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与思想｜汉娜·阿伦特为何总在强调“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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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汉娜·阿伦特的《理解集》从她与君特·高斯那个著名的电视访谈开始。那篇访谈，有点老派，甚至有点“登”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 1960 年代中期，世界所呈现的古典主义的样子。

这个在阿伦特去世之后友人和学生编辑的作品集，内容比较杂，特别提醒读者的是不要被第二篇过于浓重的哲学味道吓到——那只是呈现出早期阿伦特在学术上还没有找到方向时的迷茫，很快她就进入到一种冷静期，尤其是在到了美国之后，她有余裕去沉着分析这个世界，就像访谈时她所表达的，她是一个思想者，而不是哲学家。

不久之前，中文世界纪念阿伦特去世五十周年，人们出于对整数纪年的热爱，让阿伦特再度成为热点。人们这才恍然记起很多东西应该再度认真思考——那些曾经在你身边冷冷地说出一些真相或者真话的人，已经消失得太久了。读者也同样恍然地看到，整本书中一律将“极权主义”（并无不可但耐人寻味地）翻译为“总体主义”，包括她最著名的那本书，“总体主义的起源”。

曾看到一位在德国生活的青年发文称，汉娜·阿伦特在 1951 年前很少有作品刊出，他认为这一段流亡和适应新国家的时间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说是她人生的垃圾时间。我不同意这个评价：对于一个思考一生的思想家来说，汉娜·阿伦特会有垃圾时间？在这点上，我同意一位研究天体物理的青年的看法，说到垃圾时间，他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做生意的，我们是做研究的，我们哪里有垃圾时间？

“垃圾时间”这词流行过不短的时间，它更像是沮丧情绪的投射，或者说，一种看上去合情合理的甩锅方式——至少对绝大多数爱提这个词的人来说。一旦归因于“垃圾时间”，平庸和不思进取都可以隐匿其中。渡过真正的“垃圾时间”——你真的认为眼下就可算作“垃圾时间”吗？——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而不只是满足于将其当成金光闪闪的运气挡箭牌。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章的开头发布如下：

纳粹统治的后果：来自德国的报道

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德国就毁掉了西方社会的道德结构，犯下了无人相信可能发生的罪行，而她的征服者则把一千多年可见的德国历史埋在废墟中。随后，来自东部省份、巴尔干半岛和东欧的数百万人民涌入被奥得河—内塞河边界线截断，几乎无法维持其士气低落、疲惫不堪的人口的那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为灾难的普遍景象增添了身体上无家可归、社会上无根和政治上无权的现代特有色彩。盟军把所有讲德语的少数族裔驱逐出非德语国家的政策——好像世界上的无家可归者还不够似的——的明智性，可能会受到怀疑。然而事实是，在战争期间经历过德国凶残的人口政治的欧洲人民，一想到要在同一片领土上与德国人一起生活就感到恐惧，这种恐惧甚于愤怒。

看到德国被毁城市的景象，了解到德国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状况，这让整个欧洲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它们一起使得对上一次战争的记忆更加深刻和持久，对未来战争的恐惧更加真实。不是“德国问题”，因为它只是欧洲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问题，而是德国在物质、道德和政治毁灭上的噩梦，几乎成了欧洲人生活一般氛围中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这种摧毁和恐怖的噩梦在德国很少被感觉到，也很少被谈论。缺乏反应的现象随处可见，很难说这是意味着半推半就地拒绝屈从于悲伤，还是真正的感觉无能。在一片废墟中，德国人互寄明信片，明信片上仍可以看到已不复存在的大教堂和集市、公共建筑和桥梁。他们冷漠地穿行于废墟之中，这一点完全反映在他们对死者缺乏哀悼之情，或者对他们中间难民的命运反应漠然，或更准确地说没有反应。这种普遍的情感缺失，无论如何，这种显然的无心，有时被廉价的多愁善感掩盖，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顽固的、有时恶毒的拒不面对和对待真实发生之事最显而易见的外部症状罢了。

