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后希腊内战：美国深度介入的国共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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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3年强制人口交换的过程中，从土耳其境内被驱赶入希腊的流民成了希腊共产党成长的沃土，其中的佼佼者——尼柯斯·扎希阿里阿迪斯。扎希阿里阿迪斯出生于小亚细亚，父亲是一家法国烟草公司的职员，原本其家境殷实，却在被驱离土耳其之后陷入困顿。

扎希阿里阿迪斯于此时北上苏联，加入了苏联共青团，后蒙共产国际赏识，就读于莫斯科列宁学院，跟陈云、李维汉、蒋经国、哥穆尔卡、铁托、乌布利希、昂纳克成了校友。

回到希腊后，扎希阿里阿迪斯成了希共的创建者并长期担任领导人。他个人的能力、希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希共在希腊军政府的压制下也取得了非凡的发展成绩，不仅党员数量成倍增长，控制了多个大工会，而且还有多位党员当选国会议员。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1936年，他和其他希共领导人被发动政变的梅塔克萨斯直接送进了监狱。德军占领希腊后，扎希阿里阿迪斯被转移到达豪集中营，直到纳粹德国投降方才获得自由。

仅从个人权力斗争的角度看，扎希阿里阿迪斯回到希共的时间点可谓恰到好处。本来，沦陷时期的代理，总书记西安托斯在领导希共武装抗击德寇和伪军的过程中积累了威望，但“十二月起义”的失败和《瓦尔基扎协定》的签字令西安托斯不得不面对来自希共党内的指责。对前途感到迷茫的希共党员将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元老——扎希阿里阿迪斯身上。扎希阿里阿迪斯回到希腊后，很快就获得了党内支持，展开党内斗争，称西安托斯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结果西安托斯不但被迫下台，还被指为叛徒，后于1947年神秘死亡。

扎希阿里阿迪斯所拥有的只有战前的权威，而没有战时的功勋和基本部队，苏联的支持是他执掌希共的重要基础。

因此，在刚刚成为总书记时他为希共带来的新路线极为贴合苏联的要求：

“十二月起义”引发的这场血腥内战，给希腊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靠英国的刺刀站住脚的希腊政府是与战后韩国政府相似的右翼威权主义政府，以非法治的手段迫害共产党员和左翼分子，甚至直接派政府特工进行暗杀活动。饱受打击的希共党员对这场白色恐怖愤恨不已，称之为“单方面的内战”。

因此，希共也没有彻底执行《瓦尔基扎协定》，而是秘密保留了部分武器。

当美国进一步介入希腊事务，并不顾希腊左翼势力的反对坚持要在1946年3月举行大选后，希共党内对于是否参加大选出现了意见分歧。一派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公开宣布放弃武装斗争，那么参加选举就是取得政权的唯一途径。当时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无论希腊还是整个世界都人心思定，假如希共抵制这次选举，将导致自身在国内的政治竞争中彻底边缘化。另一派认为，在目前的白色恐怖之下，希共参选根本没有胜算，选举的结果反而会对党的发展造成束缚；英、美完全不理会希共关于推迟大选的呼吁，这是在拉偏架，民主只是一个噱头，反共才是其真实目标：希共如果不能奋起反抗，打破现有格局，就只能坐以待毙。

对此时的希共而言，拒绝参加选举就意味着武装斗争，这个关系全党生死存亡的决心需要总书记扎希阿里阿迪斯来下。谁都明白，没有苏联的支持，武装夺权希望渺茫，但走合法道路就会被控制游戏规则的英、美及右翼政府边缘化，乃至彻底被消灭——这正是西安托斯在1944年秋天所面临的困局，如今取而代之的扎希阿里阿迪斯依然要面对这个“弃子难题”。

能在共产国际时代的历次斗争中生存下来，并在1945年刚刚出狱就迅速掌权的扎希阿里阿迪斯，自然是莫斯科政策的忠实追随者，但他也必须在取得莫斯科的认可与得到本土党员的拥护之间取得平衡。

1939年意大利入侵希腊时，斯大林尚与德意集团打得火热，时任希共总书记的扎希阿里阿迪斯为了照顾党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得不宣布暂停与右翼威权政府之间的斗争，先共同抗击外敌一这是他第一次在重大政策上违背莫斯科的方针。

