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我坐着花轿从徽州正街穿过,嫁给了商会少爷裴云舟。
十九岁,我为他生下长子裴慕白。
二十岁,他剪了辫子,登上了去往西洋的轮船,说是要学洋人的大造化,救国图存。
我留在阴冷潮湿的徽州老宅,替他给咳血的生母尽孝,抚养嗷嗷待哺的孩子,还要死死撑着裴家那摇摇欲坠的百年墨庄。
这一撑,就是整整十四年。
每年腊月,墨庄里新出的第一匣最顶级的“冷金墨”,我都会托人走水路,辗转寄去上海,那是他回国后创办新式纱厂的地方。
可今年腊月,去送墨的老账房却红着眼眶回了徽州。
他支支吾吾半晌,扑通一声跪在堂屋里,说在上海滩那栋气派的小洋楼前,瞧见了个四五岁大、生得和裴云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男孩,正扒着铁门喊爸爸。
……
我站在院子里那口用来洗墨的青石缸前,水面映出我盘着古板发髻、被烟火气熏得暗黄的脸。
脑海里全是他信纸上的字句:“纱厂危机四伏”、“商战胶着”、“时局动荡,且再忍耐”。
原来这顶级的徽墨,哪怕是用最名贵的麝香和冰片熬制,时间久了,那股子心气儿也是会散的,散了,便全成了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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