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治不治不要紧，国是一定是要亡的

元顺帝至正四年五月（公元1344年），黄河在山东曹县白茅堤发生大规模决口，导致了豫东、鲁西南等地尽皆陷入洪流之中，平地水深达到了两丈有余，民众饱受水患之苦。

按说黄河决口在历史上也不是一次两次，每次都是决口后，当朝统治者派人治水。

可出乎预料的是，这次黄河决口后，元顺帝召集朝臣开会，会议商量下来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一个是主治派，为首的是元丞相脱脱，另外一派是摆烂派，主张放任不管。

图|元顺帝

出奇的是，当时朝廷主张摆烂的特别多，这些蒙古统治者在进入中原以后，似乎并不把中原当成是他们的家一样，他们认为黄河水患基本上没两三年就要闹一次，你不去治理，自己也能好，何必去费工夫。

脱脱的声音，一开始就被淹没其中。

一直到六年后，元顺帝才下定决心要治理黄河。

1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谈及此次黄河泛滥，有这样一句评价：

“客观的讲，在这样一件事上，就维护元朝的统治而言，主要修的不一定是忠臣，反对修的也未必就是奸臣，其中奥妙何处？要到七年后才会见分晓。”

当初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理解其中深意，一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这个“母亲”一直以来脾气都不算太好，根据史料统计，黄河在2500年时间里面，发生大的改道就有26次之多，决口泛滥1593次，平均两三年就要来一次。

“母亲河”之所以脾气不好，和黄河生态环境被破坏有很大关系。古人治理水患，条件和手段也比较单一，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理。

蒙古人南下建立元朝以后，黄河其实有很多年都没有发过大规模的水患，综合来看，主要是因为蒙古人的经济政策比较多，对农业上的依赖大为减少，减少了沿河开垦对黄河施加的压力。

不过，这并不代表没有问题，因为黄河水患的问题是历朝历代累积下来的。

后来终于在1344年这个时间档口爆发了。

据《元史·河渠志》记载，这次水患导致黄河主河道南移，夺取了泗水、淮河的部分河道，直接注入黄海。这不仅是河道变迁，更是生态灾难：洪水摧毁了华北平原的核心农区，数百万亩良田被毁，数十万民众丧生或流亡。灾区饥荒蔓延，百姓“易子而食，啃树皮草根”。

在当时不少蒙古统治者得过且过的时候，丞相脱脱力排众议，力主修河，终于在1351年，脱脱说服了元顺帝。

当然，脱脱之所以能说服多数人，主要是因为黄河水患已经严重影响了元朝经济命脉，因为此次黄河决口冲毁了京杭大运河会同通河，导致了南北漕运的中断。

脱脱力排众议，任都漕运使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负责治理黄河。

应该说，贾鲁这个人脱脱还是选对了。

图|元丞相脱脱

贾鲁是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他在仔细勘察了地形以后，提出“北堵南疏”的策略，考虑让黄河回归故道。

为了治理黄河，元廷征发了民工15万，军士2万，在贾鲁的安排下，整个治河工程仅190天就完工，决口的黄河不再泛滥，故道又开始畅通。

应该说贾鲁的治河还是非常成功的，他的治河成就也受到了当时人以及后世极高的评价，世称“贾鲁治河”，人们为了纪念他，山东、河南有两条河均名贾鲁河。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贾鲁治河却埋下了元朝灭亡的种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2

民国时期一个叫韦光周撰写的《民国界首一览》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

当年贾鲁在治理黄河期间，曾考察颍河沿岸，后来就走到了一个叫刘福通的家里面，刘福通家在界首当地是一个很有名的富户，家财万贯。

图|贾鲁治河

这个贾鲁在刘福通家的时候，看到了他家里有一株珊瑚树十分漂亮，就想据为己有，刘福通自然不干。

被刘福通拒绝以后，贾鲁十分生气，他毕竟是朝廷的大官，有的是办法治理刘福通，后来他一合计，干脆提出拓宽颍河河道，因为贾鲁制定的办法是北堵南梳，所以要势必就要强行开挖颍河南岸。

这样一来，刘福通家原本在颍河南岸的田都会淹到水里去。

刘福通自然不干了，但他胳膊又拗不过大腿，于是干脆就反了。

（也有资料说贾鲁强行索要刘家珍兽白鹿未得逞）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刘福通在颍州（界首）率部众起义，刘福通这么一起义，四方群起响应，掀起了元末农民起义轰轰烈烈的大旗。

