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巍｜另眼看古典学⑮：“原原本本地”引入古典学

如何让西方古典与中国文化相遇？这是进入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终将面对的根本问题。提出这个问题不意味着，西方古典必须借助古典学与中国文化相遇，但反过来，进入中国的古典学倒需自问，它能否促成相遇的发生？

诚然，向今日中国的古典学界提出上述问题，免不了招来迂阔之讥。有人会报以冷淡的沉默，也有人会起而反驳：这个问题并非西方古典学进入中国的当务之急，也不见得是未来的任务；即便是，那个未来距离我们还很遥远，眼下不值得为之操心；当务之急是“原原本本地”把古典学这门学科引进来，让它作为纯粹的学术存活下来，快速发展，繁荣起来。这些人大抵属于学院中人，抱持专业的、职业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为行文方便，此处简称“学术派”。

《荷马礼赞》（1827年），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作品

据“学术派”看来，面临当务之急，要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双管齐下。前一方面，最便捷的办法莫过于仿效西方高校成熟的古典学学科建制，从教学、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到学术研究的规划、学术交流的组织和学术网络的构建等各方面逐一复制，最终形成独立且完善的古典学系科，有能力培养从事专业研究且达到国际标准的中国古典学者，建立起自主生长的学术传统。这无疑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非几代人之功难见成效。因此，眼下还要优先考虑后一方面，即“原原本本地”引入西方古典学的学术研究，以此来推动学科建设。这里所谓的“原原本本”，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像当下西方古典学研究所是的那样引入；二是像古典学研究应该是的那样引入。（至于另一层含义，即借用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像西方古典学者那样从事研究并发表成果，类似国际自然科学界的通行做法，已不再与中国文化维系直接的关联，姑且不论。）

第一种“原原本本”，要求如其所是地展现当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性和丰富性，尽可能把各种不同路径、方法、学派和思潮悉数引入。此种思路的一个集中体现，是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以引介当代西方古典学研究取向和成果为宗旨的学术丛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起面世，迄今共出版两辑，第一辑30种，第二辑40种）。丛书“总序”称，“古典学已经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根据这种理解，丛书被精心设计成涵括四个大类的著述，前两类为学术研究，后两类为学术研究所需的基本文献（包括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和稀见古典文献的英译汇编）以及参考工具书。进一步看，前两类当中的第一类为“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二类为“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这两个类别实际上彼此呼应，因为第一类著述出自“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者，“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第二类则“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可见，“前沿性”是丛书最为看重的标准，而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所代表的“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大抵吻合“国外最新研究取向”亦即欧美古典学界的“前沿性”。至于在“国外最新研究取向”上如何选择，“总序”没有交代，也看不出总体设计，不妨理解为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而且根据收入丛书的具体书目来判断，意在展现当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丰富性。

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部分）

兼具“前沿性”和“丰富性”的国际视野，来自负笈欧美高校学习古典学的学者，尤其他们各自接触到的最新研究，具体的途径是通过授业导师和任课教师、因来访或赴会与之有所交流的学者、被列入阅读书目的著作、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著作等。如此拼合起来的图景，可算最大程度上展现了如其所是的当下西方古典学研究。不过细究之下，此种国际视野仍然经过了一层有意识（上引“选择翻译出版”云云）或无意识的“筛选”，隐含高度的同质性。由于上述来源，一方面被纳入视野的大多属于主流研究，即那些明确归属某个正统的路径、学派或师承的论著，在古典学术史上或相关领域的研究史上拥有一席之地（也就是可以列入博士论文“研究综述”的论著），而反对主流、甘当逆流或无视主流、自成暗流的论著则被忽视，至少没有被主动地发掘并纳入拼合起来的图景，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理论主导尤其各种最前沿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导的论著，也不受青睐，不仅因为它们所引发的争论具有很强的西方地域属性而令中国学者兴趣寥寥，更因为这样的论著往往依赖理论多于文本或史实，似乎算不上纯粹的学术研究。然而，许多强调前沿理论的论著恰恰出自西方学界让古希腊罗马与当下文化相遇的努力，只不过由于一味追随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大多采取了奉迎后现代而否定和消解古典精神的立场，难以让真正的相遇发生。倘若用严格的学术标准将它们一概剔除，中国的古典学界倒会失去一个绝佳的视角，跳出西方学界的视域去考察这些纷乱杂陈的后现代古典学论著为何无法让古典与西方当下文化相遇；由此，还可进一步迈向历史的纵深，考察每个时代的古典学术和当时的时代思潮之关系，把握时代思潮对古典学术产生的深刻乃至决定性——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的影响。

如其所是地展现当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性和丰富性，主要通过研究论著。此外，亟需引入的还有西方古典文献。对此，《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总序”提出：

