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根本问题是宗教，是政治，而核心问题是民生

伊朗的战争已经进入第6天。今天继续聊聊伊朗。

1979年1月16日，伊朗国王巴列维逃离德黑兰，出走埃及。德黑兰举城欢庆，欢迎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执政，欢庆神权统治的伊斯兰共和国建立。报纸标题只有四个字：国王走了！

1979年，这些庆祝革命胜利的伊朗年轻人。

几十年后，历史反转，今年初伊朗街头抗议民众却在呼喊：“国王万岁！”40多年后的今天，伊朗民众对待神权政权的态度发生了巨大逆转。我相信，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时，大多数伊朗民众对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势力是真心拥护的，因为巴列维王朝实在太腐败了，当时很多伊朗人的想法是：只要不是巴列维，换谁都行。所以，霍梅尼一回来振臂一呼，老百姓就一呼百应，晕头晕脑地把神权统治扶上了台。但为什么统治了40多年，伊朗民众对待神权统治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

巴列维王朝时代，开放的伊朗。

其实，真实的伊朗和很多人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我虽然不赞成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体制，但咱也不能为黑而黑。客观地说，今天伊朗的一些实际情况与很多人想当然的刻板印象是不一样的，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伊朗是一个城市化率相当高的国家。农村人口仅占伊朗人口的23%，城市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77%。

第二，伊朗是一个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成年人识字率高达97%。目前，伊朗共有超过600所大学，在校学生超过400万人。其中，理工科生比例达到30—40%，神学专业学生只有3%。整体国民素质并不低。

2月11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庆典活动上。

第三，伊朗具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伊朗毕竟有巴列维王朝时代打下的工业化的基础。伊朗目前原油日产量285万桶，钢铁年产量3000万吨，汽车年产量150万辆，水泥年产量1亿吨，还有240家大型军工企业，能造火箭、卫星、无人机和民用核能。可以说，伊朗是一个半工业化甚至准工业化国家，而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2026年3月1日清晨拍摄的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区一景。图据新华社

第四，伊朗在私下和民间层面，社会生活具有开放的一面。传承了四千年波斯文明的伊朗人，骨子里还是有着开放的基因和天性的。2019年8月15日，我在成都皇城清真寺游览时，遇到两男两女四位伊朗游客，这两位伊朗女游客并没有戴头巾，穿着很现代、很西化。在伊朗国内，她们碍于清规戒律，必须戴头巾；到了国外没人管了，就可以放飞自我了。著名学者史啸虎先生在所著的《伊朗杂记》中也提到，虽然伊朗基于宗教法规对女性着装的清规戒律很严格，但作者参加的一次伊朗家庭派对中伊朗女性所展现的天性似乎更像西方的女性，自信而充满活力，让人惊叹，也让作者感受到，美是遮不住的，即便在宗教教义最保守、对女性禁锢也最严厉的国度也是如此。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伊朗当局的宗教执法开始逐步放松，不少爱美的伊朗女人即便扎着头巾上街，那头巾颜色也日渐鲜丽，不再都是黑色的了。还有人将头巾松松地扎在头上，使之像一件宽大的披风帽子，呈现出一种美感来；还有人有意将头发扎染成一绺黄、一束白的，再将原本就好像烫得卷曲的额发从宽松的头巾下显露出来，那也会体现出一种别样的风情。有些伊朗女子戴头巾时故意不正经戴，而是让头巾不经意间滑落，露出美丽的秀发，毕竟，这个国家有过开放的底子。很多年轻的伊朗女子喜欢张扬个性，不仅披戴颜色鲜艳的头巾，露出的头发也越来越多，这时再加上色彩丰富的外套或长袍，与波斯美女的高挑身材、高鼻深目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性时尚，让人目不暇接。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伊朗女性对本国官方强制性清规戒律的一种“软抵制”。而且，伊朗的电影艺术也很优秀，虽然“戴着镣铐跳舞”，但在世界电影市场也独树一帜，占有一席之地。也许，这正是作为四千年文明古国的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区别吧。

很多伊朗姑娘对清规戒律十分厌恶，她们只是象征性地戴上头巾。

其实在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初期的20多年，伊朗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市民阶层的生活还过得去。但自从2002年伊朗走上开发核技术这条不归路之后，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逆转。首先是国际制裁就要了亲命了，伊朗的对外贸易遭受全面重创，外国资本归零。结果，高通胀、高失业率就都来了，而且冲击的主要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城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而宗教神权集团和革命卫队却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大部分财富，照样吃香喝辣，形成了宗教、经济、军事、政治四位一体的特权阶层，这就激化了与广大市民阶层的矛盾。所以，伊朗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民主问题，而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民生问题。今年初伊朗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其实所反映的并不是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也不是威权与民主的矛盾，抗议民众的核心诉求直指严重的通货膨胀、生活压力和民生问题。当然，民生问题是当务之急，是核心问题，而宗教、政治才是根本问题。再加上自从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宗教统治集团一直有“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执念，把大量的金钱用到对付以色列，扶植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等“抵抗之弧”，以及发展核计划上，这势必极大地压缩民生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结果就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所以，我把当前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宗教统治集团这种中世纪农耕时代的落后统治方式，与伊朗作为一个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准工业化社会之间的矛盾。正如《科技日报》原总编辑刘亚东先生在《伊朗叙事翻篇儿：一种发展模式的终结与启示》一文中所指出的：哈梅内伊身亡后，无论后续政权如何更迭，1979年以来以神权为核心、以对抗为路径的治理模式，已然走到历史尽头。这不是哈梅内伊个人的退场，而是一种将宗教权威置于国家治理之上、把意识形态对抗置于民生发展之前、脱离现代国家治理逻辑、长期背离民生诉求的道路，被宣告不可持续。

2019年12月10日，在伊朗德黑兰，人们经过街头的圣诞装饰。

其实，伊朗这个国家的基础还是很好的，拥有广大的受教育人群，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有成规模的市民阶层，“基本盘”的素质并不差，只要这个国家不再折腾核武器的事儿，放弃消灭以色列的执念，不再与西方为敌，重新向世界开放，重新融入世界，即使它不搞西式的民主政治那一套，但只要以一种现代文明的治理方式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前途还是不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