冷漠及其受到挑战时引起的愤怒，可见于许多不同的智力水平的人。最明显的实验是明确地(expressis verbis)说出其他人从谈话一开始就注意到的事实，即你是一个犹太人。随后通常会有一个尴尬的停顿；再然后——并不是一个个人问题，比如“离开德国后你去了哪？”；也毫无同情，比如“你家人怎样了？”——却是大量关于德国人如何受苦的故事(当然，这些都是真的，但无关紧要)；如果这个小实验的对象碰巧是受过教育的聪明人，他就会在德国人的苦难与其他人的苦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就意味着一方抵消了另一方，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更有希望的话题。同样，回避是面对废墟的标准反应。若有什么明显的反应，通常是一声叹息，然后就是一个半修辞、半沮丧的问题，“人类为何总是要发动战争呢”？普通德国人并不是在纳粹政权的行为中，而是在导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的事件中，寻找上一次战争的原因。

当然，这种对现实的逃避也是对责任的逃避。在这一点上，德国人并非孤例；西欧所有民族都有把自己的不幸归于他们无法企及的力量的习惯：这种力量今天可能是美国和大西洋公约，明天可能是纳粹占领的遗产，一周的某一天则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不过这种态度在德国最为明显，在那里难以抵抗把太阳下发生的一切归咎于占领当局的诱惑：在英国占领区，一切都归咎于英国担心德国的竞争；在法国占领区，一切则归咎于法国的民族主义；而在美国占领区，在一切方面情形都要好得多，即把一切归咎于美国人对欧洲人心态的无知。这些抱怨都是很自然的，而且他们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这些抱怨的背后，是德国人固执地不愿意利用留给他们开端的诸多可能性。这一点或许最清楚地显示在德国的报纸上，这些报纸以一种精心培育的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风格，即毁灭中的恶意喜悦，来表达它们的所有信念。仿佛德国人在被剥夺了统治世界的权力之后，钟情于无能为力，现在他们在凝思国际紧张关系以及治理事务中不可避免的错误时找到了一种积极的快乐，而无视这一切给他们带来的可能结果。对俄国入侵的恐惧并不必然导致一个明确的亲美态度，但往往会导向一种坚定的中立态度，好像在冲突中选边站如同在地震中选边站一样荒谬。意识到中立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使得它反过来不可能把这种情绪转变为一种理性的政策，而这种情绪由于其非理性，甚至变得更加苦涩。

但是，无论是面对还是逃避，纳粹罪行、战争和失败的现实，仍显而易见地支配着德国人的整个生活结构，而德国人也已发展出诸多躲避令他们震惊的各种策略。

死亡工厂的现实被转化为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德国人只是做了其他人也能做的事情(当然，有许多说明性的例子)，或者其他人在不久的将来会做的事情；因此，任何提出这个话题的人，事实上(ipso facto)都有自以为是的嫌疑。在这一背景下，盟军在德国的政策往往被说成是成功的复仇运动，即便后来证明，提出这种解释的德国人很清楚自己抱怨的绝大多数事情，要么是失败战争的直接后果，要么是在西方列强的意愿和控制之外发生的。但是，强调必定有一个缜密仔细的复仇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抚慰人心的说法，表明所有人有着同样的罪。

每一个德国人周遭遭受破坏的现实，被消解为一种反思性的，却没那么根深蒂固的自怜，一旦从美国某个主要街道上泊来的又丑又小的单层结构在一些大街上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零碎地掩饰着环境的严峻，以超现代的橱窗提供大量粗鄙的优雅，它就消散了。在法国和大不列颠，人们对战争中被摧毁的相对较少的地标所感受到的悲伤，要比德国人对他们失去的所有珍宝感到的悲伤还要大。在德国，人们夸夸其谈地说到德国将成为欧洲“最现代的”国家；然而这只是空谈，一些刚刚表达了这种希望的人会在几分钟后，在谈话的另一个转折点上说，下一场战争对欧洲所有城市产生的影响无异于这场战争对德国所有城市造成的影响——这当然是可能的，但这再一次不过是把现实性转化为可能性。人们常常在德国人关于下一场战争的谈话中发现的微弱满足感，所表达的并不是德国重新开始征服计划的险恶用心，如许多观察家所主张的那样，而只是逃避现实的另一个手段：在最终的毁灭平等中，德国处境将丧失其尖锐性。

不过，德国人逃离现实最引人注目、令人恐惧的一面，在于他们把事实当作仿佛不过是意见来对待的习惯。比如，上一次战争是谁发动的问题，本来绝非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人们的回答却出奇地多种多样。在德国南部，一位原本非常聪明的妇女告诉我说，是德国人进攻但泽引发了这场战争；这还只是诸多例子中最粗糙的一个而已。这种把事实转变为意见的做法不限于战争问题；在所有领域都有这样一种绅士协定，即每一个人都有权来展现自己的无知，借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在这背后则是这样一个默认的假设，即意见实际上无关紧要。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不只是因为它常常让讨论变得绝望(一个人通常不会随时随地带着参考书)，而且主要是因为普通德国人真诚地相信这种人人自由、这种关于事实的虚无主义相对性，正是民主的本质。当然，事实上它就是纳粹政权的一项遗产。