那么，贾鲁强行索要刘家的宝贝，到底是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呢？其实很难说，不过客观来看，却反映了当时一个客观的事实

河虽然治好了，但老百姓却并不满意。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也写了这一点：

另一个是淮河沿岸遭遇严重瘟疫和旱灾，对于元政府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反正饿死病死了就没麻烦了，当然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皇帝（元顺帝）要下诏赈灾，中书省的高级官员们要联系粮食和银两，当然了自己趁机拿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赈灾物品拨到各路（元代地方行政单位），地方长官们再留下点，之后是州、县。一层一层下来，到老百姓手中就剩谷壳了。然后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们上书向皇帝表示感谢，照例也要说些感谢天恩的话，并把历史上的尧舜禹汤与皇上比较一下，皇帝看到了报告，深感自己做了大好事，于是就在自己的心中给自己记上一笔。

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大家都很满意。 但老百姓是不满意的，很多人都不满意。

刘福通的那个故事，虽然不知道真假，但却充分反映了一件事，就是当时元帝国的官员对老百姓的盘剥，基本上都已经到了骨子里。

贾鲁治河虽在技术上成功，但政治上彻底失败。

一方面，元廷治理黄河，需要征调大量的民夫，因为工期紧迫加上环境恶劣，参与工程的民夫倍受压榨。根据史料记载，民工每日劳作十余小时，食不果腹，许多人病死、饿死或被虐死。

另外一方面，元廷治理黄河需要一大笔资金，而这笔钱元廷的那些贵族们肯定是不会出的，这部分的压力自然又转嫁到了百姓身上，而灾区民众本已经饱受水患，更兼还要承担繁重的税赋，最终导致家破人亡。

综合来看，公元1344年这次水患，暴露了元廷无能，动摇了他们统治合法性；治河工程则提供了起义的直接契机，加上水患制造了大量灾民和流民，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起义的主力。

3

元朝统治之所以迅速崩溃，源于其统治方式的全面落后——它的本质上仍是一个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游牧政权，未能成功转型为成熟的农耕文明中央集权帝国。

这种落后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上，更体现在民族政策、经济管理、科技文化、行政效率等各个层面，最终导致民心尽失、国力枯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元朝从未完成对汉地社会的完全整合。

元朝法律明文规定采取四等人制，即蒙古人 > 色目人（中亚人） > 汉人（原金朝统治区汉人） > 南人（原南宋汉人）。

同一罪名，蒙古人可赎铜免刑，南人则加倍处罚；蒙古人殴汉人无罪，汉人殴蒙古人则死罪。

这种公开的种族歧视法在中原王朝史上绝无仅有，它彻底摧毁了汉族士大夫的忠诚，也让底层汉人、南人彻底失去对政权的认同感。

除少数投降派（如刘秉忠、许衡）外，大量士人采取“隐逸”“出家”“不仕元朝”的态度。郑所南画兰花“露根不画土”，文天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等，都反映了汉族精英的普遍拒斥。

也正是基于此，元朝统治上只能依靠盘剥残酷压榨底层民众，而不是采取安抚政策。

事实上，在韩山童、刘福通起义之前，元朝就爆发过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

综合来看，公元1344年这次水患，是元朝结构性危机的一次统一爆发。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即便是没有1344年这次水患，元朝也会亡，只是亡的早晚的问题。

回到贾鲁身上来，其实还是有些遗憾的。

贾鲁治河本意上是好的，这一点在历史评价中其实并无太大争议。

贾鲁作为一位精通水利、熟读宋金治河旧案的汉人技术官僚，其《河防述》一文和治河方案本身都体现了高度的专业性：他提出“疏浚南河、堵塞北流、归故道入淮”的整体思路，工程设计合理，从纯技术层面看，这是一次高效而成功的应急水利工程，甚至可以说是元末最接近“正确决策”的一次大型公共工程。

可好意图在元末的政治土壤里注定要结出毒果。

元廷把一场本应以赈济、移民、安置为主的灾后重建，硬生生变成了“以役代赈”的残酷劳役。最终彻底导致了民心尽失，韩山童、刘福通原本计划在1351年秋季起义，却因为治河征发而提前在5月爆发，而最初参与起义的人中，不少都是元廷征发参与治河的民工。

黄河虽暂时被堵住了，但民心却彻底决口了。

在治河工程完成后两年，贾鲁病逝，一说他是忧愤而死，一说他是病逝于讨伐农民起义的军中。

好在一点是，贾鲁身后还留了不少贤名，后世对他治理水患评价颇高，不少治水的办法至明清时仍然实用。