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亲督也查不动？揭秘钦案背后的“死局”

卜键

至于审案过程中的人事、人情纠葛，与世情、宦情相缠绕，从皇上乃至微末小吏，概莫能免。

——卜键

所有钦案都是错综复杂的

钦案，指帝制时代奉旨审办的案件。

本书所讨论的，是清代中期的一批钦案，起于乾隆十三年（1748），止于道光十年（1830）。其中有塌方式的通省贪腐大案，有户部书吏长期卖假照案，有贪污和凶杀纠结一体的刑事案件，也有骚扰驿站案、侵占军费案、开设赌局案、造谣诬陷案等，种种色色，无不映照着当时官场之堕落与险恶；还有几个应称为事件，如尹壮图上疏抨击时政，窦光鼐以王氏亲兄弟列会试前两名，但由于皇帝的亲自督办，搞得如同办案一样，也值得抉发和深思。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急遽变化时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夜。洋盗海盗、民变兵变、边患水患，无不与官员失去操守和责任心相关。案件发生在约二百年前，然涉案官员人等的犯罪心理和作案手法，对今天仍不无警醒作用。

办案，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环节。帝制时代，皇帝在通常情况下是当然的主角，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会关注各种案件，尤其是严惩官员贪腐。钦办案件不一定都是大案，不一定没有冤案，也不是全都会一查到底。但皇帝钦命立案，钦差大臣主持审理，也彰显了严慎求实和不徇私情的精神，体现了朝廷的权威。办案之难，难在案情繁复，而最难的则在于破除权贵、人情与金钱的重重罗网。历来办案名手，如民间所敬爱的包公、狄公，如本书中所写到的阿桂、英和、王鼎等，才智计谋固然突出，更为突出的是审办时的刚正无私。有不少案件，彰显了当朝天子的疾恶如仇和霹雳手段。如闽浙总督伍拉纳贪贿案中，受命办案的两广总督长麟多次被乾隆皇帝斥责，后来还被抄家，初看似乎有些过分，实则是乾隆已看出长麟意图大事化小、草草结案的倾向。钦办的“钦”字，本有谨慎、戒慎、严正、庄重等义项，对审理案件的大臣自具一种威慑力。

本书是我研读清朝历史的一个意外收获。

十余年间，由于工作岗位的改变，我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清代中期，撰写出一些论文和专著，不少涉及皇帝钦命办理的案件。清代有所谓“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负责不同案件的审理，各有侧重；而宗人府、内务府、理藩院、步军统领衙门等也都具有办案职能。至于钦办案件，则是由皇帝指定朝中大员主审，上述衙门只是支持配合。更多的情况是由朝廷派出“专案组”，通常满汉侍郎各一人，再根据案情，从相关部院选带一些干练司员。审理的每一步进展，主审官都要密折奏报，而皇上阅后也会迅速作出批示，由军机处字寄发回。审结之后，“专案组”拟出处理建议，经大学士、九卿等合议，最后呈送皇上批朱结案。

贪污腐败是人类社会的痼疾，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任何体制下都可能发生；而通过查办案件惩治贪赃枉法，提振民心，是政治也是法治的责任。本书涉及的三位清代帝王，乾隆是一旦出手就盯住不放，务求查办彻底；嘉庆则酷爱分析案情，感觉颇准，往往一发必中；而道光处于风雨飘摇之世，对贪腐官员更是痛恨有加，处理边疆问题也显得格外审慎。通过书中的钦案，常也能看出朝政的走向，看出当朝皇帝的性格特征。

检视这些钦案，又无一不是错综复杂的。英察果决如乾隆帝，凡遇贪污必下重手，全不管犯官是否出身宗室、爱新觉罗，曾有多大功劳；而其所信任的旧仆、宠臣也难免贪贿，在处置时便显得雷声大、雨点小，还曾为和珅洗地。力图挽回颓势、心机细密如嘉庆帝，追究冒支军费，追查匿名黑帖皆不遗余力，务求真相水落石出；而查赌查到内阁首辅尤其是国丈、国舅头上，便有些面子上挂不住，反把积极查案的借故收拾一顿。简朴勤政、忧国忧民如道光帝，坚持调查德清凶杀案之沉冤，惩治收受贿赂、包庇遮掩的地方官，而对户部私刻公章卖假照的大案，也是仅抓出一批小鱼小虾。至于审案过程中的人事、人情纠葛，与世情、宦情相缠绕，从皇上乃至微末小吏，概莫能免。

钦案亦随时代。同样是贪赃枉法，同样的奉旨办案，因年代推进、帝王个性差异而有所不同。乾隆晚期发生了几件震动全国的贪腐大案，如甘肃的捐监案、福建仓库亏空案，牵涉极广，通省大吏与道府州县大多陷入，令人感慨扼腕，也反映了官僚系统的整体堕落。但说到底还是与体制和朝廷导向相关，正因先有了以钱买官的捐纳制度，才会有当日的假捐，以及数十年后道光朝的假照案。乾隆好大喜功、收纳贡献，引领了从上而下的奢华聚敛之风，而他眼里不揉沙子，断然处置，首恶与胁从皆办，一案即诛灭五十多名官员，有壮士断腕的气魄，也有反思精神。嘉道两朝皆崇尚简朴，不许臣下进贡，但侵冒挪移的手法花样翻新，军费中的余平，河工中的花账，赈灾时的瞒报冒领，都很常见。山阳知县王伸汉设计杀死查赈委员，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乃因大多数官员的选择是同流合污。比贪污冒滥更普遍也更严峻的情形，是官员的淡漠与荒怠，是政府不作为和不顾百姓死活。嘉庆曾说“因循疲玩，交接逢迎，各省皆然”，痛心疾首，下大力气整治，未见有多大成效。权力下移也是贪腐的表现，各地官署的幕友、家人、长随，部院衙门的书吏、经承、莫即戈（负责听信和传事的胥役），成为活跃的群体，上下其手，越来越胆大妄为。同样是书吏，嘉庆间兵部丢失行印，他们还只是联手欺瞒；到了道光间，便胆敢私刻官印，私制公文，公然买卖假照。此时英军的炮舰已渐渐逼近，清朝也不乏清醒明干之士，如林则徐、邓廷桢、姚莹。道光帝也力图振作，而总的颓势已成，每况愈下。

士习与民风，是一个时代文明进步的标尺，是国家的软实力。乾隆六十年（1795）四月，乾隆帝于殿试前发布制书，提出“以唐虞三代之心为心，以唐虞三代之治为治”，特别强调了端正士习的重要性，谕曰：

民风多随乎士习，

士习可验于文章。

士习，亦作士风，指士大夫、读书人引领的道德风尚。钱穆先生讲中国历史，指出士乃四民之首，“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实为精彩之论。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也是复杂的，而读书人的作用，移风易俗的努力，任何时代都不应缺乏。

是为序。

注：本文为《庙堂之蠧：钦办案件中的清代官场生态》序言，卜键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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