总体主义宣传的谎言有别于非总体主义政权在紧急情况下的正常谎言，因为前者一贯否认一般事实的重要性：所有事实都可以改变，所有谎言都可以变成真的。纳粹给德国人心灵留下的烙印主要是一种条件反射，在这种条件反射下，现实不再是不可避免的铁的事实的总和，而成了不断变化着的事件和口号的混合物，其中一件事可以今天是真的，明天又是错的。这种条件反射可能正是任何持久的纳粹灌输痕迹出奇地少的原因之一，同样也是驳斥纳粹学说的兴趣出奇地缺乏的原因之一。人们要反对的不是灌输，而是区分事实与意见的完全无能或毫无兴趣。关于西班牙内战事件的讨论，将与对民主制度的理论优缺点的讨论在同样层面上进行。

因此，德国大学的问题与其说是重新引入教学自由，不如说是重建诚实的研究，让学生直面对实际发生之事的公正叙述，清除那些已经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教师。德国学术生活的危险不仅来自那些认为言论自由应替换为独裁的人，其中一种单调的、毫无根据的、不负责任的意见垄断了所有其他的意见，而且同样来自那些无视事实与现实而确立自己的私人意见的人，这些意见不一定是唯一正确的意见，但与其他意见一样合理。

与持这些意见的人的经验的可怕相关性相比，其中绝大多数意见的非现实性和不相关性因它们于1933年前形成而明确地凸显出来。人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就是在出现任何妥协之前，在自己所持的思想和观念中寻求庇护。结果是，尽管德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但人们的言谈举止依然流于表面，仿佛1932年以来什么也没有发生过。1933年以来在德国撰写或1945以年来在德国出版的少数几本真正重要的著作，它们的作者在二十和二十五年前就已经很出名。更年轻的一代似乎麻木了，不善表达，已经无法进行连贯的思考。

一个年轻的德国艺术史家在带领观众参观柏林博物馆在美国多个城市巡展的杰作时，指出古埃及的奈费尔提蒂(Nefertiti)雕像是“令全世界都嫉妒我们”的雕像，然后继而说道，(a)甚至美国人都不“敢”把这件“柏林藏品的象征”带到美国，(b)而且由于“美国人的干预”，英国人也不“敢”把奈费尔提蒂带到英国博物馆。这两种对待美国的矛盾态度只相隔一句话：演讲者毫无信念，只是在自己的头脑中自动地搜寻，寻找可能适合于这一场合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往往具有一种老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不是直言不讳的纳粹腔调，但是无论如何，人们无法在这些陈词滥调背后发现一个一致的观点，哪怕是一个糟糕的观点。

随着纳粹主义的垮台，德国人发现自己再次暴露在事实和现实面前。但是，总体主义的经验剥夺了他们所有自发的言说和理解，以至于如今由于没有官方路线引导他们，他们可以说变得失语，无法表达思想以及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知识氛围笼罩着含混的、毫无意义的概括性，意见早在它们被认为与其相适合的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形成；人们被一种无处不在的公共愚蠢所压迫，无法对最基本的事件作出正确判断，比如，这种公共愚蠢有可能使得一份报纸这样抱怨道，“整个世界又一次抛弃了我们”——这个说法堪与恩斯特·荣格在他战争日记(Strahlungen, 1949)中盲目地以自我为中心的评论媲美，这本日记讲述了他无意中听到的被派往汉诺威附近的劳作的俄国囚犯的一个谈话：“他们中间似乎有恶棍。他们从狗那里偷食物。”如荣格评述的那样，“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印象，即德国中产阶级被恶魔控制着”。

货币改革后，德国的日常生活迅速回归正常，各个领域开始重建，这成了整个欧洲的话题。毫无疑问，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像德国人那样努力、长时间地工作。众所周知，好几代德国人都过分喜欢工作；乍一看，德国人当前的那种勤奋似乎让如下看法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即德国潜在地依然是欧洲最危险的国家。此外，还有许多激励工作的强有力措施。失业泛滥，工会的地位非常弱势，以至于工人们甚至从不要求加班补偿，而且往往拒不向工会报告这一情况；住房情况要比许多新建筑似乎表明的还要糟糕：大工业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商务楼和办公楼无疑优先于住宅单元，结果就是人们在周六甚至周日更愿意去工作，而不是待在拥挤不堪的公寓里。就像在德国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一样，在重建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恢复战前经济和工业境况的样子(往往是以一种最为壮观的方式)，而很少考虑到大多数人的福利。

