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0岁当住家保姆，那晚他让我陪他喝酒，第一次和58岁雇主喝断片

我把最后一只碗放进消毒柜时，墙上的挂钟敲了八下。雇主陈老师在客厅喊我：“王姐，你过来一下。”

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客厅。他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瓶二锅头，两个玻璃杯，旁边还有碟油炸花生米。“坐。”他指了指对面的单人沙发，声音有点哑。

我心里咯噔一下。来陈家当住家保姆三个月，陈老师是出了名的规矩人。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说话总带着股书卷气，从不多言多语，更别说喊我喝酒了。

“陈老师，您有啥吩咐？”我没敢坐，站在原地搓手。

他给自己倒了杯酒，琥珀色的液体在灯光下晃：“没啥吩咐，就想找个人说说话。”他抬头看我，眼里有红血丝，“我儿子今天给我打电话，说春节不回来了。”

我这才想起，明天就是腊月廿三，小年。陈老师的老伴走了五年，儿子在国外定居，一年到头家里就我们俩——他在书房看书，我在厨房忙活，偶尔在走廊遇上，点点头算打招呼。

“孩子们在外头也不容易。”我捡了句家常话，在沙发边坐下，屁股只沾了个边。

他端起酒杯抿了口，辣气直冲天灵盖似的，他却咂咂嘴：“年轻时总盼着他有出息，飞得远。真飞远了，才知道家里冷清得能听见钟摆响。”

花生米是我下午炸的，他平时不爱吃这些，说是“火气大”。此刻他捏了颗扔进嘴里，慢慢嚼着：“王姐，你家孩子呢？”

“我家小子在省城开出租，去年结的婚，今年添了个大胖小子。”说起孙子，我嘴角就忍不住往上翘，“前儿还发视频，小家伙会抓着奶瓶晃了。”

“好啊，热热闹闹的。”他给我面前的杯子倒了点酒，“尝尝？就当陪我这孤老头子过个小年。”

我连忙摆手：“陈老师，我不会喝，干活呢。”

“今儿不干活，”他把杯子往我面前推了推，“你也歇歇。我看你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比闹钟还准。”

这话戳到我心窝里。五十岁这年，老伴走了，儿子刚买房，我咬咬牙出来做保姆，就图陈家活儿轻，规矩多——不用看雇主脸色，按月结工资，踏实。可再规矩的日子，也抵不住夜里想家，想孙子那软乎乎的小脸。

我端起杯子，抿了一小口。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烧得慌，眼眶却突然热了。“陈老师，不瞒您说，我这还是头回在外头过年。”

“我懂。”他又给我添了点酒，“我老伴刚走那年，我在厨房煮速冻饺子，煮着煮着就哭了。她总说我煮的饺子皮太厚，馅太咸，可那时候，就想让她再骂我一句。”

那天晚上，我们就着碟花生米，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他说年轻时带学生下乡，在田埂上给学生讲《岳阳楼记》；我说我跟老伴刚结婚时，挤在十平米的小屋里，他给我做了个木头书架，说是“让你也当回文化人”。

他的酒杯空了又满，我的话也越来越多。说到老伴走那天，我攥着他冰凉的手，护士催了三回才舍得松，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哭得抽抽搭搭的，像个受委屈的孩子。

“哭吧，”陈老师递给我张纸巾，自己也红了眼眶，“人啊，年纪越大，越藏不住眼泪。”

后来的事，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最后看挂钟，指针指向十一点；记得他给我讲“先天下之忧而忧”时，眼里的光；记得我把酒杯碰倒了，酒洒在地毯上，他说“没事，明天我跟你一起洗”。

第二天早上，我在自己房间的床上醒来，头还昏沉沉的。身上盖着条毛毯，是陈老师书房里的那条。

走出房门，看见陈老师正蹲在客厅擦地毯，手里拿着块肥皂，一点点蹭着酒渍。晨光从窗帘缝钻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

“陈老师，我来！”我赶紧去拿抹布。

他抬头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醒了？头疼不？我给你熬了小米粥。”

餐桌上摆着碟咸菜，两个白煮蛋，小米粥熬得稠稠的，上面浮着层米油。我坐下喝粥时，他突然说：“王姐，大年初二你回趟家吧，我给你算带薪假。”

我愣了：“那您……”

“我儿子刚才又打电话，说买着票了，初二到家。”他眼里的光比晨光还亮，“正好，你也回去抱抱孙子。”

喝着粥，心里暖烘烘的。我这才明白，昨晚那顿酒，哪是喝酒啊。不过是两个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借着点酒劲，把藏在心底的孤单掏出来，晒晒太阳。

后来我总想起那个晚上，陈老师说“人老了，就怕心里的话没处说”。其实啊，不管多大年纪，不管是当老师的还是做保姆的，谁不盼着有个人，能听你说说那些没头没尾的心事，能陪你喝一杯带着眼泪的酒呢？

那天的二锅头真辣，可辣过之后，心里却松快得很。就像日子，苦是苦了点，可总有那么个瞬间，让你觉得，熬着熬着，就熬出点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