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最孤独的国家：伊朗，为何总是在激怒全世界？

伊朗似乎一直没什么真正的盟友，它跟海湾国家不对付，在中东是一匹独狼，跟以色列、美国是死敌，跟其他大国关系也算不上特别铁的盟友。

这次战争，尽管战争是由美国以色列发动的，但伊朗封锁海峡的反击方式，却再一次“激怒了全世界”。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还是跟伊朗的历史渊源有关。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代伊朗真正的起点，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日常认知：一方面是“一战竟然也跟伊朗有关”，另一方面是“现代伊朗完全是在一战中被塑造的”。

我们所谓的现代伊朗，主要是指它现在一整套的现代国家制度，和伊朗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基本的架构、方向。

很多人都知道1979年伊斯兰革命让霍梅尼上台，之后是哈梅内伊，他们都走的是宗教为核心的治国模式。所以很多人理解为：此前的世俗政治模式巴列维王朝，和1979年之后的宗教模式，截然不同。

其实，这么理解是因为只看表面了。

表面上“霍梅尼——哈梅内伊”政权和巴列维王朝的执政理念大相径庭，但骨子里还是基于伊朗的现代政治制度——宪政选举与王权或者神权的合体。

也就是说，理念不同，但底子一样。

那么，伊朗的这个“政治底子”，到底是什么时候铸就的呢？

故事开始于1921年2月21日的清晨。

《伊朗五百年》这本值得一看的书，就对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进行了详细生动的讲述：

1921年2月21日清晨，德黑兰人民一觉醒来便得知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当天早些时候，新政府在这场政变中上台。新政府由一名热情的新闻工作者领导，并得到了伊朗哥萨克师准将礼萨·汗的支持。公共街道旁张贴着新政权发布的九条公报，并带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威语调。公报开头就是一句让人有不祥预感的话：“我命令！”（hokm mikonam）并呼吁德黑兰人民“保持安静，服从军事命令”。 43岁的礼萨·汗是一名野心勃勃的军官，他很快被公认为“铁腕人物”，能够将伊朗从危机与绝望中拯救出来。他迅速掌权，并最终于1925年建立了巴列维王朝。

一、弱国无外交，伊朗是最好的例子

伊朗作为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和现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兼具的国家，两种意识形态常常撕裂，所以它的立国目标始终是把“团结”作为最核心的原则。

一战不在伊朗爆发，但与伊朗关系紧密。

一战之前的伊朗，长期被英国和俄国势力控制，摆脱这两个大国控制是伊朗最大的愿望。而一战这种世界大乱局，就是伊朗趁乱摆脱大国控制的最好机会。

这时候，伊朗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德意志身上。

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挑战英法等老牌帝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伊朗在一战中天然靠近德国。

还有一个原因，是伊朗“崇拜”德国，它把德国视为自己未来崛起的模板。

因为德国不是靠英法老牌帝国那种对全世界的资源控制而崛起，它是依靠强大的国家意志、工业能力、军事强大而成为后起之秀。在伊朗看来，这一套体制和做法，同样适用于民族复杂、内部纷乱的自己。

不过，伊朗的期望虽浪漫，现实却很骨感。

为了不惹事，伊朗在一战当中是宣布中立的。但对一个弱国来说，这种“宣布”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很快，伊朗就成了一战主要国家对决的战场之一。

1914年10月，伊朗西北部和南部省份成为战场，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一战结束后分崩离析）与俄国在这里打得不可开交，当地生灵涂炭。

伊朗本来寄希望于在一战中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但现实却是被大国加倍蹂躏，作为一个小国这确实太悲哀了。它与自己梦想中的德国模式也渐行渐远。

这一点也让人不禁想起1919年的中国，当时在巴黎和会上为了争取山东主权的回归，顾维钧等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最终还是被列强出卖，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

二、为什么礼萨·汗要发动政变？跟一战有关

一战中，俄、英、奥斯曼等几大势力在伊朗的土地上你争我夺，伊朗根本无法维护自己的主权，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治理都濒临瘫痪，产生了巨大的灾难。

本来在宪政革命中尝试走向现代化的伊朗，此时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根本没有心力和基础再进行那样温和的革命和进步。

伊朗只有一个任务：避免继续孱弱和撕裂。

当时的伊朗，就像今日之阿富汗，贫穷、地方武装横行、社会发展停滞。伊朗需要一个强人团结这个国家，先发展起来再说。

在这种战后废墟和哀嚎之间，43岁的礼萨·汗登场了。

在本文前面所讲的1925年政变之后，1925年12月12日，礼萨·汗登基，建立起巴列维王朝。

巴列维王朝，就是那个一直统治到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为止的、推行世俗化改革的政权。

礼萨·汗所做的第一件事，不再是之前的宪政革命路数，而是整顿军备，加强和统一财政，对地方割据势力进行打击。

从此最后伊朗确立了自己的国家方向：强调国家，军队地位优先，安全大于一切。

这是因为，一战中伊朗不独立自主的教训太惨通了。

此后伊朗开始大举修建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推行世俗教育，发展工业和科技。二战后，巴列维王朝实行宽松的施政方式，石油收入让经济迅速发展，带领伊朗逐渐走向了繁荣。

但问题也在不断积累：贫富差距、腐败……最终导致1979年伊斯兰革命。

三、伊朗，对外界过度恐惧敏感所导致的孤立倾向

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伊朗的处境好多了吗？

仔细看看，并没有。

《伊朗五百年》这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尽管描述的是19世纪的伊朗，但它似乎成了这个国家悲情命运的注脚：

在北部，伊朗出其不意地成为其北方邻国进行领土扩张的对象，在俄国向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中首当其冲。对伊朗的南部和东南部而言，不断扩张的英属印度虽然有些遥远，但仍具威胁性，因为英国要确保其最为重视的殖民地的安全。 位于西北的阿富汗公国林立，而法国和俄国又相继进入波斯湾和印度次大陆，这引起了英国的担忧，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对恺加伊朗的战略。 俄国和英国对彼此的恐惧和猜忌，实际上决定了整个恺加时期伊朗地缘政治的命运。渐渐地，伊朗成为这两个野心膨胀的帝国之间的缓冲区，两者都没有特别在意伊朗的意愿或困境。

伊朗，一直都处于钟摆式的境地：

当它试图融入世界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之间利益争夺的牺牲品，成为大国棋盘上的棋子；而当它决心摆脱大国们的玩弄，开始独立自主路线时，又很容易陷入国际孤立。

为什么伊朗很难把握好这个平衡？跟它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充满了关联。

地理位置上，它处于亚欧大陆中间位置，刚好是大国之间博弈的最佳地点，而且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是咽喉之地。

历史方面，伊朗始终处于“依靠民族独立但容易走向孤立主义”的一种怪圈。因为它太想脱离所有大国的影响力了，对于“外国势力干预”和“国际友好合作”的界限很难把握好，导致它一直无法学会与其他国家正常相处。

在反反复复的政权更迭和革命中，伊朗每一次都有“开始孤立主义”或者“结束国际孤立”的要求，可见它总是在这种极端摇摆之间无法自拔。

这种摇摆和伊朗政治体制的历史问题是一样的：它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更加折中的、兼具中央权威与经济社会自由的路线。

伊朗，今天又一次面临着“同时惹恼了西方和海湾穆斯林国家”的尴尬。现在海峡封锁、油价飙升，本来中立的一些国家也对它开始闹意见。

也许在这次战争中，它需要更富有弹性地对待国际冲突，才能最终守住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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