然而，这些事实都无法解释为何一方面是热火朝天的氛围，另一方面是相对平庸的产量。在这一表面下，德国人对工作的态度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化。无论工作境况如何，都要寻求最终产品的卓越，这种古老的德性已经让位于纯粹繁忙的盲目需要，即贪婪地渴望每一天的每一刻都有事可做。看着德国人忙碌地蹒跚于自己数千年历史的废墟之上，面对着被毁坏的地标耸耸肩，或者在想起发生在整个周围世界的恐怖行径时愤恨不已，人们逐渐意识到，忙碌已经成了他们抵抗现实的主要手段。有人想要大声呼喊：但这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废墟，是过去的恐怖，是你已忘记的死者。而他们是活着的幽灵，言说和论证、人类眼睛的一瞥和人心的爱国，不再触动他们。

当然，这一描述并不适用于许多德国人。最重要的是柏林，那里的人民虽身处最可怖的物质性摧毁之中，仍保持着完整。我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但习俗、礼仪、言谈、待人接物在最小的细节上都与人们在德国其余地方看到和面对的截然不同，以至于柏林几乎像是另一个国家。柏林人几乎没有对胜利者的怨恨，而且显然从未有过这样的怨恨；当英国的第一次密集轰炸摧毁着这座城市时，据说柏林人爬出地窖，看着一个又一个消失的街区说道：“好吧，如果英国佬继续这样干，他们很快就得自己带房子来了。”柏林人坦率且详细地叙述着战争开始时柏林犹太人的遭遇，不尴尬也不感到内疚。最重要的是，柏林人仍非常憎恨希特勒，即便他们比其他德国人更有理由感到自己不过是国际政治中的棋子，他们也没有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而是确信自己的态度是有意义的；只要有半点机会，他们至少会付出自己的生命。

柏林人像其他德国人一样努力工作，但他们不那么忙，愿意花时间带人去看那些废墟，会有些庄重地列举那些业已消逝的街道的名字。柏林人声称希特勒从未完全征服他们，这难以置信，但似乎有点道理。他们见多识广，一直保持着幽默感以及他们特有的略带反讽的友善。人民的唯一变化——除了变得有些悲伤、不愿意大笑之外——，是“红色柏林”如今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不过在这里，柏林与德国其他地区之间又显示出一个重要的差异：唯有柏林人不厌其烦地明确指出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似性，而且只有柏林人费心地告你他们当然不是要反对俄国人民——要是人们记得占领的最初几个月发生在柏林人身上的情形，他们中许多人把红军当作真正的解放者来欢迎，以及东柏林仍在发生的情形，这种情绪就更为显著了。

柏林是个例外，但不幸的是，它并非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因为这个城市被密封了，与国内其他地区几乎没有任何交往，除了随处可见的一些人，他们因为不确定性而离开柏林前往西部地区，如今却痛苦地抱怨自己的孤独和厌恶。确实，有许多德国人“与众不同”；但他们耗尽力气也未能穿透包围着他们的窒息氛围，而完全处于孤立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今天的心理状态要比希特勒恐怖的那些年月里的心理状态还更糟糕。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出于各种理由反对政权的所有人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含糊的同仇敌忾的同志关系。他们一同希冀着失败的那一天，而且由于——除了少数众所周知的例外——他们其实并不想采取任何行动来加快这一天的到来，他们可以享受着一种半臆想的叛乱的魅力。哪怕只要想到反对的危险，就会造成一种更加令人安慰的团结情感，因为这种情感只有通过眼神或握手这样无形的情感动作来表达，它们具有不成比例的意义。从这种过热的危险亲密关系走出来，进入战后生活粗俗的自我中心和弥漫的浅薄，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种真正令人心碎的经历。(可以说，今天在东部地区，由于警察制度，这些几乎普遍受到人民的憎恶，同志情谊、亲密关系以及半说半比划的表达氛围甚至比纳粹时期更甚，因此，往往恰恰是东部地区最优秀的分子难以下定决心迁往西部。)

题图来自电影《汉娜·阿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