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迎来第二轮热演，与污蔑九儿是地主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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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官方新媒体“艺绽”公众号报道，歌剧《红高粱》将迎来第二轮热演。文章说：

为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国家大剧院在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推出了原创民族歌剧《红高粱》，让高粱地里的血性传奇在歌剧舞台上重现，收获业内外如潮好评。 该剧题材选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山东高密乡为背景，讲述了村民九儿（戴凤莲）、余占鳌等人的传奇故事，展现了旧社会的人性挣扎，以及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觉醒与抗争。

这两段话介绍了两个事实。第一，歌剧《红高粱》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作品，第二，莫言原著《红高粱家族》的主题。

据介绍，该剧获评“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6年度资助项目”及“大戏看北京’2025展演季荣耀剧目”，后者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颁发的。

去年夏秋之际，围绕《红高粱》上演，互联上同时上演了一出闹剧，各种造谣歪曲满天飞，甚至首演之后，有人仍然造谣说首演取消，改为其他节目。这种说谎，就像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王随学说《鳄鱼》是小说一样，河马一张大嘴乱喷，脸都看不见了。

听说，某个攻击莫言的“著名人物”也到现场去观剧，看到动人处，他也热烈鼓掌。

可见互联网上的一些观点，你看看就行了，别当真。有些人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有些人为了他们的生意，可以无视国家大剧院的团队创作，可以无视北京市委宣传部颁发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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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公众号发文说九儿是地主婆，说《红高粱》是为地主婆唱赞歌，更是抹黑八路军。

作者拿着原著文本，说九儿一双小脚，担着几十人吃的拤饼走十里路，这是不可能的，小脚女人走不了那么远，余占鳌也不会舍得让自己老婆涉险。

此人算了半天，一张饼是一两还是二两，多少人吃饭，担子有多重，来证明九儿没那个挑担子的能力。

这样的文字太好玩了，这说明语文教育真是有很大不足。语文其实就是文学，但是显然文学对某些脑袋完全不起作用。

文学中的合理性不是这样找的。

《水浒传》中，两个大汉抬不起武松，母夜叉孙二娘一弯腰，就把武松扛起来，我看这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女人。一丈青扈三娘能生擒矮脚虎王英，这样的女人也不存在。

《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将近五十岁高龄，一双手抬起一辆马车，此人被抓后又能再次越狱，这样的天神一般的人物，现实世界中一个也没有。

知道什么叫浪漫主义吗？浪漫主义就是用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这种形象本身就是“传奇的”、“不写实的”、“想象的”！

如果你非要说关羽没有青龙偃月刀，赵子龙无法抱着阿斗七进七出，鲁智深使不动62斤的镔铁禅杖，李元霸更拿不起800斤的铁锤，因为这些否定“三国水浒说唐”，我会说你的想象力严重受限。没有想象力，绝不会有任何创造，从文学到科技创新，全都如此。

具体到九儿，莫言为什么要写她一双小脚呢？

莫言写的是“小脚的身体”加“狂野的灵魂”。这种强烈的反差，塑造的是中国女性被摧残、不屈服、爆发强大生命力的形象。

中国女性形象，鲁迅写了《祝福》的祥林嫂，沈从文写了《萧萧》，到当代又有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祥林嫂怕两个死鬼争夺她的身子。萧萧嫁给一个三岁男孩，待她和长工花狗产生私情并生下一个儿子后，她又给儿子找了一个童养媳，她最后满足这样的生活。春妮和小豹子的幽会被撞破，春妮只有投河自尽，待到荒妹的爱情来临，她惧怕得要死。

九儿这个形象，是对上述形象的颠覆。她既不是母夜叉一丈青、也不是祥林嫂和萧萧，而是一个正常人，是觉醒的女性。

谁告诉你小脚女人不能觉醒？杰出的女作家、冯友兰的胞妹冯沅君就是小脚，她迈着一双小脚出国留学，回国后走上三尺讲台，是山东大学一级教授、副校长，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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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

那么，问题来了，作者为什么要不顾常识，编造一个这么样的情节呢？不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他是在为“地主婆”唱赞歌！而如果再进一步推测，则更能看出作者的险恶用心：他为在抹黑八路军作铺垫！我们都能从作品中知道，“爷爷”余占鳌既是土匪，也是后来的地主，“奶奶”自然就是“土匪婆子”、地主婆子。

既然他承认自己“恶意推测”，那就不必重复他的“斜儿”一般的小人之心了。

需要指出的是，你虽然看了小说，却仍然没有看懂。

余占鳌不是什么地主，地主得在家种地，余占鳌是个轿夫，是个杀人越货的莽汉，是个打鬼子又盘剥百姓的土匪，是个和八路军搞摩擦又联合八路军抗日的草莽，后来又被鬼子抓到了日本北海道，晚年才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的老翁余占鳌，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却记得自己藏起来的枪。这就是余占鳌的精神世界，也正是北京日报新媒体文章所说的“民族危亡时刻的觉醒与抗争”。

以往的抗战小说，桥隆飙是土匪，但是变成了八路军；刘洪、王强是“吃铁路的”，但是变成了八路军。《红高粱》没有重复这种老套，它写了很复杂的一群人，有些人就看不懂了。跑到余占鳌身上去找“政治正确”，跟在鲁智深、武松、阮小七身上找政治正确一样荒唐。

《红高粱》改编成歌剧，要作很大改动。歌剧是用音乐调动情绪，不是用情节讲故事，有人试图用读小说的习惯在歌剧中寻找故事情节，这是不对的。这一点请观剧的朋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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