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为什么要与以色列为敌？

这个问题可能让一些人感到奇怪，毕竟在长达两代人的记忆里，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就没好过，隔三岔五就有伊朗领导人放话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以色列也把伊朗看作是最大对手，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不共戴天的世仇。但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远不是这样。历史上的波斯人与犹太人无冤无仇，甚至倒还有恩。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曾颁布法令，将流亡在巴比伦的犹太人送回应许之地，让他们重建圣殿。尽管这未必是特别优待，因为他对治下的不同民族和文化都一视同仁地宽容，但这足以让犹太人尊他为一位公正的君主。这并只是他心血来潮，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犹太人一直在伊朗的土地上平安度日，没有遭遇过欧洲那样的反犹迫害。1948年以色列独立后，有十多万犹太人从伊朗移居以色列，他们既未被阻止离开，也没被强制留下，至今仍有2万多人留在伊朗，可见至少处境不算太差。1948-1978年间这三十年，是两国的蜜月期。虽然曾投票反对以色列加入联合国，但在所有穆斯林国家中，伊朗差不多是最早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的，只比土耳其晚了一步。
作为一个波斯人为主体的国家，伊朗在两三千年历史上的死敌是希腊、罗马（以及后来的东罗马）、阿拉伯、土耳其，犹太/以色列根本算不上。战后，对当时巴列维王朝治下的民族国家来说，以色列是可以用来制衡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的盟友，而对苦于应对阿拉伯国家敌对海洋的以色列来说，伊朗哪怕只是中立，也足够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13国联军一起进攻以色列，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卷入其中（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和南也门之所以不在其中，只是因为当时尚未独立建国），然而伊朗和土耳其一样袖手旁观，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阿拉伯国家，不受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在那之后的十年间，两国关系愈发密切，伊朗堪称中东最亲美亲以的国家之一（或许可以把“之一”都去掉）。现在已难以想像的是，当时在德黑兰和特拉维夫之间有直飞航班，以色列不仅购买了大量伊朗石油，还派出大批农业专家和工程师协助伊朗实现现代化，训练伊朗军警，1977-79年间两国甚至有机密的联合军事项目“花计划”，共同研发新型导弹。1979年之后，这一切就都戛然而止了，几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新的神权共和国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公开呼吁摧毁这个犹太国家，不但与之断交，废止双方所有协议，连商业关系都切断了，两国相互敌对至今。最高领袖霍梅尼指责以色列的存在是对神圣秩序的侵犯，激烈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宣布每年斋月的最后一个主麻日为“圣城日”，号召全球穆斯林团结起来，反对以色列，因为耶路撒冷的“解放”是所有穆斯林的宗教义务。继任的哈梅内伊对以色列的言辞抨击甚至更为严厉，多次将以色列称为“恶性癌肿瘤”，必须“被切除、根除”。2013年，他坚称以色列是“一个非法政权”，由“不可接触的疯狗”统治，“注定失败和灭亡”；两年后，他宣称“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将在25年内覆灭”，在此期间，“战斗精神、英雄主义和圣战精神将让它不得安宁”。伊朗一个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垃圾箱设计对以色列来说，这是地缘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动。大致来说，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主要对付的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敌意。打了四次中东战争，终于迫使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坐下来和谈。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亲赴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贝京会谈，第二年，两人由于划时代的和平协议而同获诺贝尔和平奖。当时的以色列和美国都清楚，“没有埃及就没有战争”，因为没有埃及这个带头大哥，阿拉伯国家就很难再联合进攻以色列。确实，在那之后，除了1982年黎巴嫩的局部战争、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萨达姆扔点导弹之外，阿拉伯国家总体上对以色列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了，伊朗才是那个新出现的大敌。两国第一次发生冲突，是在1982年的黎巴嫩南部。当时以色列军队越境干预黎巴嫩内战，为抵抗其入侵，当地什叶派民兵武装应运而生，这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真主党。对伊朗来说，这是“输出革命”的历史性契机，霍梅尼下令伊朗革命卫队前往贝鲁特南郊，支持同为什叶派的抵抗力量。这种代理冲突在起初只是低烈度的“打暗拳”，但不出十年，两国的敌对公开化了，原因是地缘政治的一系列大变动：1988年，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九年的最后一批苏军撤退，这让伊朗大受鼓舞，相信“抵抗终将战胜大国”；与此同时，延续八年的两伊战争虽然以双方两败俱伤告终，但伊朗自可宣告胜利。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惨败，无形中减轻了伊朗的压力，而1991年苏联的解体，又减少了大国在背后的制约，伊朗和以色列都变得对彼此态度更为强硬。在那之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格局：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已大大和缓，就算还有外交上的口水战，至少大规模战争是打不起来了；反倒是伊朗接过了反对以色列的大旗，但这到底是为什么？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主要在什叶派势力地带实际上，伊朗内部对此也有不同声音。2021年，前总统阿里·拉夫桑贾尼的女儿法泽·哈希米·拉夫桑贾尼（她是伊朗议会成员）曾说：“伊朗必须重新评估与色列的关系，这一立场已经与时代潮流不相符。”她还对比指出，车臣的穆斯林也受俄罗斯打压，但伊朗却与俄关系密切。言下之意，为什么伊朗就非得因为巴勒斯坦人而和以色列交恶？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是将以色列看作是一个普通国家，其实接近于1979年之前伊朗对以色列的看法。在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致力于建设的是一个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那双方确实谈不上有什么非得你死我活的矛盾，然而，1979年以来的伊朗，究其本质，其实是一场革命运动，国家本身是用来支持其革命事业的，这样一来，在其意识形态的棱镜中，与以色列的斗争乃是合法性的重要根基，还能在穆斯林世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伊朗反以，其实和此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反以很不一样。别看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打了四次中东战争（加上1982年的黎巴嫩则是五次），但其矛盾说到底是民族利益，那至少还是可以谈的；但伊朗与以色列为敌，却是神学家以人民的名义，是意识形态上的绝对不兼容，至少在其框架内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哪怕本来就有矛盾的，意识形态也会使双方关系复杂化。波斯人一直与阿拉伯人有很深的历史恩怨，在1979年之后仍然与沙特是地缘政治死对头，但那已不完全是因为民族矛盾的，更多的倒是因为伊斯兰革命想要推翻君主制的信念让海湾君主国如临大敌。伊朗内部分离主义势力这个神权政体之所以与以色列为敌，不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且也需要一个外部仇敌来为这个内部纷繁多元的国家提供凝聚力，为不同势力赋予一个同仇敌忾的目标。在这一意义上，以色列对它而言不是一个国家，而更类似于“邪恶的境外势力”和替罪羊的混合体。对以色列来说，要应对这样的敌手，首要的目标其实和上一次对付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样：迫使对方承认无法在军事上消灭自己，不得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然而，对伊朗来说，这要比埃及、沙特和巴勒斯坦更难，因为那并不只是停火（且不说外交承认），还意味着一场意识形态危机。虽然眼下还不清楚伊朗是否会“告别革命”，但不论如何，形势比人强，原先的“输出革命”是走到头了，伊朗哪怕不情愿，也得承认无法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嘴上尽管说狠话，但最根本的是把目光从外部收回到内部，伊朗自身从“一场革命运动”变成“一个普通国家”。你死我活的那种斗争时代过去了。让别人活，也让自己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