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指出,如果伊朗权力更替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准世袭化”,无论其程序上如何包装,都将对国家治理预期、资本信心乃至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但是,也需要保持客观冷静。制度标签本身并不必然决定经济结果,关键仍在于后续政策是否保持理性与可预期。如果未来伊朗新领导层能够释放出更强的经济务实信号,例如稳定能源供应、改善营商环境、保持对外经贸通道畅通,那么部分市场担忧是有可能被对冲的。但从纯粹风险管理角度出发,当前阶段全球投资者提高对伊朗相关资产及中东风险敞口的审慎程度,是可以理解的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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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清辉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
在当前中东局势高度敏感的背景下,围绕伊朗最高权力交接的各种讨论迅速升温。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卡茨近日更是公开释放强硬威胁信号,而伊朗方面则加快新任最高领袖遴选进程。外界尤其关注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这一关键人物。作为长期研究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我认为,如果伊朗权力更替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准世袭化”,无论其程序上如何包装,都将对国家治理预期、资本信心乃至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必须承认,任何国家都有自身政治制度选择权,但从经济运行规律看,权力高度集中且带有家族延续色彩的安排,往往容易引发三类风险。第一是合法性风险。当最高权力更替被市场和社会视为路径封闭、竞争不足时,制度公信力容易受到侵蚀。资本最忌讳不确定性,一旦外界形成“权力内循环”的预期,长期资金往往会提高风险溢价要求,甚至选择观望或外流。第二是治理激励扭曲风险。世袭或准世袭结构下,权力约束机制通常相对弱化,决策更容易受非市场因素干扰,从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第三是外部冲突放大风险。在当前地缘政治高压环境中,任何被解读为权力集中强化的信号,都可能被对手视为更强硬路线的延续,从而加剧地区对抗预期。
从经济层面看,若市场普遍形成“权力交接封闭化”的判断,伊朗资产价格波动性大概率上升。首先体现在汇率与资本流动层面。历史经验显示,当政治不确定性上升且制度弹性不足时,本币往往承压,企业外汇需求上升,跨境资本更趋谨慎。其次体现在能源投资预期。伊朗经济对油气高度依赖,而能源开发属于典型的长周期、重资本行业,最依赖政策连续性与制度透明度。一旦国际资本对治理结构产生疑虑,新增投资决策往往被推迟甚至取消。再次是民营部门信心。企业家群体对制度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如果预期政策讨论空间收窄,企业扩张意愿通常会趋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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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方面称哈梅内伊告别仪式被推迟,此前消息称其将被安葬在出生地马什哈德,其子或成为下一任伊朗最高领袖
更值得警惕的是“风险溢价链式传导”。在全球资金高度联通的今天,中东地缘政治风险一旦重新定价,不仅影响伊朗本国,还可能通过油价、航运保险、区域安全成本等渠道外溢,推高全球通胀预期,并加大新兴市场资产波动。对依赖能源进口的经济体而言,这种冲击具有典型的输入型特征。
但是,也需要保持客观冷静。制度标签本身并不必然决定经济结果,关键仍在于后续政策是否保持理性与可预期。如果未来伊朗新领导层能够释放出更强的经济务实信号,例如稳定能源供应、改善营商环境、保持对外经贸通道畅通,那么部分市场担忧是有可能被对冲的。但从纯粹风险管理角度出发,当前阶段全球投资者提高对伊朗相关资产及中东风险敞口的审慎程度,是可以理解的市场行为。
综合来看,我的核心判断是,在高度紧张的地缘环境下,任何带有“权力路径收窄”观感的安排,都会被资本市场放大解读。对伊朗而言,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形式上的人选之争,而是如何向国内外清晰传递治理稳定、政策可预期与经济优先的信号。否则,一旦外界将此次权力更替固化为“准世袭”叙事,其带来的风险溢价上升,可能远比短期政治博弈本身更具长期经济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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