山、林地、赤水、双翰、十八格、尤床、铬春等地，为了防止林匪外窜，抽调德化、永春、大田、尤溪4个县地方武装配合包围，并成立了联合剿匪指挥部。这样，整 个林匪活动地区完全被我剿匪部队包围控制，像撒网一样进行反复搜剿，林匪被我打得溃不成军。同时，从部队和地方干部中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深入各村发动群众，组建民兵，动员深山中零散独户群众迁到各大村落，进行封锁，切断林匪耳目和食粮；并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剿匪的决心，宣传我剿灭刘子宽、 陈伟彬的伟大胜利和我党的政策，即首恶必办、胁从者自新的不问、立功者受奖励。在我工作队宣传和党的政策感召下，被蒙蔽的群众迅速觉悟，不断有群众向 我报告土匪活动情况，一些匪属也纷纷进山动员其亲属向我军自新。由于林匪失去了耳目，失去了粮食给养无法生存，匪众纷纷下山向我缴械投降。匪首林青龙无处藏身，日夜在山沟密林中逃命，于1951年1月8日病死于苏园村的湖仔厝内，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林青龙土匪生涯仍由其儿子林荣春继承着。

3月12日，我剿匪部队在大张白马庙围歼卢振溏、卢有悦股匪，歼敌22人。自2月10日至3月15日，共争取瓦解匪大队长以下80余人，俘虏排长以下12人，基本上歼灭了卢振溏、苏子厚、苏才邦、林青献四小股土匪势力。3月31日，匪首林荣春在我围剿部队和民兵的追剿下，向永春方向逃窜。我军民奋力直追，林荣春在追崩山为我民兵林其珠击毙。

4月9日至10日两天，我部在大田、尤溪两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对股匪陈鸣高、陈鸣凤、卢有悦进行搜剿，活捉了德化民众自卫团上尉连长陈鸣凤和高飞龙。经过十多天靠野菜充饥，走投无路，陈鸣高、涂开云被逼向我自新，匪团长徐登云在三福乡一个破窖内上吊自杀身亡。至此，这股盘踞德化残害人民四十年的惯匪完全消灭了。是役，我共缴匪轻机枪7挺，各种长短枪600多支、子弹1万余发。从此，德化山区的人民彻底解放了，终于拨开了乌云见到了青天。

击毙苏玉英

苏玉英是年46岁， 德化县双翰乡人，少时读书略通文理，长得妩媚，嫁与济阳匪首涂有清为妻，其丈夫1931年曾任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故苏亦称涂太太)。 涂有清后因通情报给民军首领张克武被陈国辉缴械，并被捕入狱，靠苏玉英的谋略将其丈夫救出。但因土匪内讧，涂有清出狱后没多久 就被林青龙的杀手杀死在大田县城。丈夫死后，苏玉英挖出其丈夫埋藏的枪支，拉起了一支土匪队伍，在当地派粮派款，以资她的挥霍和抽鸦片之需。

1949年我大军渡江南下后，我闽西南的地下党组织派人向她宣传时局和我党政策，劝她起义。她鉴于形势，答应受编为“闽粤赣 边区纵队四团八支队”，并于6月9日率部参与第一次解放大田县城的战斗。 由于她匪性不改，肆意横行，7天后，就调回济屏乡。1949年12月，特务康明琛、苏辅德、涂达德猖狂活动，组织反共救国军，苏玉英便死灰复燃，于月底纠集部卒在坑头自然村动员反叛上山为匪，到处杀人抢劫，两次伏击我过路的解放军，并伙同康明琛、曾文光、苏辅德等到新桥集合，妄图东山再起。新桥聚匪被我军打散后，苏玉英潜回大田县屏山乡后坑村设卡控制往来商贩，强缴税款，抢劫旅客财物，无恶不作。

1951年初，我团三营八连配合民兵进入爱门街，对苏匪进行清剿，苏匪即化整为零潜伏于山林。由于各地群众对苏匪深恶痛绝，使之粮路断绝，迫使匪众纷纷投降自首，只剩下苏玉英、苏辅德顽抗到底。不久涂达德在小姑山被我团包围而自杀，苏辅德潜回德化双翰又被我民兵包围而自杀于自家炮楼上。最后，苏玉英于1951年2月底被我八连和民兵在潘林村山上击毙，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至此，盘踞在戴云山的土匪肃清了。