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古典文献的引入借由汉译，而汉译要由研究者完成，并且还要附上研究性的评注，才能成为汉语学界的研究基础。学术性的翻译能否以及如何促进西方古典与中国文化的相遇，这个问题留待下回探讨。此处需要强调，认为西方古典文献（包括经典著作）的汉译“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其言下之意是，学术性翻译的目标是让包括经典著作在内的西方古典文献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训练的基础，从而服务于古典学的学科建设。

这种观点需结合前文提及的学科建设来审视。“学术派”坚信，成立古典学这一系科，以培养古典学研究者为宗旨，因此要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形成一个整体上贯通的方案，或可参照欧美高校的培养方案，再根据国内高校和中国学生的具体情况做出调整。不过无论如何调整，不变的基本理念是学术性，也就是让学生从本科到博士，按照不同阶段的要求，接受由浅入深的培养，从入门走向学术研究的前沿。作为一套完整的学术训练，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让西方古典的教学完全服务于学术研究的训练，也存在很大的弊端，因为这会导致古典教育的精神内涵被彻底摒弃，错失一个难得的西方古典与当下中国相遇的机会。因为当西方古典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只被看作学术研究的材料，教学目标便会局限于传授学生掌握使用这些材料的技能（从语言到语文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各种技能），而无需从精神层面向这些经典发问，从中找寻答案。后一种做法被认为是通识教育的“专长”，对“学术派”而言，古希腊罗马经典的“通识教育”并不被看重，最多起到“诱引”的作用，即引发学生们的兴趣，诱导他们进入古典学，接受真正“严肃的”专业培养。

真正“严肃的”专业培养，一部分“学术派”人士宣称，必须以古典语文学为核心（“通识教育”当然无力也无意于此，而有它自己的路径和目标）。他们要么不支持第一种“原原本本”的兼容并包态度，要么在默许的同时，明确提倡第二种“原原本本”，也就是像古典学应该是的那样引入。他们一再提醒，语文学曾经是各门现代人文学科的源头，现代古典学也首先以古典语文学的形态诞生，并且整个十九世纪尤其在古典学术最发达的德语区，古典语文学一直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古典学不仅曾经是古典语文学，如今也应当是古典语文学，因为只有语文学才是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和古代哲学研究最基本的学术方法，也只有它才能引领并重新整合这些领域的研究。尽管古典学已发展成“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这恰恰是杂乱无章、深陷迷途的表现，只有“回归语文学”，才能返回正道，重现它的本来面目。

这些人士眼中的“语文学”，质而言之，就是用实证的、科学的、理性的学术态度，从语言和文本入手进行历史的考证的研究。且不论这样一种语文学的限度（它对于哲学文本、图像和物质遗存、科学古史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古典语文学本身的多样性（仅举三个德语区的例子，十九世纪初沃尔夫的语文学、十九世纪中伯克的语文学和十九世纪末维拉莫维兹的语文学，就存在很大差异），即便单论它的精神实质，即追求并止步于古典文献的“历史之真”，它尚未开始也无意开始向此时此地的我们言说，令人不禁发出往而不返之叹。再者，此种语文学把“理论”，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哲学”的称呼，树立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构造出一个语文学vs.哲学的学术格局，要从理论“回归语文学”，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我国传统人文学术里的考据之学vs.义理之学的格局；那么，回归历史-考证的古典语文学，还会带来回归传统的考据之学或与之合流的心安理得。

是否存在另一条古典语文学之路？拙著《西方古典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对此做了探索。《入门》提出“经由古典学术通达古典精神”的宗旨，尝试重建古典学术和古典精神的关联。缘此，古典语文学被理解为古典学术的基础，而传世古典文献尤其经典著作的研读被视作古典语文学的核心；经过一整套有针对性的古典学术训练，也就是从典籍博览到经典研读，从研究起步到研究方法，从研究方法里的语文研究到历史研究再到思想研究，最终回到古代经典的作者于彼时彼地思索的“问题”本身，养成从“问题”本身出发，为此时此地阐发古代经典的“思想之真”的意向和能力，以实现“序言”末尾所言的目标：

中国的古典学者方能不但作为古典学者直面当下世界，亦且作为中国学者直面自己所属的中国文化。

如今回看，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应固步于古典学术的畛域，还有必要跳出古典学术，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古典学术，更加明确地发问：“原原本本地”引入古典学，能否让中国的古典学者直面当下世界？引入哪一种古典学，更能让中国的古典学者养成上述的意向和能力，直面自己所属的中国文化？当“学术派”搁置甚或直接取消了进入中国的古典学的根本问题时，还有没有学术研究之外的其它古典学道路，也能甚至更能促成西方古典与中国文化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