1945年，扎希阿里阿迪斯所面临的局面更加微妙，他作为希共元老有资历上的优势，但一大批在抗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希共党从未在他的指挥下战斗过。与战功卓著的西安托斯相比，在狱中度过二战的扎希阿里阿迪斯更像是个专搞理论的白面书生。

如果不是“十二月起义”遭遇失败，他出狱后能否出任总书记还未可知。然而西安托斯虽然被拿掉了，他的那些老部下依然遍布党内和军中，所以扎希阿里阿迪斯实在太需要一次统帅各部武装、以“战功”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扎希阿里阿迪斯所面临的最大考验，依然是如何面对苏联的既定方针。1946年1月中旬，希共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显然是想在3月希腊大选举行之前在是否重开内战这个关键问题上听取斯大林的指示，谁知他们连最高领袖的面也没有见到。该代表团唯一能带回希腊的，是苏共中央给希共的一条口信：“现在就参加选举，之后再评估情况。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看是把重心放在合法手段还是武装斗争之上。”

至于援助，就更是没有影子的事情了。

对“百分比协定”一无所知的扎希阿里阿迪斯在权衡得失后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希共在3月大选中获得多数席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已经士气低落的希共如果再经历一次失败将可能一蹶不振，骨干党员会被右翼政府以非法手段解决掉，而自已的领导地位也难以保全。最终，扎希阿里阿迪斯既不让希共参加大选，也不放弃希共的合法地位。他和其他大多数希共领导人一直留在雅典，直到1947年10月左右才转移到山区。很可能，他们在等待财政的重压使希腊政府自行崩溃，或是引发一场像正统的共产主义革命那样的城市暴动。同时，希共游击队在北方的袭击也并未受到约束，它们可以加大政府的压力并成为希共的政治筹码。至于苏联方面，扎希阿里阿迪斯在赌时局会转变：今天的弃子，明天会重新成为棋子。

不得不说，在举行民主选举这件事上，英美在希腊的确设立了双重标准。1944年秋希共声望正隆时，英国政府坚称此刻战乱未平，不宜举行大选。一年后希共在“十二月起义”中受挫、大伤元气，而且整个国家依旧在白色恐怖和游击战所造成的动荡之中，可这回英美却坚持1946年3月的大选不得延期。

在希共的抵制下，如期举行的大选结果不出所料，保王派赢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并在一次“全民公决”之后迎接乔治二世国王回宫。原本在名义上尚属合法的希共，进一步被割裂于国家机器之外。

新一轮内战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只是由于希共此时所掌握的武器装备有限，并且得不到苏联的支持，所以只发生了零星的战斗和破坏行动。这与其说是内战，不如说是希共武装在扮演原先抗德游击队的角色。扎希阿里阿迪斯也因势利导，试图再现西安托斯领导人民阵线时的成功。

他竖起的大旗是反对外国占领和法西斯主义，还把希共武装的正式称号从希腊人民解放军改为希腊民主军，以减弱其共产主义军队的色彩，试图吸引更多的“革命同路人”。由于当时希腊政府的武力支柱就是英军，而且确实在施行白色恐怖，人民生活也很困苦，所以扎希阿里阿迪斯认为自己所选择的口号恰如其分，只要逼走英军，希共就有可能在南斯拉夫的援助下夺取希腊政权，自己也将超越西安托斯，成为与铁托比肩的领袖人物。

然而希腊的右翼政府虽然野蛮反共，其合法性与沦陷时期的傀儡政府毕竟有天壤之别。驻扎在希腊的英军与劫掠资源且动辄枪毙人质的德军也有着本质区别。

在苏联没有指称英国或希腊政府是法西斯的情况下，扎希阿里阿迪斯试图复刻西安托斯领导人民阵线的成功也就希望渺茫了。

真正让政府和英军无法结束内战的，是希腊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如果政府再提升军费对付希共游击队，恶性通货膨胀就会迅速摧垮这个政权。可如果政府不大幅度提高军费投入就无法迅速获胜，迁延战争就会导致希腊人的生活条件一直得不到改善，游击队就总能找到大量对政府不满的同情者，并隐蔽于其中。

希腊政府军队对希共武装的清剿持续了一整年，却屡屡失利。这时候不光是希腊政府撑不下去了，连英国人也撑不下去了。到了1946年末，希腊政府进退失据的窘境已让扎希阿里阿迪斯重新燃起了夺取政权的雄心。尽管希共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倘若没有外力，内战的结果还很难说。外力由何而来？已经疲态尽显的大英帝国将目光投向了刚刚崛起的“新罗马”。