通过回忆这段难忘的剿匪实践，我的主要体会有如下几点：

(一)剿匪的胜利是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

剿匪开始，由于土匪活动残酷猖狂，有些地方区政府被攻打， 甚至包围县政府，我部队不得不全面出击，用奔袭的办法，打击土匪，支援地方政府。在开始这一阶段是必要的，打击了股匪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人心，使地方党政机关得以正常开展工作。在开始短短的一个半月中，我部歼灭股匪1700多名，缴获各种枪支900多支，取得初战的胜利。但在随后的半年中，由于土匪针对我军的行动特点，改变了活动方式；而我方则一度分兵把口，平均使用兵力，使剿匪出现相 持状况。这不符合毛主席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在上级的正确指导下，8月，晋江军分区司令员叶克守在德化下山屯召开了剿匪会议，总结了前8个月的剿匪经验教训，确定集中优势兵力和组成强有力的工作队，进行重点围剿，一块地区一块地区，务求肃清土匪，不给反复，因此取得活捉刘子宽、消灭林青龙等股匪的重大胜利，至1951年4月胜利地完成了晋江地区的剿匪任务。

(二)要始终依靠群众，深入发动群众。

这一点，是取得剿匪胜利、巩固剿匪成果的关键。部队优良的群众纪律即是人民军队宗旨的反映，也是执行“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工作的前提。我团二营机枪连七班是一等功臣班。有段流传的快板说得好：新区老百姓，一时受敌骗，对我有顾虑，有话放肚里，稻草席子明明有，向他借时“不晓得”，班里同志不冒火，不用稻草垫油布，门板不借睡地铺，勤扫地，挖泥沟，有空就挑水，一夜行军很艰苦，又帮群众去割稻，行动感动老百姓，连声称赞解放军。七班同志们，抓紧时间去宣传，政策道理讲分明，老百姓开颜笑，从此态度转变了，稻草席子送过来，门板床铺来安排。

部队在剿匪中有时以班排分散执行剿匪发动群众的任务，他们在实践中提高了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培养造就了一批部队干部和骨干。

工作队随着部队也进村，将剿匪、反霸、土改、建政结合起来，首批派出的以后勤处长夏美仲担任德化县六区区长，以后又派出政教任启贤等一批营干部去任区委书记的土改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新区一般都是土匪、地主、恶霸结为一体的，他们对人民残酷剥削、残忍镇压；人民对他们有深刻的仇恨，但激发出他们的阶级仇恨，鼓起他们的斗争勇气一般需要一个过程，必须搬掉压在他们头上的“石头”。以德化为例，我们镇压掉150余名有民愤、有血债、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地主、恶霸分子，使人心大快，害怕报复的顾虑消除，埋在人民心中的仇恨爆发出来，接着进行土改，组织农会，建 立乡村政权，发展民兵武装，这就布下了剿灭土匪的天罗地网。土匪一有动向，就有群众来报。我们的耳目多了，情报灵了；土匪完全孤立了，没有吃的，无处藏身，这就为我们彻底消灭土匪制造了条件。 在剿匪中，民兵也参加了斗争，有些土匪头子就是被民兵击毙的，至于剩余的个别散匪，消灭他们就不需要主力部队了。

