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南局宅的根扎在伪满洲国时期,那时是铁路局日籍上层管理者的住宅区。以火车站为中心,站前大街以西、龙沙路以南的地块里,5条主路按“仁义礼智信”排列,四五十栋二层楼房整齐坐北朝南,还有11座别墅小楼藏在深处,每栋面积超过250平米。配套的学校、运动场、商店、浴池挤得满满当当,连树园都透着规整的日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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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后,南局宅的房子成了“先到先得”的住处,直到解放后收归国有。铁路局为解决职工住房紧张,把每个单元的四户改成八户,硬生生挤下更多家庭。十年动乱时,别墅里的领导被赶出去,造反派住了进来,可没几年拨乱反正,房子又回到原主手里。90年代改革开放,南局宅慢慢变了样,整体修理后只剩4座日式别墅,立在那里成了历史的印记——是亡国的屈辱,也是侵略者野心的见证。
对于铁路子弟来说,南局宅是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土黄色的南文化宫始建于1935年,原本是满铁高级会所,小时候每学期的开学仪式都在这儿办,看完电影还要写观后感,现在倒能放3D电影了。家附近的铁路学校从齐铁一小到八小、一中到七中,后来合并归了地方,名字改成齐市四十X中或铁锋区小学,可母校的模样始终没变,是每天走路就能到的“梦开始的地方”。南花园里藏过猫猫、拍过圣斗士卡片,北花园的树荫下总飘着大人的歌声,这些碎片拼起来,就是最甜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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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的日子裹着烟火气。父亲和李叔叔是大兴安岭会战的老交情——1966年开发大兴安岭,父亲在岭顶车站铺线路,李叔叔是医疗小分队的外科医生,父亲从宿营车跳板摔下来,两人聊成了老乡。后来常在家喝酒,父亲说爷爷闯关东到长白山,家里防土匪加高院墙;李叔叔说老家山东,跟母亲是一个单位。有次李叔叔喝着龙沙陈曲说要帮着找正式工作,母亲笑着摇头:“酒话当不得真。”可孩子听了,偷偷盼了好多天。
父亲的工作从不含糊。作为铁路工程人员,画齿轮图纸要核对三遍数据,领导问起卷扬机齿轮更换的事儿,他拍着图纸说“明天就送齿轮厂”。下班前想起单位大门外的冰,要去撒炉灰,门卫笑着摆手:“早撒了,你摔那回我就看见了。”这些细碎的日子,和南局宅的老房子一起,熬成了铁路子弟的乡愁——没有惊天动地,却在岁月里发着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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