本来，如果英国真的能在希腊问题上负起责任，以美国占领日本的方式协助希腊临时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希腊并非没有稳定下来的希望。

“十二月起义”失败之后，希共人数大减，很多左翼人士已经决定放弃武装斗争，重新融入主流社会中来，顺从民众在战后期待和平的愿望。

可是英国没有担负起重建希腊的社会责任，其希腊政策仅仅从属于自身的安全策略和反共的战略需求。为了彻底扼杀希共，英国把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到希腊的援助物资，阻止其流向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区域。结果这些救命用的物资大多被希腊临时政府内部的权贵鲸吞，并大量流向黑市。（在联合国给希腊的援助中，美国买单的是绝大多数。不过到1947年初为止，美国对希腊的援助虽也包括军事方面，但经济和财政援助才是其核心内容。)

受其反共战略的牵引，英国并没有仔细考虑如何使遭轴心国占领并蹂躏的希腊重新整合起来，如何使左派和右派逐步消解战前和沦陷时期积攒的仇恨。

当右翼分子在镇压“十二月起义”后志得意满，不断用非法治手段迫害、暗杀共产党员的时候，英国驻军没有进行有效的干预。那些本已准备解甲归田的前游击队员们看到昔日的同伴惨死，只得再次拿起藏匿的武器，在党内呼吁打响新一轮内战。

英国在战后初期还没有认清大英帝国已经无法维持的事实，出血本也要稳定自己在东地中海的战略要地。

从1944年到1947年，英国对希腊提供的军事援助高达三千万英镑，还提供了一千万的货币基金。希腊政府军的武器、军队后勤主要都是英国提供的。英国人不是不明白单靠军事援助难以根除希共兴起的基础，只是在经济上已实在是力不从心了。

大英帝国战胜了纳粹德国的挑战，但这是一场筋疲力尽的惨胜。战争结束后，西欧恰逢一个罕见的粮食歉收年，英国本土居民与战败的德国人一样挨饿，如果没有美国的食品援助，许多英国人恐怕撑不过1946年的冬天。所以无论是军费、食品还是人力，都已经无法再用于希腊局势。1946年工党上台后，英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全面收缩海外势力，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再援助希腊的战后重建。

1944年12月被打烂的希腊只能再次滑向冤冤相报的旋涡。从这个视角看，希腊固然是苏联的弃子，可它又何尝不是英国的弃子？

英国比苏联略强的地方仅仅在于，新崛起的超级霸权——美国，无论在种族、语言还是政治制度上都与自己更为接近。因而英国人有希望像古希腊人指导后起的罗马人那样，用多年积攒的经验和智慧（包括关于骗术的“智慧”）去游说美国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从外交战略上看，让美国接手东地中海可以迫使美国改变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全面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特别是将美国留在欧洲，挡住苏联。

罗斯福去世后，领导美国的是没有上过大学的前神职人员哈里·杜鲁门。突然担负大任的杜鲁门此前仅出国一次（一战时作为炮兵上尉在法国作战)，相对缺乏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与充满个人魅力的罗斯福、丘吉尔这样的老牌政客相比，杜鲁门与许多普通美国民众一样，喜欢通过一些简化之后的概念去理解国际事务，而不善于对错综复杂的外交问题进行马基雅维利式的处理。

他把共产主义视作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挑战，他认为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食言、在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中贪得无厌，所以完全赞成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对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意见。

视线暂时转到中国。作为总统特使，马歇尔在1946年为调解中国内政，“空中飞人”似的整整忙了一年。他从未低估这项使命的难度，但还是认为在美苏已经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实现“蒋之下的和平”大有可为。可等他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后才发现，美苏之间的共识其实没有那么清晰，而中共也绝非斯大林可以随意控制的棋子。

4月的四平之战让他看到，国共之间几乎没有丝毫信任可言，而国民党对自己的实力和优势估计过高。因此，除非美国愿意深深卷入中国内战，乃至直接参战，否则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注定是低效的，这样将关键资源投放到东亚的行为正中苏联下怀。