（三)发扬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能无往而不胜。

剿匪是极其艰苦的，现今曾参加过剿匪的老同志樊锦文、缪静、李社松等同志回忆说：“剿匪实在太苦了，三年解放战争也没有这样苦过。”戴云山区山高、路滑、气候无常。二六○团政治处1951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各级指战员们在那寒风吹刮的严冬，湿而连绵的黄梅季节和亚热带的酷暑里，忍受着极度疲劳、饥饿和各种疾病的侵袭，披星戴月日以继夜活动在崇山峻岭之间，为人民除害。部队每人背着几十斤重的装备走着山路，时逢雨季山路积水很多，一双新鞋只跑了三四天就破了；鞋不够穿就学穿草鞋，因长期泡水，不少同志脚趾都溃烂了。山路夜间更难走，七连一个班一天晚上一口气走了四五十里山路，下山时都踩到水田里去，变成了泥人；还有的从三四丈高处滑了下来，爬起来又一声不响的跟上部队；两天两晚都没有休息，有的连队连续追击土匪十多天直至歼灭了敌人。在深山里老百姓很少，锅灶也很少，又没有粮食，有时饭就吃不上，七连有一次只摊到每人二两米、五六片地瓜干来充饥。三连在追剿刘子宽时一天只能吃到一 顿饭，爬80里山路，有的同志饿得把生米放在水壶里泡一下充饥。山区气候变化大，骤冷骤热，行动又频繁，生病的同志多，仅五连一个班就有7个同志打摆子。由于严重营养不良，部队还有不少同志患了夜盲症，夜间靠其他同志牵着走路，山路难走，尤其夜间更难，部队不少战士一手提枪一手支棒，提起这只脚，滑下那只脚，汗水浸湿了全身，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但他们仍愉快地唱起歌儿：‘我的宝贝有两样，一根棒儿一根枪， 枪儿消灭刘子宽， 棒儿撑我过高山岗。’”由于部队具有艰苦卓绝而忘我的斗争精神，才追歼得土匪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剿匪不仅是极其艰苦的，更是斗智斗勇的战斗。土匪在我集中打击后，即分成小股，昼伏夜出活动。为有效歼灭小股敌人，我亦以班排为单位，分别进行潜伏，伏击小股敌人。如一连的同志在伏暑季节，太阳似火焰，埋伏在芦苇丛中，汗流浃背，任凭蚊叮虫咬，一动不动，30个小时没吃到东西，忍饥挨饿等待土匪出现。三连在下山屯伏击中，连下了3天雨，干粮也没有了，全体党员一致表示任务不完成坚决不下山。四班7月在大巴山伏击战，连续3天伏在草丛中，终于在第三天夜里20多名土匪过来了，我们的同志都沉着不慌，听指挥枪一响，按照预先分工，机枪、冲锋枪、步枪准确射击，一次就打死、打伤、活捉匪中队长以上18名，并从俘匪中了解敌情，接着将另一股(一个中队建制)土匪扑灭。

艰苦磨炼了部队战斗意志，增强了对土匪的仇恨， 恨不得一口气扑上去把土匪消灭。 我四连二班班长黄思忠是不怕死的典型例子。 1951年1月11日，获悉陈伟彬残匪排长陈长庚在尤溪、德化交界处二十三都附近藏匿，黄即飞快地带一个班去剿灭。当接近到30米处发现了敌人，便猛扑上去，两个土匪吓得魂不附体，想溜时，黄思忠的冲锋枪班里机枪开火了，两个土匪当即毙命。另一个拿驳壳枪的匪首陈长庚和3个土匪一面开枪顽抗，一面向后逃命。黄思忠只身逼近匪首，因路滑，后面的战士掉队了，这时黄的冲锋枪因出故障打不响，脚上又负伤， 4个土匪的枪口又对着他，黄思忠把生死置之度外，抱着誓死消灭敌人的决心，不等后面部队，勇敢机智地扑向匪兵的机枪手。刚冲几步，突然背后响起枪声，回头一看，发现离他不远的一个凹地里露出两个人头，用驳壳枪、汤姆枪向他射击，他想，拿驳壳枪的一定是匪首，打死他自己牺牲也甘心，就扑向匪首。这时肩上、腰上、右手臂都负了伤，冲锋枪右手拿不住了掉到地上，就用左手抓匪首的驳克枪，在将抓到时，匪首又向他脸上开了一枪，黄忍住剧痛，抓住匪首的驳壳枪提起来猛向匪首头上砸去，匪首昏过去了。旁边的两个土匪被黄思忠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震撼住了，吓得呆若木鸡，随后班里同志赶上来击毙了这几个匪徒。黄思忠昏倒了，在昏迷中他的手仍指向前方， 要战友们消灭残匪。战后黄思忠被评为一等功臣、福建军区剿匪模范，四班也荣立一等功。

正因为部队在剿匪中高度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剿匪任务。

1951年7月，我团在德化县城召开庆功大会，共表彰了一等功臣1名、二等功臣47名、三等功臣645名，四等功臣1297名，集体一等功5个，集体二、三等功15个。德化县为纪念剿匪胜利，特别制作了剿匪胜利纪念章，发给参加剿匪的每一个同志。大会上，我向同志们发放纪念章，内心深为这些可爱的战友骄傲，是他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才有最后的胜利。（选自2009年第18期《福建党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