在当时的时局下，为了相对于美国利益而言更加重要的欧洲，马歇尔在1946年下半年其实在安排美国的力量逐步撤出中国。事后看来，他的明智选择让美国避免了越战悲剧提前发生，而麦肯锡主义者竟以此指责马歇尔通共。

1947年1月，马歇尔黯然离开中国，旋即出任国务卿。他虽未能完成调处国共纠纷的使命，但他在中国的这一年并没有白白度过，中国的经济崩溃与中国共产党勃兴之间的联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引发了他对欧洲的深深忧虑。用丘吉尔的话说，战后欧洲是“一片瓦砾，一个停尸房，一个滋生瘟疫和仇恨的地方”。

马歇尔就任美国国务卿后很快下令组建了一个由乔治·凯南领衔的“政策规划室”，将主要精力从远东转移到欧洲问题上来。他确信，如果欧洲不能摆脱贫困和混乱，美国将无法遏制苏联的势力扩张。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由美国向欧洲注入资本和信心，带动欧洲经济整体复兴。基于这个设想，在马歇尔、凯南和其他国务院成员的努力下，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逐渐成型。

从战略目的上看，马歇尔计划其实就是战时《租借法案》的延续，但此时美苏并未宣战，所以马歇尔计划换了一套包装，以经济援助的面目出现。

实质上，这项主要为遏制苏联而铺开的工程无疑是冷战兴起的标志之一。

地处欧洲又正陷入战火的希腊，自然成了马歇尔计划的重点目标。只不过，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希腊政府而言，以恢复经济元气为手段的马歇尔计划都有些缓不济急，而且此时的英国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转手在希腊所承担的义务了。1947年2月21日，英国大使通知美国国务院，英国已经无力再延长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希望美国能在其离开之后填补进来。

美国当然不会随便接下英国留下的烂摊子，其对希政策势必要符合自身利益，并且要整合到遏制苏联的总体战略之中。杜鲁门很早就开始关注希腊局势，并广泛收集情报。1947年1月，美国向希腊派了一个经济使团进行调查，他们走遍了希腊的主要省份，同各行各业人士广泛接触。

2月，美国驻希腊大使麦克维根据这项调查向华盛顿发报，称希腊政府若得不到及时救助就会全面崩溃：开支巨大的军费吞噬了本就不足的外汇，无法进口国内急需的货物，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失控：政府军士气低落，民众对政府丧失信心，紧急情况随时可能发生。2月7日，美国中央情报署(中情局的前身)分析希腊局势时认为：苏联介入了希腊的冲突。如果英国撒手而美国不介入，希腊政府可能几个月后就会崩溃，苏联将会占领整个巴尔干半岛，进而取得对爱琴海的控制，向北包抄土耳其手中的黑海海峡，向南威胁苏伊士运河和整个中东。

基于这些情报，杜鲁门于1947年2月27日召集僚属开会，国务卿马歇尔在发言中称，美国“在希腊的利益不仅限于人道主义和友谊方面”，也有战略利益存在。他同意中央情报署的分析，认定希共的背后是苏联，而苏联在希腊得手后，其“统治将会扩展到整个中东，直至印度边境。这会对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造成极大影响”。

副国务卿艾奇逊紧接着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如果希腊坏掉了，跟着糜烂的就是伊朗和整个中东，这就如同一个烂苹果会毁掉一整桶苹果一样。”

经过讨论，美国的决策者们最终认定接下英国在希腊的摊子利大于弊，不能让苏联在东地中海打开缺口，进而控制西欧的工业和中东的石油。

1947年3月3日，希腊政府正式向美国求援。

再没有比这更直白的反共宣言了。相比之下，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不过是一个老牌反共分子下野之后的喧嚣，而杜鲁门这次则是作为一个拥有世界最强武力且垄断着核武器的大国总统亮明了态度。

随着美国政府的介入，希腊内战进一步国际化，成为美苏对抗的一部分。希共或许会觉得十分委屈，因为他们的敌人从美国得到了全方位的援助，而他们自己从苏联得到的援助却少得可怜，甚至连口头上的承认都得不到。

在从1944年到1949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身为“弃子”的希共其实是在违背斯大林的意见而进行着武装斗争。但白宫官员可不管这些，他们只是想当然地断定苏联在背后操控这一切。退一步说，即便苏联真的没有插手，希共完全凭自己的本事打下江山，那也意味着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地中海获得了战略支点，周边国家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掉，对美国而言这绝对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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